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名士——荀令君
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中國古代社會，大多數的人才皆是出自士大夫群體，而人才濟濟的朝代也會流芳百世。文人一直都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們對於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都起到了十分深遠的影響。
文人是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而參政對於文人也是光耀門楣的一個十分重要的途徑。然非所有文人皆醉心仕途，古時也有不少的文人選擇隱逸於市井或山水間，這樣一類人被稱為“處士”，後來便是未做過官的文人皆稱“處士”。不過處士雖沒入仕，但對於國家時政的關注也並非全無，“處士橫議”也常常穿插在歷史長河之中。漢代作為中國發展史的第一個黃金時期，處士的處境也是頗為傳奇。
“處士”發展為“議士”之契機——儒家
1、“處士”的“無聲”
《荀子》中曾言：“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
可見處士這一類人除卻沒入仕外，在文人群體的讚譽頗多。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動盪的年代，處士這一群體也是十分活躍。他們雖然並未出仕，但心懷天下，對時政也是頗為關注。《孟子》中便有相關的提及：“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而若處士肆意議論朝政，不僅僅是體現當時的思想自由度之高，也可看出王室的無能。
世家大族——清河崔氏
處士對民間的輿論導向有十分強大的影響力，他們大多數時抨擊或議論朝政往往都是為了天下蒼生，自然而然會引起統治者的忌憚。作為民間的知識分子，不做官卻對朝政議論紛紛，這一點在統治階層看來並非是一個好習慣，而事實上處士的言論頗受統治階層的影響。
在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作為第一位大一統王朝的帝王，集百家之所長做得十分積極。雖秦始皇為了鞏固統治統一思想，但也未到不讓民間出現“聲音”。然秦始皇過後，二世上位，宦官奸臣當道，從處士橫議變成了“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最終秦王朝就此滅亡。
2、一個“傅納以言”的時代
在漢代崛起之初，朝廷對於文人的態度基本上都是十分友善的 ，在經歷過對文人思想和言論自由進行壓迫的秦末後，漢初對於文化專制是較為反對的。《史記》中有漢文帝時期一個處士的故事，是言一位處士曾被“召居廷中”，作出了“聊辱廷尉，使跪結襪”的舉動。其意在於以自身來提高廷尉的名望，而後眾人“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從此事中不難看出處士在朝廷之人心中的地位。
在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前，漢代的擇官政策大體是“賢良”、“孝廉”之選，具體便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意在望擇有志之士。朝廷的政策如此，對於民間的處士而言，仕途顯然是十分光明的。本身處士無論是朝堂或是民間的聲望就不低，新的察舉制度對他們而言更是十分有利。且這個新的選舉制度也是朝廷對他們發出的信號，處士不再如秦末時那般不敢說話，更勇於去表達個人對時政的看法，言論自由度有所提高。
名士郭嘉
3、“罷黜百家”，儒家化開始
西漢政治家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期提出了一個統治政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此之前，漢代的政治思想是提倡主張無為而治，便是著名的“黃老思想”為主流。然而漢武帝本人好大喜功，對於黃老思想並不滿意，它並不能滿足漢武帝的野心。從而自董仲舒尊儒學的主張提出後，儒學的仁義、君臣等思想讓漢武帝極為喜愛，儒學便受到了大力推崇，取代了道家的地位，走進了政治中心。儒學便在漢武帝后，逐漸成為正統。
這對於以儒家學派為主的一批處士入仕機會增多了，這無疑會對處士群體產生影響。對於儒學之外者，更多是被士大夫邊緣化，獨尊儒學並非只是政治上的舉措，對於整個社會風氣的影響是十分廣泛的。就拿文人的教育來說，大多數的官學或私學會偏向儒家，以致儒學的普遍程度有所提升。處士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
出現了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參政入仕，競爭頗為激烈。朝廷無法提供那麼多的官位，大多數人並不能入仕，《後漢書》便曾言：“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可見當時文人之盛況。“處士憂”而“處士橫議”
1、“處士”與“議士”分列
從漢武帝時期發展到東漢，處士群體的組成有了非常大的變化。其一自是“罷黜百家”的政策，以致民間文人推崇儒學，其它學派的文人被士大夫群體忽視。“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強大的統治者並不會允許太多不同的聲音，尤其是與推行的統治制度不同的，這一部分處士的境遇便要較為坎坷，並不具備議政操作的可能性。
武帝劉徹
其二則是處士本身是才德兼備不入仕者，而漢代的選舉制度對於儒生十分有利，便有許多處士參政入仕，轉變成為了議士。這一部分群體的議政操作相比起來，自要更為容易些。於是在西漢漢武帝到東漢前中期，議士來自於處士又不同於處士，與處士這一群體被分離開來，作為二者談之。“處士”從民間走向了朝堂，成為了“議士”，其本質是儒學成為了帝王推崇的統治思想、儒家在百家地位的肯定。
2、清流名士的“清議”
東漢晚期，政治局面可謂十分混亂。在漢恆帝、漢靈帝時期，統治者無能，宦官奸臣當道，朝堂之上可謂是一片“烏煙瘴氣”。此時的士大夫階層大多對於這種政治風氣是十分憤怒的，不恥與之為伍。東漢末的統治者昏庸無道，對於整個國家的統治能力越發不力。
處士對這樣的社會局面十分擔憂 ，因而對於時政又重新議論紛紛。戰國末的局面又再一次重新上演，“處士橫議”再一次出現，眾多名士紛紛發表自己政治上各種問題的見解，抨擊宦官當道的朝堂局面。
“上議執政，下譏卿士”成為了處士在東漢末的普遍活動，清議之風漸顯，這些人在當時便為清流名士。然而他們並不安全，東漢名士李膺便因聯合他人抨擊朝政入獄，後被放出又牽扯進了政治漩渦，最終死於獄中。李膺因這坎坷的一生被列為了“八駿”之首，而他先後兩次入獄的事件被稱為“黨錮之禍”。因這兩次黨錮之禍導致士大夫群體更加群情激憤，對統治者和宦官更加不滿。隨後出現更多敢於與當朝對抗的文人處士，雖然依舊不少身亡之人，但名士對於天下之擔憂遠勝自身安危。
3、歷史的“輪迴”
“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處士作為民間知識分子，在民間十分具有影響力，對於社會的文化、藝術等方面也是有所建樹。處士是讀書人，讀書人讀的自是聖賢書。“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飽讀聖賢書的處士心懷天下，關注時政無可厚非。而若是統治者治下有方，處士自也不會過多抨擊聲討。
但若是世道無常，政治昏暗、帝王無能，便會“處士橫議”之局面出現，正如戰國末那般。秦末的處士要更為坎坷，國家對言論的掌控令人髮指，文化專制也成為了秦朝滅亡的原因之一。
而漢代的處士因朝廷的“獨尊儒學”，不少儒生往議士發展，走上了參政的道路。這對於處士群體好壞參半，漢代對文人的推崇自是讓處士的地位更為尊貴，然其它百家學派的處境卻因此出現衰微的現象，從而出現《正義》中所言那般處士與議士分列的局面。
處士從民間走向了朝堂，有一部分有更多接觸政治的機會，但也出現了其它學派的處士與政治的距離更加遙遠。而後到了東漢末年，天下大亂，包括議士在內的整個處士群體“清議之風”盛行，抨擊聲討宦官奸臣，戰國末的“處士橫議”再一次發生。這是歷史的一個輪迴，但整個過程對士大夫階層的影響卻是十分深遠的。
名士參政
結語
士大夫階層一直都是古代國家政治的參與者，春秋戰國時期湧現了無數文人學派。漢代的處士從民間出仕，轉型成為了議士。除去起先漢初的無所謂學派、才德兼備者便可為官，從漢武帝起的“獨尊儒學”自是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這個過程不僅讓許多處士入了仕途，也奠基了將近兩千多年的儒家獨尊的地位。
而後東漢末年的“清議之風”讓更多的處士議論時政，其目的在於挽救漢代的沒落。最終並沒有成功幫助到漢代，東漢依舊走向了覆滅，然處士群體的這一活動對魏晉乃至後世的士大夫階層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歸根結底，處士參政意在天下蒼生，而統治者對待對其應是平衡之道，而非一貫打壓或是獨尊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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