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4月18日是浦東開發開放30週年紀念日。三十而立，浦東從農田遍佈變為如今高樓林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象徵。市委黨史研究室採訪浦東開發開放的決策者、參與者、執行者，推出《奇蹟：浦東早期開發親歷者說》。憶當年篳路藍縷，也是從歷史維度，為浦東開發開放再出發提供新的視角。
中國金融信息中心 金偉良 攝
【口述前記】王安德，1950年4月生，浙江上虞人。1985年3月任上海市房地局局長助理；1986年11月任上海市土地批租辦副主任；1989年3月兼任上海市土地局土地有償使用處處長；1990年5月任市政府浦東開發辦政策研究室負責人；1990年7月任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公司總經理，1996年5月兼任公司黨委書記；1993年1月-2000年8月兼任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黨工委委員；2000年8月任上海市浦東新區常委、副區長。時間：2018年5月21日下午2：00地點：前灘世貿中心大廈採訪者：徐建剛、謝黎萍、郭繼、嚴亞南整理者：嚴亞南
我是1990年5月第一批到浦東開發辦的，一開始擔任的是政策研究室負責人。當時副市長倪天增對我說：“政研室最主要的任務是研究浦東開發的機制，錢從哪裡來？開發怎麼做？”所以在政研室，我們就是研究浦東開發開放的主要政策，重點包括土地開發機制和開發公司的運行模式。
陸家嘴開發區的功能定位是金融貿易區。雖然上海之前搞過虹橋開發區，但當時的定位是貿易，沒有金融功能，所以對於金融貿易區究竟該怎麼搞，一開始大家心裡都沒底。
“搞國際規劃競賽，也是一種宣傳”
在浦東開發開放的早期，有關陸家嘴開發區的整體功能、定位，其研究和決策層次一直是在市委、市政府層面，浦東開發辦的職能就是貫徹市委、市政府的決定。對於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這樣的區域性開發，首先要研究的問題就是：這個地方的規劃怎麼制訂？城市功能跟規劃之間究竟如何結合？
1990年，在一次全國開發區工作會議上，我們碰到了當時分管特區辦的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我們問何秘書長：“金融貿易區該怎麼做？”他說：“你們沒碰到過，我們也第一次碰到，大家一起探索吧。”
有不少人認為，陸家嘴地區規劃是到1990年12月才決定開展國際招標的，其實最早記錄是在1990年5月30日。我記得那天在康辦小禮堂開浦東開發領導小組會議，倪天增副市長在會上彙報了整個浦東規劃的進展情況後，朱鎔基市長說，“這些地區的規劃，我們不一定完全自己做”“陸家嘴是上海的一個面孔，我們緊鑼密鼓地搞起來，總體規劃搞國際招標設計、搞規劃競賽，這也是一種宣傳”。
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我第一次聽到陸家嘴的規劃要搞國際競賽或者說國際招標。後來因為考慮到規劃權是主權之一，特別是涉及城市的基礎信息不宜對外公開，所以領導就說要搞國際方案競賽。那時候，朱市長對陸家嘴的動拆遷量和整個區域建設進度還不是很有把握，但是已經提出“規劃方案國際競賽”這個想法。
第二次，是在1990年10月6日，市政府召開浦東開發領導小組會議，朱市長專門聽了規劃和開發彙報。這次會上，他是有點焦慮的，因為他聽到的情況是，陸家嘴幾乎都沒有空地了。當時，我們報給他一組數字：陸家嘴地區共有居民16945戶，戶籍人口49200多人；沿江有39家大的工廠，佔地44.34萬平方米；另外還有14家大的倉庫，佔了18.34萬平方米的土地；其他小的單位、商業300多家。唯一一塊空地，就是東方明珠下有一個400米跑道的浦東體育場，屬於黃浦區。浦東公園當時規劃就是公園，不能動。
朱鎔基市長聽了彙報以後說：“這些情況你們以前知道不知道？以前不知道，你們糊塗。以前知道，你們把這個地方定為金融貿易區，就是叫我們去做城市改造動遷，這個成本不得了，天價！”“能不能不要把金融貿易區放在陸家嘴？到一個比較空的地方去做？”朱市長還對倪天增副市長說要弄個直升飛機，去看看陸家嘴的情況。
那時候正好有一部分國內專家提出來要實行浦東的沿長江及沿海開發，就是從外高橋一直到現在的臨港這一帶，景觀很好，拆遷量很小，但是交通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建設量不得了，而且與市區隔開了。然後，我們就做了很多調查研究。在11月份的時候，我給朱市長寫了一封信，彙報了幾個觀點：
第一是動拆遷的問題。我的意思是，不要看現在動遷量大，已經有不少銀行或者單位願意在這裡投資，關鍵的問題是要有土地、有規劃，動遷我們不怕的；
第二是向他解釋，為什麼一些項目包括金融大樓還要放在陸家嘴：一是可以延續浦西的金融功能，二是基礎設施容易配套；第三是講了地價的問題，因為當時領導一直有個觀點，工業區地價，哪怕虧本也要給，金融貿易區不行，得好好體現土地價值。我覺得這是不行的，地價的規律一定是要由低到高，前面來的人一定要給好處，前面的人不給糖吃，後面的人都逃走了。最後我說，我們能夠做，只要您下決心。
後來，朱市長在聽取了各方面意見後，到12月20日開會的時候，他對金融貿易區放哪裡已經有了答案——還是放在陸家嘴。
在10月6日這次會議，包括後面一次專題會上，他還確定了建軸線大道（後改名為世紀大道）的事。朱市長在聽了浦東整體規劃介紹後認為，整個浦東的主要交通幹道，如果只靠浦東大道和浦東南路，肯定不行。怎麼辦？朱市長就說：“不是要搞一個花木行政文化中心嗎？”他自己跑到圖紙前面，在地圖上這麼一拉，就劃到了花木，說要搞條軸線大道。當時大家都覺得不行，他說：“你們去研究”。
後來倪天增副市長專門到陸家嘴公司來，研究這條路到底怎麼走。結果發現，這條路如果按照朱市長劃的線路走，就會碰到東昌路電話局。由於這個電話局沒有辦法搬遷，所以我們就想了個辦法：這根軸線從延安東路隧道出來以後，朝東方路張楊路方向偏移一點，這樣就把東昌路電話局避開了。後來我們就做了兩個方案，請朱市長拍板。到12月20日聽完彙報，朱市長當時就確定了：“軸線大道一定要做！而且先做兩頭。”他說：“這個軸線大道就是浦西延安路的延伸，將來一直要通到浦東機場。”他的想法很好，但後面還是打了點折扣。
在10月6日這個會上，朱市長提出金融貿易區的規劃位置問題，軸線大道的問題，還有啟動地塊選址等問題。11月27日與29日，倪天增副市長連續召開了兩次浦東開發領導小組專題會議。這兩次會議再一次明確，小陸家嘴的國際規劃方案徵集要正式啟動了。
然後，我們就把意見全部整理好，形成了一套規劃啟動問題的材料，於12月20日向朱鎔基、黃菊等市政府領導彙報。12月26日，倪天增副市長又開了一次專題會議，落實包括小陸家嘴的國際規劃方案徵集、小陸家嘴啟動地塊、張楊路開發、軸線大道走向等規劃問題。在我的印象中，朱市長對於陸家嘴規劃的前期推動是以這幾次會議為主的。
朱鎔基市長在小陸家嘴規劃上的“臨門一腳”，就是1991年4月16日訪問法國，與法國政府公共工程、住房、交通與海洋部部長貝松先生簽署了一個會談紀要。會談紀要的第一條，就是由法國支持上海一起作陸家嘴國際規劃諮詢。那時候，他其實已經要去國務院工作了，這是他以上海市長身份籤的最後一個涉外協議。
小陸家嘴規劃方案國際招標是從1990年5月由朱鎔基市長提議、醞釀，一直到1993年12月28日由市政府發文原則同意上海陸家嘴中心區規劃設計方案，前後歷時3年半。在此過程中，除了市規劃局是職能單位外，法方做了很重要、特殊的貢獻。
“法方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
說起上海市政府和法國政府合作的淵源，始於浦東開發開放以前。1986年底前後，倪天增副市長和市規劃局副局長夏麗卿、市城市規劃設計院總體室副主任李佳能等到法國去訪問，拜訪了大巴黎地區議會主席和大巴黎規劃院院長。那時候，他們跟大巴黎規劃院簽了一個上海和巴黎規劃交流合作協議，陸家嘴地區規劃是其中的一個項目。
1987年，法方派專家阿巴迪到上海一起研究陸家嘴地區的規劃，同時還研究南北高架項目。到1991年4月，朱鎔基市長訪問法國時，法方答應在經濟上給予必要的支持，作一輪小陸家嘴規劃的國際方案諮詢來提高設計層次。直到1992年2月下旬，那時朱鎔基同志已經離開上海了，法方才正式致信黃菊市長，表示原先承諾的經濟支持方案已落實，相關工作可於5月啟動。
此後，由法國裝備部經濟與國際事務局、大巴黎規劃設計研究院、法國最現代的中心商務區La Défense地區公共建築整治局共同組成了“法國支援上海浦東開發集團”。我原來覺得蠻奇怪的，這個集團是不是民間的、由幾個老闆出錢搞的？其實不是，它就由法國政府出面組織的一個協調平臺，由這個平臺出面幫上海市政府做事。
這個平臺成立以後，1992年5月24日到6月3日，法國政府公共工程、住房、交通與海洋部國際公共建築貿易委員會主席貝爾蒙帶來了一批人，實地踏勘陸家嘴金融中心區。貝爾蒙率領的這個外國專家團來了一個星期左右，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經與上海市規劃局溝通，向上海市政府遞交整個國際諮詢工作的計劃書；第二，提出陸家嘴中心區規劃和城市設計國際諮詢委員會組成機構人員名單，然後給了我們邀請書和規劃國際諮詢設計任務書草稿等一套資料。
5月28日，所有外國專家來看現場，當天下午國際規劃諮詢的開幕儀式正式啟動。5月29日，召開了一個由市有關委、辦、局等職能部門與各國專家見面、相互答疑的國際設計任務書研討會，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當時的我們，信息比較閉塞，法方組織在國際上比較前沿的城市規劃專家團隊來參與上海小陸家嘴的制訂規劃，為我們拓寬了視野，打開了城市規劃領域通向世界的大門。在大巴黎規劃院的引領下，我們對國際上大城市的規劃、建設規律有了深入瞭解，對陸家嘴這塊土地怎樣比較合理地發展有了清醒認識。特別在幫助我們建立城市發展的歷史觀和戰略眼光方面，法方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
除此之外，法方還在經費上給予我們支持，這在當時也是非常寶貴的。國際規劃啟動以後，倪天增就跟我說：“要做國際規劃諮詢了，法國人答應出200萬法郎，我們國內至少也要出200萬。”等到法方告訴黃菊市長可以正式啟動的時候，雖說找到籌資方案，但其實錢還沒有落實。最後，法方的資金是通過在法國的一位中國留學生——法籍華裔詩人張如凌女士奔波，香港的何弢先生協助，於1992年底請香港的吳國璋先生出資落實。
上海方面原來說好資金是一比一配套，但是因為法方資金沒有到位，實際發生的費用就不止200萬人民幣了。這些專家因為一開始沒拿到報酬，每次來開會，就需要我們來解決差旅費。所以，開一次會議，我們陸家嘴開發公司就要出一次錢。到1993年市政府正式批准陸家嘴規劃的時候，我們財務部門估計了一下，大概發生了300多萬元人民幣的費用。現在看來，總的花費也不算貴的。
當時，對我們來說，最困難的事是手中沒有外匯，因為外匯是管制的。外國專家拿著機票來報銷，我們也不能給他們人民幣。倪天增副市長碰到這個問題也沒辦法，最後我們只能費了很大周折想辦法支付給他們。
小陸家嘴規劃方案的形成：“2-4-5-3-1-1”
小陸家嘴規劃方案的形成，有一個發展過程，我們將其總結為——“2-4-5-3-1-1”，規劃不斷深化的過程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2”，是指兩次規劃修編，即1986年國務院批覆《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和1988年編制詳細規劃後涉及浦東部分的規劃修編。
1986年10月13日，國務院於批覆原則同意《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這是上海歷史上第一個經國家批准的城市總體規劃方案。在1986年編制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中就提到，“當前，要特別注意有計劃地建設和改造浦東地區”。總體規劃確定後，市政府就開始組織編制分區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修建性詳細規劃以及各類專業規劃，特別是編制了浦東新區總體規劃和開發區的詳細規劃，為浦東開發創造了條件。
1986年10月，市規劃局編制《浦東新區規劃綱要》。在這個規劃綱要裡，陸家嘴地區有兩樣東西已經出現了，一個是濱江的大公園，另一個就是用於疏解市區人口的居住區。1988年8月，上海市規劃局編制完成《浦東新區規劃綱要（草案）》和相應的初步方案。1989年10月，市規劃局編制完成《浦東新區總體規劃初步方案》，規劃用地從1986年《上海城市總體規劃》確定的63平方公里擴大至150平方公里，人口規模也從90萬增至150萬人。
第二個階段：“4”，即在1990年初至1992年間，陸家嘴或者說涉及陸家嘴的浦東部分的規劃由市規劃局、市規劃院、市建委陸陸續續調整了4次，其中既涉及市政府對整個浦東規劃的調整，也包括專門針對陸家嘴規劃的調整。
為什麼會調整4次？就是因為浦東開發開放進入啟動階段後，對浦東新區規劃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由於各方面都很關注，陸家嘴的規劃也不斷地進行調整，但是這些調整基本上沒有觸及到小陸家嘴，主要是因為那時候大家已經知道小陸家嘴要作國際規劃諮詢了。
這4個方案中的最後一個方案，是由市建委批的。在市規劃局做的這個方案中，把小陸家嘴地區總面積調到350萬平方米建築面積，這個方案就是我們後來做國際規劃的一個依據。我們發出去的任務書，是以這個標準和現實交給大家的。所以，我們那時候開玩笑說我們上海的聯合規劃小組是偷跑的，因為這個規劃依據就是他們做的，然後把這個作為考卷交給人家，那我們不是已經優先了嗎？當然，現在看來，這麼做也有侷限性，因為事先有了框框，就把思路束縛住，暢想曲就少了。
1992年7月，上海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編制完成了《浦東新區總體規劃》。這份總體規劃明確了陸家嘴地區的面積和功能定位，為進一步開展國際規劃諮詢提供了上位規劃和參照依據。
第三階段是：“5-3-1-1”，“5”就是在國際規劃諮詢過程當中，得到了中、意、日、法、英5國提供的5個不同的概念方案；“3”就是綜合5個方案的優點出了3個深化比較方案；“1”就是3個深化比較方案基礎上再組織專家討論、各方面聽意見，最後集中形成1個深化規劃方案；最後一個“1”是在深化規劃方案的基礎上又進行了一次綜合優化。
1992年5月，由法國政府和上海市政府共同集資組織的小陸家嘴國際規劃諮詢工作啟動。法方根據上海的要求，經過磋商與篩選，最後確定了4家國際知名設計師事務所，即：意大利的福克薩斯、英國的理查·羅傑斯、日本的伊藤、法國的貝羅。
在這4家事務所中，最為著名的是英國的理查·羅傑斯。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的設計師在那個時候是比較前衛和有聲望的名家，是正在上升的新星。另外，代表中國參加小陸家嘴國際規劃諮詢和城市設計方案徵集的上海的聯合諮詢設計小組，是由市規劃設計院、市民用設計院、市華東設計院、同濟大學派人組成。
1992年5月26日，上海市陸家嘴中心地區規劃及城市設計國際諮詢委員會正式向5家單位發出了《邀請書》。經過近半年的緊張工作，到11月初，中、意、日、法、英五個國家的專家陸續交來了概念方案和規劃模型。這五個方案的立意、目標、形態、綠化、交通各具特色，對同一地區、同一發展目標的設計結果差異很大，反映出不同現代城市設計流派和民族文化風貌的強烈對比，都有各自獨到和不足之處。
1992年11月20日，由法國政府公共工程、住房、交通與海洋部和上海市政府聯合舉辦的上海陸家嘴中心地區規劃及城市設計諮詢會議，在上海國際貿易中心開幕。趙啟正副市長出席開幕式。
這次的國際規劃諮詢和方案評選，先是由技術委員會把五家方案都收集起來，撰寫評判意見書，分析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侷限或者不適合的，哪些是需要今後考慮的等等，最後彙總起來，由高級顧問委員會對各方案交通組織、開敞空間、城市形態、與周邊地區聯繫等四大要素的提煉、比較和評估，然後出具技術分析建議書，作為深化規劃時的必要遵循。我看過很多國際規劃方案的諮詢活動，現在全國各地都在搞，但很少像這次這麼認真和深入。
到1992年12月初，我們向黃菊同志、倪天增同志彙報了整個過程，他們認為：對徵集來的概念方案，應該不單純地採納其中任何一家方案，而是在原來工作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深化比較方案。1992年底，市裡面開了一個會，就正式決定在五個概念方案的基礎上，博採眾長集思廣益，最終彙總、形成自己的方案。
規劃深化工作從1993年初啟動，由上海市規劃局負責總牽頭。市規劃院的總工黃富廂帶著6個年輕人和一些建築師、設計師就在陸家嘴公司集中起來做事，用了大概三個月時間，到1993年3月5日至7日，已經形成了第一批的3個深化比較方案，向規劃深化領導小組以及邀請的部分專家彙報。
方案彙報以後，規劃深化領導小組就決定將這3個方案再整合為1個方案。“3進1”方案做好以後，我們在1993年5月6日向黃菊同志作了專門彙報。黃菊同志在那次會上就提出了“三個結合”的要求——中國和外國的結合、浦東和浦西的結合、歷史和未來的結合。他還說：“一要聽原來的規劃師的意見，二要聽人大、政協的意見。另外，在國內要廣泛聽意見，不要使這個規劃出臺後有很多反對意見。”
1993年的6月間，我們就開始整理資料、翻譯，由市規劃局、浦東新區管委會和陸家嘴公司聯合組團分兩路去聽各個方面專家的意見。一路是去法國、英國，這一路由黃奇帆和我帶著規劃局的一些同志去；還有一路是去新加坡、香港，由胡煒和市規劃局的一位副局長一起帶隊去聽意見。
我當時是跟著黃奇帆去法國、英國聽意見，在我的印象中，各方反映非常好。英國的理查·羅傑斯在他的設計事務所，聽完後我們的介紹後說了兩段話。第一段話是：“你們如果完全按照我們這個概念做，會是個災難。我們的方案只是概念方案，你們要學其神。這些概念都可以拿去用，但是不能照抄。”第二段話是：“我有幾個沒想到。第一個沒想到是你們把各個國家的概念理解得這麼好；第二個沒想到是你們能結合中國的地形把這些概念結合得這麼好；第三是想不到你們動作這麼快。”他還說：“你們要有信心，我可以這樣說，今天是你們到我們這邊來學，用的是我們的書，學的是我們的經驗。照中國的發展速度和你們對這些東西的理解力，在下個世紀的教科書上，一定會出現你們的規劃和建築。”他這句話，是很振奮人心的。
我們還去了巴黎，在大巴黎規劃院拜訪了我們的高級顧問夏邦傑。他說：“你們動作真快，這麼快弄出來了！上海有什麼投標項目，我一定會來參加。”他還說：“就憑這一條，我也很願意在這裡做事。我相信，只要我有好的想法，你們就能做得成。”實際上，他們還是有點羨慕我們這個體制的，覺得是能做大事的。此後，他來上海先後參加了上海大劇院和世紀大道的設計方案競標，獲得成功。
到了1993年下半年，小陸家嘴深化規劃的文本全部都做好了。在報市政府之前，10月6日，我們先到市人大作了次彙報。市人大幾位副主任以及市人大常委會16位委員聽過意見後，進行了認真討論，給予充分肯定，並提出一條意見：人大應該對這個規劃進行立法，同時要嚴格執法。立好法以後，誰都不能動了。10月8日，我們又到市政協進行了彙報。市政協也是非常肯定，當時提了一些建議，其中一條也是同樣建議以立法手段實現規劃控制。最後，雖然也沒有立法，但是也沒有人動過這個規劃。
我們把這些意見彙總、對有關文本進行修改後，於11月下旬，會同浦東規劃院、浦東規劃土地局將深化規劃報到了市規劃局。市規劃局接到這個深化規劃以後，召集市規劃院和市規劃局專家很認真地進行了技術委員會評審。評審完了以後，彙總各方面意見報市政府，市政府在1993年12月28日正式發文批覆了《上海陸家嘴中心區規劃設計方案》。
最後這個“1”，是在深化規劃方案的基礎上又進行了優化。在2008年的時候，上海市政府和浦東就把整個浦東規劃和陸家嘴規劃整合了一遍。其實沒有修改這個規劃，只不過是擴大了一部分面積，所以最後小陸家嘴的規劃建築面積是418萬平方米。上海中心建成以後，小陸家嘴的項目建設基本完成，現在的總建築面積是470萬平方米左右，容量變動基本在規範的範圍內。從全國來看，這可以說是執行得最好的規劃之一。歷任領導都沒有去隨意修改，這是很難得的。
“這樣的燈光模型沒看到過”
1993年12月底，市政府批准小陸家嘴規劃以後，我們就開始做規劃展示模型。
一開始我們做的是黃楊木雕的模型，結果發現需要介紹的東西太多了，既要介紹現在有的、將來要做的，還要講每個階段分別開發哪些項目。想來想去，覺得還是做個燈光模型吧，於是就找到了造船系統的一個模型室。1993年底，我們把模型做好了。1994年初，小平同志來上海過春節，黃菊同志就讓我們把模型送到西郊賓館去。那時候市委副書記、秘書長王力平同志在管這件事情，他說：“你們找一天中午的時候來。”所以，我們就在小平同志住的那個小樓門廳裡，把模型全部安裝好，黃菊同志就讓我給他講一遍。因為我們這個模型的遙控器程序大概有五六檔，我就一檔一檔地講，講好以後黃菊同志自己又按了一遍。最後，他說：“知道了，這個東西全部放在這裡。”
過了一個多月，小平同志離開上海，市委辦公廳來通知，讓我們把模型搬回去。後來我碰到黃菊市長，問他這個模型後來有沒有用？他說：“用的，那天我和中辦副主任王瑞林說了，他說要挑小平同志精神、體力比較好，進門或者出門的時候給他說說。”他還告訴我：“那天一大群人在一起，小平同志看了以後說很好、很好，這樣的燈光模型沒看到過。”
這個模型，後來被我們拿回來了。到1998年的時候，中國革命博物館先來人後發文，說要徵集兩件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的歷史紀念物：一件是1990年5月3日，朱鎔基市長為上海市浦東開發辦公室掛牌、剪綵時開發辦的機構名牌，另一件就是小陸家嘴規劃的燈光模型。那時在北京正好要搞改革開放20週年展覽，就讓我們先把模型送過去。我記得，那天通知我們下午兩點鐘以前進場，進場以後等到六七點鐘，江澤民、李鵬等所有政治局常委都來了。我記得我們上海的展臺有兩樣東西比較引人注目，一個是上海通用汽車的樣車，另一個就是小陸家嘴的燈光模型。
對陸家嘴中心區1.7平方公里的小陸家嘴地區採用國際諮詢的方式進行規劃設計，開創了中國城市規劃史的先例。此後，這個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與國際合作的CBD規劃模型正式入藏中國革命博物館，他們給了公司一個永久收藏的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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