從商周調色器到清仿定窯白釉四足爐
——乾隆四柱形器造型溯源
杜文
陝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陝西省文物鑑定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2013年，北京故宮舉辦了“潔白恬靜—故宮博物院定窯瓷器展”，展出品除了唐至金代的定窯瓷器，還包括元明清時期的仿定窯白瓷製品，其中一件清乾隆時期仿定窯白瓷以奇特造型引起筆者興趣，這件白瓷的全稱是“清乾隆仿定窯白釉凸蟠螭紋獸耳活環四足方蓋爐”（圖1-1）。
圖1-1 清乾隆仿定窯白釉凸雕蟠螭紋獸耳活環四足帶蓋方爐
同樣的四柱（足）式爐造型，在清乾隆時期的碧玉和白玉中也有表現，使得筆者對該奇特造型的來源產生興趣，並通過查找溯源，發現乾隆四柱形爐造型來自對商代到西周初期的銅質四柱形調色器的摹古，並將這類四柱形樣式延伸到同時期的玉雕製品爐、瓶、盒中。下面我們通過對不同演變時期的四柱形器加以賞析並探求其變化。
清乾隆仿定瓷胎與玉質四足（柱）形器
清乾隆仿定窯白釉四足方蓋爐：
即故宮定窯瓷器展上陳列的白釉四足方蓋爐，此爐系清宮舊藏，口徑5.6—13釐米，高11釐米，無款。造型以四足（柱）式長方形爐為主體，四足均為圓柱形，足端較小，其四足之上各有圓柱形，圓柱形上劃花，四方形的爐體自口部向下塑造出三道箍稜，把腹部分割成上下兩組，圖案模仿古代青銅器裝飾，上腹為凸印的蟠螭紋，下腹為凸印環帶紋，當然這種模仿青銅器紋樣帶有清代摹古之風，並未逼真臨摹商周青銅器紋飾。爐體兩側有獸頭形爐耳，獸頭吐舌並掛有活環裝飾。爐蓋與爐體對應，為四柱形的平頂式蓋，蓋鈕為蟠曲昂首、張口露齒的雙角五爪龍，顯示了景德鎮御窯廠仿古瓷帶有清宮御用瓷的濃重皇家風格（圖1-2）。
圖1-2 爐蓋龍鈕
清乾隆玉雕四柱式香具：
這種四柱形白玉製品在北京故宮藏乾隆時期玉雕中也有表現（圖2），在乾隆時期玉雕碧玉製品中亦有，同樣造型的四足爐與四聯瓶、四聯盒共同組成瓶爐三事，即專為焚香雅趣製作的香爐、香合（盒）、箸瓶，其中箸瓶用於放置撥火用的金屬製香匙與香箸。
圖2 清乾隆玉雕蟠螭紋獸耳活環四足帶蓋方爐
以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組四柱式青玉瓶爐盒三事為例（圖3），爐高15.2釐米，長14.9釐米，寬8.2釐米，瓶高13.1釐米，長寬均4釐米，盒高4.2釐米，寬6釐米。爐作四柱（管）相連式樣，蓋頂雕鏤龍形鈕，龍的四爪伸向蓋的四角。蓋頂的四柱上端各雕一小螭，爐身刻橫向交錯的龍紋，龍身細長無足，爐身下部兩端各刻一篆體壽字，四柱（管）上亦刻篆體壽字。爐身兩側為龍耳，並帶有活環。瓶也作四聯式，頸部修長並飾有蟬紋。四柱上雕刻有弓形龍紋。盒造型也作四聯柱方形，足相應較矮。
圖3 清乾隆青玉四柱式瓶爐三事（香具一套）
這種四聯（或稱四足、四柱）造型的乾隆時期玉器，不僅故宮有存世品，在故宮之外也有傳世，舉例而言，西安博物館就收藏有清代青玉四柱式玉瓶與與白玉盒各一。
清代青玉龍紋四柱式瓶：
高13釐米，口長3釐米，口寬2.5釐米，腹長4.9釐米，腹寬3.3釐米，1980年西安市徵集（圖4）。器身似四瓶相聯，口、頸、腹及足的平面呈凸圓角方形。瓶的中心由口至腹管鑽成上下等圓的直筒腔，圓唇，長頸，硬折肩，直腹，高卷足。口沿四角各飾一朵陰刻捲雲紋，頸下部一週變形蕉葉紋，肩部飾雲雷紋，上腹七條蛟龍盤繞，下腹飾變形蕉葉紋與如意雲頭紋。玉色碧綠，細膩堅硬。
圖4 清代青玉龍紋四柱式瓶
清代白玉四連盒：
長7釐米寬.6釐米高4釐米，1983年西安市徵集（圖5）。盒體方形，四角鼓凸呈柱狀，盒底為隨形圈足。盒由蓋、身兩部分組成，蓋與底子母扣。蓋面微隆，四角依盒形飾四朵如意紋，再以直線相連，其內圖案由如意紋與變形如意捲雲紋構成，紋飾線條均為鏟地陽線，有立體效果。如意雲紋是指如意柄端紋，俗稱如意頭紋，形如靈芝、雲朵。“如意”是一種法器，梵語稱阿那律。宋吳曾《能改齋漫錄·如意》、《釋氏要覽·道具》均有記載。原佛教講經時持如意，記經於上，以備遺忘。近代的如意，因其名喻吉祥，僅以供玩賞，如意紋變形為雲紋，稱之為如意雲紋，寓意為“如意高升”。
圖5 清代白玉四連盒
箸瓶、爐、盒三件組合的所謂“瓶爐三事”最早在繪畫上見於山西省博物館所藏元至正時期《祇園大會圖卷》，雖然明清時期線香流行，但主要適用於焚燒丸香、香塊等香料的這種“瓶爐三事”組合仍有傳襲，如《明集禮》卷三七上“明器”條錄明代開平忠武王之葬墓中器玩九十件，其中即有香合一、香匙一、香筯二、香匙筯瓶一。而清代乾嘉時期的《倦勤齋陳設檔》記錄了故宮倦勤齋的西稍間寶座其右設香幾，几上陳設有“青白玉有蓋爐瓶盒一分”，顯示了清帝對香事和香具的喜愛，以瓷、玉製作相關器具亦屬自然。而且從故宮及西安收藏的同類青玉和白玉四柱形器紋飾比較，構圖大致相同，但是在填充的蟬紋、龍紋等裝飾細節上有一定差異，乾隆時期仿定窯四柱形爐更有自身摹古特色，顯示乾隆時期在製作這類四柱形器大致遵循了一定的造型，但也有個體制作差異。
與商周四柱式調色銅器比較
陝西曆史博物館梁彥民先生曾撰文《殷周時期青銅調色器小議》，介紹了殷周青銅器中有一類形制奇特的四柱形器，一般認為這是一種古代用來調顏料的器物，稱為調色器。
1972年安陽殷墟AGM82商代墓出土的四柱形銅器（圖6），高7.2釐米。類似的器物在商周青銅器中還有一些發現，這些器物在形式上雖然有一些差別，但其共同點是作四柱形器，器體大致相同，四角皆連四圓筒，中部有上下貫通的大圓孔。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館也有類似銅器藏品，高16釐米。
圖6 1972年安陽殷墟AGM82商墓出土四柱形銅器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一件三筒形銅器，通高7.5釐米。三角形，只有三個圓筒，器壁有半環形鋬。圓筒上有蟬紋、蕉葉紋，有銘文“乍且戊”三字。有學者考證其紋飾及銘文是後人偽刻的。
1993年洛陽林校西周車馬坑出土的西周人形四柱形銅器（圖7），高15.5釐米，鼻樑寬高，頭頂似戴小圓帽或盤發，兩面人的雙手分別置於四筒的連接臂上，作支撐狀。四個管壁上均飾陰刻線紋。自雙面人頭頂正中至器底也有一個貫串的小孔。出土時管內有朽木，殘高5釐米，因此學術界有人提出這種四柱形銅器可能並非調色器的觀點。
圖7 西周四柱形銅器 洛陽林校西周車馬坑出土
1966年12月在岐山縣賀家村西周早期墓葬中出土一件四柱形調色器，通高15釐米（圖8）。這是件方體器物，空腔，中部有一圓孔上下貫通，四角各連一圓筒形器，圓筒下部為乳狀實心足。器前連接一昂首帶角牛頭。器身左右各有一個半環狀的耳，上部裝飾著獸頭。方形的身體由四個桶狀器組成，出土時桶形器中殘留有礦物質粉末，推測它是用來調製顏料的器物。從同出的其它青銅器上的銘文可知，這些器物屬於西周初年一個史官家族，為周康王時期擔任“作冊”一職的周文王之子畢公高的屬吏或其後裔嫡族擁有，下限不晚於周穆王時期，詳細考證參見《文物》雜誌1972年6期發表的《岐山賀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這件調色器為了解西周時期史官書寫工具提供了很大幫助。廣州文物商店曾收藏一件獸形四柱形調色銅器，形制與賀家村這件銅器基本相同。
圖8 西周早期牛首四足形銅調色器 陝西岐山縣賀家村西周墓葬出土
梁彥民先生撰文中介紹，國外收藏許多青銅調色器中都殘留有顏料的沉澱物。賀家村獸形四柱銅器“出土時，器內留存礦物粉末”；故宮藏銅器“在器物的長筒內還遺留著不同的顏色。”更為可貴的是，牛津大學曾對一件國外收藏的調色器中殘存的顏料做過分析，得出“白色物為氧化，或炭化鈣；黑色物為碳黑，或石墨；紅色物為氧化鐵；綠色物為銅礦的混合物”的結論。因此從現有材料來看，青銅調色器出現在殷墟至西周早期。西周早期之後，在考古工作中還沒有發現過類似形制的器物。
西周時期還有牛形四管樣式的玉雕調色器，並與動物造型相結合，應是在四柱形銅器基礎上的造型演進。洛陽北窯西周墓地位於洛陽老城北郊，出土玉器即包括牛形四管式調色器、柄形器、戈、鏟、璜、觿、魚、鳥、蠶等。其中的牛形四管式調色器（M14：8）於1964年出土，灰白色玉，圓雕作伏臥狀。牛頭向前伸，其上有黑色斑紋。牛身作方形，飾捲雲紋，背部寬平，雕琢有4個圓洞，作調色之用，出土時圓洞內尚殘留硃紅色顏料。高4.5釐米，寬5釐米，長11釐米。白色帶黑斑。圓雕，呈伏臥狀。牛頭伸出，兩側有耳，刻劃牛角，臣字形眼。下刻捲曲的腿，背部寬平，並排四個圓管形的調色池（圖9）。
圖8 西周早期牛首四足形銅調色器線描圖 (1).
圖8 西周早期牛首四足形銅調色器線描圖 (2)
圖8 西周早期牛首四足形銅調色器線描圖（3）
圖9 西周牛形四管式玉雕調色器
通過商周時期四柱形器的演變可知，這類銅器造型在商代到西周早期流行，對於推崇三代銅器的清乾隆皇帝而言，能如此準確製作四柱形爐，並加以將四柱形造型推廣到瓶與盒，共同組成瓶爐盒三事組合，可能有商周時期四柱形銅器作為模仿的母形，筆者在《西清古鑑》等古籍中未查到四柱形器造型，或有同類造型在宋代以後的博古類書籍中收錄或有實物曾存於清宮。
曾現身雍正畫作之疑惑
從現存多種乾隆仿古四柱形器可知，乾隆時期在陶瓷和玉器上都對商周四柱形調色器加以模仿。但是北京故宮藏雍正時期宮廷繪畫上竟也有四柱形爐現身。
北京故宮藏有《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屏》共12幅，因畫幅中有雍正皇子時期“破塵居士”名號落款的條幅，曾一直被誤定為《胤禛妃行樂圖屏》。朱家溍先生據內務府雍正朝檔案考證，其“只是美人絹畫十二張而已。”因此將其更名為《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屏》。這12幅工筆畫為圓明園舊物,原張貼於圓明園福海深柳讀書堂內陳設的圍屏上,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傳旨將其從屏風上拆下,“著墊紙襯平,各配做卷杆”。
圖10 清雍正時期佚名《雍親王題書堂深居圖屏》之博古幽思，北京故宮藏
從畫面上可見，仕女依坐於斑竹椅上，身側環繞著陳設各種文玩器物的多寶格，多寶格和身旁的几案上擺放多種瓷器和青銅器，這些博古之物我們今天可作辨識，如正面多寶格最上方陳設的“汝窯橢圓形水仙盆”，畫面右側多寶格上陳設宣德寶石紅釉僧帽壺，以及青銅鐘、觚、扁壺等，均為清代宮廷視為珍寶之物，汝窯橢圓形水仙盆和宣德寶石紅僧帽在兩岸故宮有實物存世，不似清代仿燒品，在正面的多寶格上仕女頭部的後方，陳設著一件類型乾隆時期仿燒白釉古四柱形爐，從畫作看，應為白瓷或白玉製品，這件四柱形器現身於雍正時期的宮廷畫作，給我們提供了以下兩種猜想：
一是這種四柱形器在宋代定窯中已經有燒製，是作為仿古銅器的崇古、摹古作品，雍正時期曾在清宮中有收藏，畫作將其逼真繪製在多寶格上，但這種四柱形定窯白瓷似未在館藏品及考古出土物中現身，清雍正時期景德鎮燒製有官釉四聯瓶（圖11），但造型為四聯筒形瓶身，小口朝上，耿寶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鑑定》一書中也提及，雍正時期“四聯瓶，器身由四個相同小筒瓶粘連體，組成新奇的造型，也有兩瓶粘連的。見有青花、仿汝、仿官品種”。清乾隆青花四聯瓶見於上海博物館陳列品（圖12），瓶身繪四季花卉紋飾，拍賣品中還曾見有雍正年款的醬釉四聯瓶。這種小口向上的四聯瓶從雍正至乾隆兩朝都流行，造型獨立發展，似乎並未借鑑商周四柱式調色銅器的造型。
圖11 清雍正官釉四聯瓶 天津博物館藏
圖12 清乾隆青花四級花卉紋四聯瓶 上海博物館藏
二是雍正時期景德鎮可能已開始仿燒定窯風格的四柱形白瓷爐，亦未見實物傳世，故宮所藏“清乾隆”仿定窯白釉四足方爐並無落款，有無可能實為雍正時期仿古瓷？
通過研究，我們解決了乾隆時期燒製的仿定窯白釉以及玉質四柱形爐的母本為商周時期四柱形調色銅器，但是雍正時期美人絹畫上繪製的四柱形器又帶來新的疑問，雍正畫作上的四柱形爐似乎比乾隆四柱形器裝飾簡單，但目前尚無雍正朝同類造型實物可作比較。畫作究竟反映了宋代定窯曾燒製過這種摹古制品？還是雍正時期也燒製過仿定窯類白釉四柱形器？亦或畫作上只是一件雍正朝製作的一件白玉摹古器，商周四柱形調色銅器在雍正、乾隆時期的多聯器物上又起到怎樣的造型參照作用？這些新疑惑目前只能作為未解之謎，留待以後的藏品梳理和考古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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