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西）人，1042年（宋慶曆二年）進士，1058年（宋嘉祐三年）上萬言書，主張改革政治，強調權時之變，反對因循保守；1069年任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得到宋神宗的支持後，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
史學界、學術理論界對王安石及其變法時間褒貶不一，梁啟超則給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評價：“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當之矣。”他對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學術修養和政治抱負給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事實上，在梁啟超的時代，中國已有一部分先知先覺者已經醒來，於是，王安石就被髮掘成變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那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一、王安石變法的背景與改革中出現的問題
北宋神宗年間，開國百年來的積弊終於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於是一場北宋統治集團內部圖強求變的改革開始了，這就是著名王安石變法，然而很不幸，這場變法不但沒有富國強兵，反而把北宋王朝沉重的病體折騰得燈枯油盡，盤點變法的失敗原因，估計能總結出一本書，但縱觀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用人失察、多用小人絕對是不爭的事實，王安石變法很大程度上毀於小人之手。
回過頭來看歷史，王安石固然是一個道德君子，然其所重用的改革干將，如呂惠卿、鄧綰、蔡京之流，雖各具才幹，但多是無恥小人，正是這些奸佞小人令改革淪為黨爭，最終毀了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罷相後，北宋王朝的改革完全走了樣，變成了小人們撈取個人私利的工具，直接斷送了北宋王朝，回望這段歷史，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小人擎不起改革的大旗。
北宋中期以後，國家危機重重：一是土地兼併日益嚴重，階級矛盾異常尖銳；二是西夏等外敵虎視眈眈，民族矛盾十分突出；三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加劇，特別是三冗問題（冗官、冗兵、冗費）導致政府出現嚴重財政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到了不改革就要完蛋的地步。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受命於危難之時，強制推行變法，涉及政治、經濟、軍事、選人用人、文化等各個方面，力圖通過改革，富國強兵，拯救危局，應該說，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改革也確實在一定程度達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如國家財政狀況改善、王韶收復河湟故地等。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竟遭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反對，最後，這場變法不但沒有收到應有的結果，反而成為官僚集團搜刮地皮、擾民害民的工具，引發了更大的社會矛盾。
當時，王安石變法從理財入手，提出了“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的口號，但實際上，在新法推行過程中，大部分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市易法等等，恰恰加重了對百姓的剝削，產生了種種弊端，這些弊端不僅給反對派以攻擊新法的口實，同時也使新法失去了民眾的支持。以青苗法為例，規定凡州縣各等民戶，在每年夏秋兩收前，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這本是一件好事，目的是為了抑制兼併，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救濟百姓，但實際執行卻出現偏差：地方官員強行讓百姓向官府借貸，而且隨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為了邀功，額外還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這樣，青苗法就變質為官府輾轉放高利貸，收取利息的苛政，其他改革措施，也普遍存在類似情況，造成百姓負擔反而加劇，生活狀況日益下降。
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一位看門小吏鄭俠冒死進獻《流民圖》給神宗，看著圖上百姓哀鴻遍野、餓殍滿道的慘狀，神宗為之長吁短嘆，次日，神宗便宣佈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改革為何得到如此結果？我們要從王安石變法的用人來尋找答案。
王安石變法之初，即遭到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等人的反對，而且這些竟都是正人君子，其實司馬光等人反對的並不是變法本身，而是王安石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馬光等人認為改革必須循序漸進，穩妥進行，比如青苗法，他認為該法必然會給地方官吏提供腐敗空間，使他們藉機盤剝百姓，後來的事實證明，司馬光的反對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為人執拗，他索性推行黨同伐異的用人路線，只要是口頭擁護新法，並堅決推行新法的官員，不管其人品、節操如何，即給予重用，而這些人恰恰多為投機分子，並非真心改革，只是借變法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對此，司馬光早有察覺，特地寫信告誡王安石：“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司馬光的信中還預言：“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與王介甫書》）可惜，司馬光的勸誡並未起到作用，改革上的用人失誤給變法帶來了非常大的危害，當時，王安石重用的這些人，或急功近利、唯利是圖，為達目的做出種種人所不齒之事；或者以權謀私、唯利是圖、魚肉百姓，激起民怨沸騰；或爭權奪利、互相傾軋、排除異己，使改革淪為黨爭，改革的最終斷送，很大程度上源於於王安石的用人失察。
二、王安石變法集團中的小人眾生相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參與者為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薛向等人，這些人盡是奸邪小人，絕大部分被列進了《宋史》的奸臣冊中，尤其是蔡京堪稱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先說呂惠卿，此人曾是王安石最堅定的親信，變法的二號人物，但司馬光卻如此評價呂惠卿：“惠卿憸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不閒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並指為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眾心。”，“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這番話令神宗為之默然。
此後司馬光又寫信給王安石：“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對此，王安石頗不悅，然而事實證明司馬光的判斷極準。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在保守派攻擊和變法派倒戈中傷下臺，第一次罷相，宋神宗提拔呂惠卿繼任宰相，呂惠卿乃王安石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但他拜相後，深恐王安石東山再起，遂與另一改革派大臣鄧綰合謀，將王安石牽入謀反案中，欲置之於死地。王安石得知後，趕往京城向神宗申辯，澄清了事實，後又查出呂惠卿敲詐商人五百萬錢的重罪，由此，王安石重新為相，但呂惠卿心有不甘，竟把王安石寫給他的私信呈給了神宗，由於王安石把呂惠卿視為同舟共濟的知己，給他的信中曾有“無使上知”（不要讓皇上知道）字樣，這就直接導致了王安石第二次罷相，政治生涯就此完結。
再說鄧綰，此人更是做事不擇手段，厚顏無恥，為了快速升官，他對王安石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由此被破格提拔，同鄉罵他無恥，他竟說：“笑罵從汝，好官我自為之”，這句話成為後世指斥官場厚顏無恥行為的專用語，王安石第一次罷相，鄧綰便轉投呂惠卿一起打擊王安石，及王安石復相，鄧綰又彈劾呂惠卿等以取諛王安石。
章惇，此人也曾是王安石的得力助手，但他心胸狹窄陰鷙，排斥異己不擇手段，章惇為相後，復行新法，對反對變法的諸臣大肆報復，“手段過激，事同弄權”，生者流竄，死者追貶奪諡，蘇軾就是這個時候被貶到惠州，只因蘇軾做“為報詩人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的詩句，章惇就認為蘇軾活得挺舒服，再貶蘇軾到海南，對於死去的司馬光，章惇不但剝奪其爵位和榮銜，還想要掘墓鞭屍，只不過沒得逞，但章惇差人把司馬光的牌坊拆了，把太后賜的碑文也磨平了。
當初，司馬光與王安石因政見不同，也爭得面紅耳赤，但其本質上都是為國為民，純粹是君子之爭，不存一己私利，王安石痛恨司馬光之餘還說“司馬君實，君子人也”！司馬光得勢後，評價王安石只是說“介甫無它，唯執拗耳”，此時雙方在政治鬥爭上都沒有落井下石，但章惇得勢後，立即把改革變成激烈的清算，是國家的有限力量都在黨爭中消耗殆盡。
此外，曾布、蔡確、楊繪、劉摯等都曾經都是改革的積極推行者，受到了王安石的信任和重用，然而這些人為謀私利，迅速變成了反對改革的骨幹力量，把改革隊伍撕扯得七零八落。
至於蔡京，此人更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奸臣，與王黼、童貫、梁師成、朱勔、李彥並稱六賊，借變法之名，收刮民脂民膏，腐敗得一塌糊塗，搞得北宋末年的政治臭氣熏天，實為北宋滅亡罪魁禍首。
總之，王安石變法失敗，很大程度上敗在用人失察，進而失去民心，小人擎不起改革的大旗，或許，這是王安石變法留給後世的警訓吧。
王安石一生都是為了國家的發展貢獻著自己的智慧，只是遇不上一個好的時代，遇不上一個好的領導者，才會得到這樣的誤會。以更加理智的眼光看待這個變法，能從中收穫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一個變法是否適合與一個時代，是要看這個變法是否適應國情。就像是當初的孝文帝改革，他知道用什麼樣的方法去使得國人接受，所以整體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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