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一個激烈反專制的時代去世
他毫無疑問也把一些重大的秘密帶進了墳墓讓我們在他缺席的情況下來探尋這些秘密吧
▲ 索洛維茨基修道院，建於15世紀早期，位於俄羅斯北部白海的一個島上，幾世紀以來，厚厚的院牆保護其免受外來侵略，一直是俄羅斯最重要的一個修道院和文化機構。然而，蘇維埃早期，修道院遭到部分損壞，併成為古拉格勞改營中第一個特別勞改營；蘇聯解體後，修道院恢復原有的功能，開始正常運轉。
我們為尼古拉二世留下什麼
撰文 / 劉麗萍
帝國的視覺檔案
本著“相機是人民的眼睛”的俄羅斯攝影師羅琴柯在談及他對攝影的功能與價值的認識時，像詩一般抒發情懷道：“告訴我/坦白地說/應該為列寧留下什麼/一座藝術的銅像/油畫像/銅版畫像/水彩畫像/他的秘書的日記/他的朋友的回憶/最好的紀念碑就是/一疊他工作和休息時的照片”。在這位俄羅斯攝影師看來，攝影會提供真正的永遠的紀念碑。
19〜20世紀之交的俄羅斯和歐洲大陸聯繫緊密，來自巴黎的消息很快就能到達俄羅斯。經濟發展、政治動盪、古老帝國與現代潮流之間的矛盾等時代變化帶來了詩歌、小說、舞蹈、音樂、繪畫等領域的繁榮；攝影領域中，出現了紀實攝影，其時，紀實攝影先驅尤金·阿杰特正在拍攝巴黎。
▲ 俄羅斯北部彼得羅扎沃茨克附近的奧內戈湖地區，攝影師和其他工作人員在摩爾曼斯克鐵路的手搖車上。
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Sergei Mikhailovich Prokudin Gorskii），俄羅斯紀實攝影師，1863年出生於布羅姆，從小志願成為一名化學家，長大後師從著名科學家，卻陰差陽錯地把一生奉獻給了攝影。他自己最早的研究領域是生產彩色影像圖片工程。1889年，他設計的三色法相機取得專利，編號NO2661。這架相機有一個鏡頭，鏡頭後面是聯合在一起的3個暗倉。通過鏡頭進來的光線，被兩面鏡子折射後進入3個暗倉，在底片的前面加裝了三色濾鏡。1907年左右，攝影師發現並組織了一項計劃：發揮已經在攝影領域取得的技術優勢為俄羅斯帝國提供一份系統的視覺檔案，並以此來教育俄羅斯境內的在學孩童——這一計劃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喜愛和支持，使得攝影師能夠在當時嚴密的文化控制下，擁有一些進入禁區的特權。
1909〜1912年以及1915年，攝影師在由交通部提供的、特別裝備的火車車廂的幫助下，完成了對11個地區的調查，記錄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帝國圖像，主題涉及古老的俄羅斯教會與修道院，工業革命帶來的鐵路與工廠，以及多種族人民日常生活和工作。攝影師很仔細，他給所有的照片印刷了小樣貼在本子上以供檢索。
▲ 俄羅斯遠東烏拉爾山脈地區彼爾姆和葉卡捷琳堡之間，與施密特蒸汽機組合而成的機車。背景中的車廂被認為是攝影師的旅行攝影室和住所。
這批作品採用當時較為先進的三次快速連續曝光技術，分別通過三種不同顏色的濾光鏡：藍、綠、紅，在長方形玻璃底板上成像。如果用裝有三種顏色鏡頭的投影儀觀看，便能夠看到彩色照片，具有典型的紀實攝影風格。
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不久，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離開俄國，最後定居巴黎，並於1944年去世。1948年，他那唯一記錄俄羅斯十月革命前夕的影像被美國國會圖書館從他的後代那裡尋找回來，通過數字技術使原有的色彩複製出來。2003年8月，莫斯科國家建築博物館舉辦了題為“攝影的奇蹟：俄羅斯帝國的彩色攝影”大型展覽，這些珍貴的影像首次進入大眾視野，解放了事實真相。
然而，對於支持這次拍攝的尼古拉二世，人們心中卻充滿了矛盾。
他一直困擾著俄羅斯
尼古拉二世是俄國曆史上爭議最多、最複雜、最具神秘色彩的傳奇人物——他疼愛子女、信任妻子，卻對暴力鎮壓中無辜死去的人們無動於衷；雖不具備專制君主所需的才能、氣質，但唯一的信念就是“堅定不移地維護專制的原則”——為此，他一直困擾著俄羅斯。
據說，尼古拉二世的父親高大魁梧，像俄國黑熊一樣健壯，而且喜歡發號施令；而尼古拉二世卻身材矮小輕盈，態度和藹可親。他甚至在舞會上排隊以便等待和一位最受人喜愛的公主跳舞，以致他的一位人情練達的朋友說：“陛下有些過分謙遜了。”
▲ 斯摩稜斯克東正教堂裡的神龕和聖像，這種教堂內部構造，在空間區位上把神龕和會眾分別開；在右邊是一個特殊的神龕，裡面擺放的神秘聖像與斯摩稜斯克的城市象徵有關。
然而，其他人看待他的眼光就沒有這麼友善了，他們認為尼古拉“優柔寡斷”，他總是聽從最後一個跟他說話的人的建議。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尼古拉聰明而富有理智，他在他認為對的事情上非常固執己見，但他卻極不願意說不，甚至常常保持沉默。這常使他的大臣認為他已經同意了他們的請求，而當事實並非他們所認為的那樣，他們轉而認為他背信棄義或毫無主見。
在這種性情與使命二者無法解決的矛盾中，尼古拉二世對做沙皇心猿意馬。他在他的父親過世時曾哭著說道：“我該怎麼辦，我沒有心理準備，也從未想做沙皇，我對做一個統治者一無所知，我甚至不知道該怎樣對大臣講話。”他的妻子——亞歷山德拉也曾對他的朋友說：“我很恍惚，整日哭泣，因為我覺得我的丈夫太年輕，太沒經驗了。”
▲ 撒馬爾罕，絲綢之路上一個古老的商業文化中心，開發了非常多元化的人口環境，包括塔吉克人、波斯人、烏茲別克人、阿拉伯人、猶太人、俄羅斯人。撒馬爾罕和所有的西部突厥斯坦在19世紀中期被併入俄羅斯帝國，直到現在依然保留著種族多樣性。攝影師用鏡頭捕捉到一群穿著傳統服裝的猶太男孩圍在老師身邊正在學習。
尼古拉二世即位之初，恰逢俄國動亂之秋。對外戰爭不斷，內部罷工不斷。1905年，列寧發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強調即將發生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使命是反對專制制度，爭取政治民主，目標是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並在革命勝利之後，迅速向社會主義革命過渡。尼古拉二世沒能冷靜面對這種日趨高漲的革命形勢，他選擇了“維護國基”，壓制一切有悖於專制主義的言論和行動，取締一切政治團體。列夫·托爾斯泰因主張“勿以暴力抗惡”被革除東正教教籍，列寧等一大批革命家相繼被捕和流放。
但革命勢不可擋，在全民民主浪潮衝擊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於1917年3月2日退位，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已把簽署的退位宣言交給了他倆……深夜一點，我帶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了普斯科夫，周圍盡是背叛、膽怯和欺騙。”
▲ 俄羅斯烏拉爾山脈地區的工業小鎮。畫面中的老者提出為他和兒子及孫女留影，兒子和孫女受僱於當地的一家武器工廠，該工廠從19世紀早期開始就是俄羅斯軍方的武器供應商。攝影師展現了傳統的俄羅斯服飾和裝扮風格，兒子和孫女所代表的年輕一代人的服裝和髮飾更西方化。
作為一位沙皇，他與他的統治在歷史進程中不斷地為人們提供深刻的啟示。1998年7月17日，葉利欽在聖彼得堡沙皇遺骨安葬儀式上說：“處決羅曼諾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國社會的分裂，後果留給今天，安葬葉卡捷琳堡犧牲者的遺骸，是人類正義的審判，是民族團結的象徵，也是為很多人共同參與暴行的贖罪，我們所有的人都要為民族的歷史承擔責任，這是我作為總統和個人今天必須在這裡的原因。我在被殘酷殺害的犧牲者的靈前鞠躬致敬。”
“建設新的俄國，我們必須依靠她的歷史傳統。俄國曆史的許多輝煌篇章，與羅曼諾夫王朝密切相關；但是和尼古拉二世名字相聯繫的，也有慘痛的教訓——企圖僅僅依靠暴力和毀滅去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
2000年，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俄羅斯東正教會追封為殉教聖徒。
▲ 聖德米特里教堂，建於12世紀90年代，由色澤柔和的米白色柔石搭建，融合羅馬浮雕技巧，整體呈現出羅馬技法與俄羅斯風格的巧妙融合，是“無色人工寶石建築”的代表作。教堂內部的宗教及文化題材的浮雕壁畫，彰顯出宗教與貴族文化的神秘與精緻，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
在儘可能多的地方修築思想堤壩
也許正如有限的資料中所提及的那樣，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的拍攝計劃得到尼古拉二世的“喜歡和支持”。我們如今只能推測，當“喜歡”這一感性的表達用在沙皇的身上時，更多指他個人的愛好傾向。這種鮮明的個人傾向，使視覺檔案保留下來的影像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存在著諸多矛盾，其中之一集中在攝影師的拍攝目的上。
為了教育，這是攝影師的拍攝目的，但無論是教育誰，還是教育什麼的問題，在當時的俄羅斯都是矛盾一觸即發的敏感問題。俄國革命家、哲學家赫爾岑對於尼古拉一世時代的教育這樣認為：“……當局只關心如何去延緩精神運動。”似乎正是為了印證這句話，國民教育大臣C·C·烏瓦羅夫在19世紀30年代初宣稱，必須“在儘可能多的地方修築思想堤壩”。
▲ 通過細緻而色彩鮮明的鑲嵌、壁畫和雕刻等方式，俄羅斯教堂建築形成了它的外部和內部裝飾特徵。這座位於俄羅斯歐洲部分北部科斯特羅馬的復活大教堂建於17世紀50年代，證實了這一時期教堂外部繁盛的裝飾風格。雖然如此，這座教堂被記錄下來的主要原因在於它的內部壁畫。
19世紀50年代的檢查通告中寫明：“在供普通人閱讀的書籍中，不得批評政府和教會，不得描寫‘農奴的貧困’，還要‘避免談論人民的意志和工人階級的要求’。”
19世紀後半期為了教育的普及，全國展開了一場廣泛的運動，要求創建國民學校，改變國民學校的教學方法，賦予婦女接受教育的權利。一些識字委員會和與地方自治有聯繫的社會教育組織，為在民間普及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諸如此類的教育組織也出現在託木斯克、薩馬拉、哈爾科夫和俄羅斯的其他一些城市中，在這些教育組織中開展的工作有：編寫初等學校用書目錄、編寫教科書、徵集國民教育所需的資金。
▲ 鸛，在突厥人中被認為是好運的象徵，畫面中的鸛在中亞的布哈拉的一座宮殿的圍牆上築起了它的小巢。布哈拉和撒馬爾罕一樣，也是位於絲綢之路上的一座古老城市，在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之後，60年代頒佈的《初等國民學校法令》，宣佈了學校的無等級性，賦予各種社會組織（地方自治機關、地方城市管理機構）以開辦初等學校的權利，婦女獲得了在學校中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但是，所有學校仍必須服從於國民教育部，首先是“在人民中間確立宗教和道德觀念”，然後才是“各種基本的有用知識的普及”。憲兵頭銜多爾哥魯科夫在給沙皇的呈文中承認：“識字的好處是不容置辯的”，“政府應採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去領導這一運動……政府不能允許半數國民都將自己的文化程度歸功於私人的慈善行為，而非國家。”
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對教育的目的是否與當權者一致？從現有的資料看，我們不得而知。
▲ 茶葉稱重室，進行茶葉包裝和稱重的場所，位於格魯吉亞黑海東岸巴統北部的Chakva茶場裡，Chakva茶場是俄羅斯帝國茶葉的主要供應者。
隱藏在色彩背後的立場
與我們印象當中俄羅斯知識分子鮮明的政治與道德立場不同的是，對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的拍攝立場，我們只能審慎猜測：那些難以置信的色彩也許是一個通道。
1904年，法國盧米埃兄弟（Auguste Marie Louis Nicholas，1862-1954； Louis Jean，1864-1948）發明出真正的彩色底片，改變了一直以來的黑白影像世界，成為公認的“彩色攝影”的革命性大事。
▲ 俄羅斯貴族在庭院休息的場景，女主人的服飾和裝扮已經具有濃郁的歐洲風情，一旁站著穿軍服的男子。雖然沒有明確的身份說明，但貴族、軍官在一起喝茶聊天卻是當時的俄羅斯上流社會中的潮流，旁邊是服侍的女僕。
初看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的作品，感覺像印象派的油畫：細微可見的細節、明暗鮮明的對比，與同時期其他用彩色底片拍出來的影像相比，似乎更具有藝術性，這也許與當時俄羅斯大地的自然風景有關。至於影像整體呈現出的一種綠色格調是如何形成的，現在還沒有非常清楚的解釋。
無論如何，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的照片留下了一個表面上仍顯靜謐，然而即將被顛覆的俄羅斯帝國的最後影像。他的拍攝蹤跡，主要集中在俄羅斯的歐洲部分，不但在地理位置上與歐洲毗鄰，而且在文化上有著長達數世紀之久的相互影響的關係。
▲ 烏拉爾山脈地區，以豐富的鐵礦和礦石聞名。圖為葉卡捷琳堡城外的巴卡力小礦山，為小規模的家庭採礦業提供了場所。
19〜20世紀之交，俄羅斯開始產生一種變化——兩個世紀以來，俄國社會發展在主流上是步西方後塵的，缺乏鮮明的民族特色。這個世紀之交的知識分子普遍開始思考俄羅斯的命運、地位、使命及發展道路等問題：西方不再是追求目標，而是轉化為俄國知識分子探討各種問題的參照系、批判對象或一種依據，出現的各種文化思潮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這一方面增強了俄國人對自己的自信，另一方面迎合了國際反資本主義體制的潮流，客觀上導致與“白銀時代”知識分子期望相反的結果，即強調俄羅斯民族價值觀具有合法性和普世性意義（十月革命和蘇維埃制度實際上是這個世紀之交啟動的俄國文藝復興的另一種結果，試圖在實踐上證明與西方不同的俄羅斯文明同樣具有普遍性價值）。為此出現了斯拉夫派與西方派的辯論。赫爾岑在安葬斯拉夫派領袖人物阿克薩科夫時說：“是的，我們是對立的，但這種對立與眾不同。我們有同樣的愛，只是方式不一樣。從早年起，一種強大而無法剋制的、生理性的熾烈感情，已在他們和我們的心頭誕生；他們認為這是往事的返照，而我們認為這是未來的先兆；這是一種無邊無際的、籠罩著整個生命的愛，對俄國人民、俄國生活方式、俄國思想氣質的愛。我們像阿諾斯或雙頭鷹，朝著不同的方向，但跳動的心臟卻是一個。”
這能夠幫助我們理解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所有關涉其影像作品的矛盾：自主的拍攝計劃與看似不進步的拍攝目的；靜謐的色彩與顛覆的帝國，波雲詭譎的時代動盪與永恆不變的山川大地。
▲ 一對身著傳統服飾的高加索夫婦，他們背後連綿不絕的青山是高加索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特徵，這一地區現屬於俄羅斯聯邦達吉斯坦共和國。
“十分單調”卻又複雜的生活
“你要是能重返古代俄羅斯社會，將絕對看不到任何城堡，任何城堡四周的平民，任何貴族騎士，任何與他們相鬥的國王。你所看到的只是稀稀落落分散在整個俄羅斯大地上的無數小村莊，每個村社地位相當，各有自己的村長，每個村社都過著自己單獨的和諧生活並構成自己的一個小天地；這些小天地的和諧生活匯合成各個大的和諧生活，並由此形成一個在整個俄羅斯大地上的總的巨大的和諧生活。”
19〜20世紀之交，那種和諧生活開始變得“十分單調”卻又複雜。
▲ 在伏爾加河源頭附近的塞利格湖上，有一片由密集的針葉樹林改造再生而成的土地，修道士們穿著傳統的勞動服種植馬鈴薯。
隨著封建農奴制的解體，資本主義生活方式開始萌芽，工場手工業大批湧現，出現了一些新的工業門類如絲綢、棉紡、玻璃、瓷器、有色金屬製造等，在以勞動分工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生產中，許多新的技術方式和技術手段被掌握，如冶金業中的機械、染料及織物的漂白方法、玻璃的生產技術，及對一些新的自然資源（如煙煤）的開採。
在構成俄羅斯經濟基礎的農業生產中，儘管它方式傳統，整體的農藝水平還很低，但仍出現了一些新風尚，如門類分工、牧草栽培和改良土壤的新方法、農藝學知識的實際運用等。19世紀初，在某些地主的領地上，進行過農業生產合理化的實驗。但是，所有這些新風尚的傳播是相當有限的。
▲ 年輕的俄羅斯鄉下姑娘在傳統的民居“木刻楞”前，手捧漿果迎接訪客。
蒸汽發動機開始運用到運輸業，1815年，涅瓦河上出現了第一艘輪船。30年代末起，開始了鐵路建設，莫斯科與彼得堡之間的鐵路線在1851年開通，對國內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9世紀上半期，交通運輸的主要方式仍然是畜力運輸和水上運輸，道路交通則主要是鄉間土道公路、狹窄的車道和河流。
摧毀又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
俄羅斯帝國建築的豐富反映了它悠久的歷史和文化、民族傳統以及宗教傳承。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拍攝了中世紀的教堂和修道院在俄羅斯的歐洲部分，以及在中亞和高加索地區的清真寺和伊斯蘭學校。他所拍攝的有些建築在稍後不久的戰爭中被摧毀，失去教堂與修道院的功能，被用作戰爭後方的避難所和物資儲備空間。除了宗教建築，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還拍攝房屋、鄉間別墅、工廠和穀倉。
沿河或山頭上的村落，樹林或泥澤那邊的廣闊田野，帶有高高的土堤的土築小城，以及不遠處的墳丘……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通過精心處理和運用拍攝技術及方法，為我們提供了倍感親切的城鎮工作與生活景象。
▲ 站在擺渡碼頭上的這位老人，是切爾尼戈夫水閘管理員，工作時間長達66年。這條運河如今以伏爾加-波羅的海航道聞名，被建造用來連接伏爾加河上廣泛的河流系統和它的支流，以便在俄羅斯歐洲部分與波羅的海之間提供便利。
俄羅斯民間住宅大多建於山坡上堅固的村鎮中，四周包圍著土堤和木牆，房屋很密集，一個連著一個。為保護自己的住所免遭意外，就用奇特的符號將其裝飾起來，形成俄羅斯民間建築的基本風格，並延續至今。陵墓的出現幾乎與民宅同時，墓上通常要建造一個數人高的圓錐形的墳丘。
修道院是俄羅斯建築中不可忽視的風景，把大量的修道院建築群同其內的教堂、食堂、修士居室合併在一起是最為有趣的，西莫諾夫、諾夫捷維奇等莫斯科附近的著名修道院不勝枚舉。蔥頭狀圓頂的教堂，是莫斯科建築中最有表現力的一種。有研究者指出，蔥頭狀圓頂在古代俄羅斯建築中所起的作用，不亞於佛羅倫薩的圓頂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所起的作用。
▲ 一位聖徒於1528年左右在莫斯科西北部的一個小島上建立了這座修道院，折射出俄羅斯歷史發展過程中教會的命運。17世紀早期，他的門徒將其修建為俄羅斯帝國最大、最富有的一座修道院；1927年，修道院被蘇維埃政權停止宗教功能，轉為包括集中營和孤兒院在內的各種世俗目的使用；1990年恢復正常運作。
救世主大教堂原是為紀念1812年抗法戰爭勝利而建造的，1831年完成設計，8年後奠基。俄羅斯人幹活相當紮實，僅教堂內的雕塑就做了17年，壁畫繪了23年。1887年最終啟用，成為莫斯科最大的教堂，擁有5個鍍金的蔥頭狀圓頂，中央圓頂高102米。十月革命後，莫斯科市政府於1931年炸掉了這座珍貴的建築，打算在原地修造200餘米高的蘇維埃宮，僅頂上的列寧塑像就高達40米。打了地基後發現設計有重大缺陷，只好停工。1991年蘇聯解體，政治劇變之後，莫斯科市政府於1994年決定在舊址上重建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花了3億美元和6年時間，終於恢復原貌。
無論摧毀或變遷，教堂自身具有的直達觀者內心的力量，從未改變。
夢想鐵路的前世今生
西伯利亞位於俄羅斯和哈薩克北部，面積約1310萬平方公里，蒙古語原意為“沉睡的大地”。廣闊的平原，覆蓋著針葉森林，夏天綠草如茵、一望無際，冬季雪景優美動人，不知名的野花點綴其間，偶爾，還可以看到拉著馴鹿的居民。
公元17〜19世紀，西伯利亞一直是沙皇流放罪犯、戰俘、政治犯、思想犯的荒涼之境，更是禁錮文學家、革命家的囚牢。著名的詩人普希金、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革命家列寧，都曾被流放至此，加入開墾農地與採礦的勞役。
▲ 去往穆乾草原地區的俄羅斯裔移民，俄羅斯帝國非歐洲部分、尤其是邊境線上的移民，受到帝國官方專門的針對前往西伯利亞、遠東和高加索地區移民的政策和資金扶持。
從1891年至1916年，在冬夏溫差近100攝氏度、隨時可能遭遇冰裂、雪崩等嚴苛的氣候條件下，工人使用簡易工具，鑿穿攝氏零下50度的凍原冰地，打通俄羅斯的遠東通道，修建完成長達9314俄裡（1俄裡≈1.0668公里）的西伯利亞大鐵路，耗資10億盧布。鐵路建成後，在1899〜1906年間，西伯利亞大鐵路的貨運量從4100萬普特（沙俄時期重量單位，1普特≈16.38千克）增加到1.03億普特，帶動了鐵路沿線地方經濟。不斷湧入的移民帶來了先進技術，大量土地得到開墾，沿途經過的眾多礦山、森林、農牧漁產地、製造業基地等天然優勢，促進了鐵路沿線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泰謝特、後貝爾加斯克等一批工商業城市的興起。
巧合的是，尼古拉二世政治生涯中的幾個重要節點都與西伯利亞大鐵路沿途經過的城市有關。
▲ 地點未經確認，可能是額爾奇斯或託博爾河上的金屬架構鐵路橋，矗立在流向北冰洋的寬闊的西伯利亞河上。西伯利亞鐵路長達9600多公里，修建時必須征服很多自然障礙，這條河只是其中之一。
1891年，還未登基的尼古拉二世被任命為西伯利亞大鐵路建設委員會主席，並前往海參崴出席主持西伯利亞鐵路開工儀式。海參崴是俄羅斯遠東地區最大的城市，三面臨海，位於俄羅斯、中國和朝鮮三國交界處，地理位置優越，是俄羅斯在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因為海參崴瀕臨日本海，控制鄂霍茨克海（中國稱“北海”），擁有絕佳軍事戰略條件，聞名世界的俄羅斯太平洋艦隊和第二十三空軍司令部就設在這裡。
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後，全家被安置在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鄂木斯克是俄羅斯烏拉爾區的第二大城，在俄羅斯帝國期間（1721〜1917年），它是西西伯利亞的總督府，也曾在內戰期間成為暫時的首都。16世紀末，為防止遊牧民族侵襲而建塔拉城堡，是西伯利亞地區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鄂木斯克省也是俄羅斯的軍火重鎮，與車里雅賓斯克一樣，一直到20世紀的90年代才對外國人開放。
1910年，謝爾蓋·米哈伊普羅庫金對著那座橫跨Perm（在烏拉爾山脈地區）附近的卡馬河的石橋礅金屬橋摁下快門，將其定格為永恆；如今，它是無數人心目中橫跨歐亞的夢想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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