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一个激烈反专制的时代去世
他毫无疑问也把一些重大的秘密带进了坟墓让我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来探寻这些秘密吧
▲ 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建于15世纪早期，位于俄罗斯北部白海的一个岛上，几世纪以来，厚厚的院墙保护其免受外来侵略，一直是俄罗斯最重要的一个修道院和文化机构。然而，苏维埃早期，修道院遭到部分损坏，并成为古拉格劳改营中第一个特别劳改营；苏联解体后，修道院恢复原有的功能，开始正常运转。
我们为尼古拉二世留下什么
撰文 / 刘丽萍
帝国的视觉档案
本着“相机是人民的眼睛”的俄罗斯摄影师罗琴柯在谈及他对摄影的功能与价值的认识时，像诗一般抒发情怀道：“告诉我/坦白地说/应该为列宁留下什么/一座艺术的铜像/油画像/铜版画像/水彩画像/他的秘书的日记/他的朋友的回忆/最好的纪念碑就是/一叠他工作和休息时的照片”。在这位俄罗斯摄影师看来，摄影会提供真正的永远的纪念碑。
19〜20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和欧洲大陆联系紧密，来自巴黎的消息很快就能到达俄罗斯。经济发展、政治动荡、古老帝国与现代潮流之间的矛盾等时代变化带来了诗歌、小说、舞蹈、音乐、绘画等领域的繁荣；摄影领域中，出现了纪实摄影，其时，纪实摄影先驱尤金·阿杰特正在拍摄巴黎。
▲ 俄罗斯北部彼得罗扎沃茨克附近的奥内戈湖地区，摄影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摩尔曼斯克铁路的手摇车上。
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Sergei Mikhailovich Prokudin Gorskii），俄罗斯纪实摄影师，1863年出生于布罗姆，从小志愿成为一名化学家，长大后师从著名科学家，却阴差阳错地把一生奉献给了摄影。他自己最早的研究领域是生产彩色影像图片工程。1889年，他设计的三色法相机取得专利，编号NO2661。这架相机有一个镜头，镜头后面是联合在一起的3个暗仓。通过镜头进来的光线，被两面镜子折射后进入3个暗仓，在底片的前面加装了三色滤镜。1907年左右，摄影师发现并组织了一项计划：发挥已经在摄影领域取得的技术优势为俄罗斯帝国提供一份系统的视觉档案，并以此来教育俄罗斯境内的在学孩童——这一计划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喜爱和支持，使得摄影师能够在当时严密的文化控制下，拥有一些进入禁区的特权。
1909〜1912年以及1915年，摄影师在由交通部提供的、特别装备的火车车厢的帮助下，完成了对11个地区的调查，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帝国图像，主题涉及古老的俄罗斯教会与修道院，工业革命带来的铁路与工厂，以及多种族人民日常生活和工作。摄影师很仔细，他给所有的照片印刷了小样贴在本子上以供检索。
▲ 俄罗斯远东乌拉尔山脉地区彼尔姆和叶卡捷琳堡之间，与施密特蒸汽机组合而成的机车。背景中的车厢被认为是摄影师的旅行摄影室和住所。
这批作品采用当时较为先进的三次快速连续曝光技术，分别通过三种不同颜色的滤光镜：蓝、绿、红，在长方形玻璃底板上成像。如果用装有三种颜色镜头的投影仪观看，便能够看到彩色照片，具有典型的纪实摄影风格。
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离开俄国，最后定居巴黎，并于1944年去世。1948年，他那唯一记录俄罗斯十月革命前夕的影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从他的后代那里寻找回来，通过数字技术使原有的色彩复制出来。2003年8月，莫斯科国家建筑博物馆举办了题为“摄影的奇迹：俄罗斯帝国的彩色摄影”大型展览，这些珍贵的影像首次进入大众视野，解放了事实真相。
然而，对于支持这次拍摄的尼古拉二世，人们心中却充满了矛盾。
他一直困扰着俄罗斯
尼古拉二世是俄国历史上争议最多、最复杂、最具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他疼爱子女、信任妻子，却对暴力镇压中无辜死去的人们无动于衷；虽不具备专制君主所需的才能、气质，但唯一的信念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专制的原则”——为此，他一直困扰着俄罗斯。
据说，尼古拉二世的父亲高大魁梧，像俄国黑熊一样健壮，而且喜欢发号施令；而尼古拉二世却身材矮小轻盈，态度和蔼可亲。他甚至在舞会上排队以便等待和一位最受人喜爱的公主跳舞，以致他的一位人情练达的朋友说：“陛下有些过分谦逊了。”
▲ 斯摩棱斯克东正教堂里的神龛和圣像，这种教堂内部构造，在空间区位上把神龛和会众分别开；在右边是一个特殊的神龛，里面摆放的神秘圣像与斯摩棱斯克的城市象征有关。
然而，其他人看待他的眼光就没有这么友善了，他们认为尼古拉“优柔寡断”，他总是听从最后一个跟他说话的人的建议。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尼古拉聪明而富有理智，他在他认为对的事情上非常固执己见，但他却极不愿意说不，甚至常常保持沉默。这常使他的大臣认为他已经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而当事实并非他们所认为的那样，他们转而认为他背信弃义或毫无主见。
在这种性情与使命二者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尼古拉二世对做沙皇心猿意马。他在他的父亲过世时曾哭着说道：“我该怎么办，我没有心理准备，也从未想做沙皇，我对做一个统治者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该怎样对大臣讲话。”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也曾对他的朋友说：“我很恍惚，整日哭泣，因为我觉得我的丈夫太年轻，太没经验了。”
▲ 撒马尔罕，丝绸之路上一个古老的商业文化中心，开发了非常多元化的人口环境，包括塔吉克人、波斯人、乌兹别克人、阿拉伯人、犹太人、俄罗斯人。撒马尔罕和所有的西部突厥斯坦在19世纪中期被并入俄罗斯帝国，直到现在依然保留着种族多样性。摄影师用镜头捕捉到一群穿着传统服装的犹太男孩围在老师身边正在学习。
尼古拉二世即位之初，恰逢俄国动乱之秋。对外战争不断，内部罢工不断。1905年，列宁发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强调即将发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是反对专制制度，争取政治民主，目标是推翻沙皇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在革命胜利之后，迅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尼古拉二世没能冷静面对这种日趋高涨的革命形势，他选择了“维护国基”，压制一切有悖于专制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取缔一切政治团体。列夫·托尔斯泰因主张“勿以暴力抗恶”被革除东正教教籍，列宁等一大批革命家相继被捕和流放。
但革命势不可挡，在全民民主浪潮冲击下，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迫于1917年3月2日退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已把签署的退位宣言交给了他俩……深夜一点，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普斯科夫，周围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
▲ 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地区的工业小镇。画面中的老者提出为他和儿子及孙女留影，儿子和孙女受雇于当地的一家武器工厂，该工厂从19世纪早期开始就是俄罗斯军方的武器供应商。摄影师展现了传统的俄罗斯服饰和装扮风格，儿子和孙女所代表的年轻一代人的服装和发饰更西方化。
作为一位沙皇，他与他的统治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为人们提供深刻的启示。1998年7月17日，叶利钦在圣彼得堡沙皇遗骨安葬仪式上说：“处决罗曼诺夫皇族的事件，造成了俄国社会的分裂，后果留给今天，安葬叶卡捷琳堡牺牲者的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也是为很多人共同参与暴行的赎罪，我们所有的人都要为民族的历史承担责任，这是我作为总统和个人今天必须在这里的原因。我在被残酷杀害的牺牲者的灵前鞠躬致敬。”
“建设新的俄国，我们必须依靠她的历史传统。俄国历史的许多辉煌篇章，与罗曼诺夫王朝密切相关；但是和尼古拉二世名字相联系的，也有惨痛的教训——企图仅仅依靠暴力和毁灭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2000年，尼古拉二世全家被俄罗斯东正教会追封为殉教圣徒。
▲ 圣德米特里教堂，建于12世纪90年代，由色泽柔和的米白色柔石搭建，融合罗马浮雕技巧，整体呈现出罗马技法与俄罗斯风格的巧妙融合，是“无色人工宝石建筑”的代表作。教堂内部的宗教及文化题材的浮雕壁画，彰显出宗教与贵族文化的神秘与精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尽可能多的地方修筑思想堤坝
也许正如有限的资料中所提及的那样，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的拍摄计划得到尼古拉二世的“喜欢和支持”。我们如今只能推测，当“喜欢”这一感性的表达用在沙皇的身上时，更多指他个人的爱好倾向。这种鲜明的个人倾向，使视觉档案保留下来的影像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存在着诸多矛盾，其中之一集中在摄影师的拍摄目的上。
为了教育，这是摄影师的拍摄目的，但无论是教育谁，还是教育什么的问题，在当时的俄罗斯都是矛盾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俄国革命家、哲学家赫尔岑对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教育这样认为：“……当局只关心如何去延缓精神运动。”似乎正是为了印证这句话，国民教育大臣C·C·乌瓦罗夫在19世纪30年代初宣称，必须“在尽可能多的地方修筑思想堤坝”。
▲ 通过细致而色彩鲜明的镶嵌、壁画和雕刻等方式，俄罗斯教堂建筑形成了它的外部和内部装饰特征。这座位于俄罗斯欧洲部分北部科斯特罗马的复活大教堂建于17世纪50年代，证实了这一时期教堂外部繁盛的装饰风格。虽然如此，这座教堂被记录下来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内部壁画。
19世纪50年代的检查通告中写明：“在供普通人阅读的书籍中，不得批评政府和教会，不得描写‘农奴的贫困’，还要‘避免谈论人民的意志和工人阶级的要求’。”
19世纪后半期为了教育的普及，全国展开了一场广泛的运动，要求创建国民学校，改变国民学校的教学方法，赋予妇女接受教育的权利。一些识字委员会和与地方自治有联系的社会教育组织，为在民间普及教育做了大量的工作。诸如此类的教育组织也出现在托木斯克、萨马拉、哈尔科夫和俄罗斯的其他一些城市中，在这些教育组织中开展的工作有：编写初等学校用书目录、编写教科书、征集国民教育所需的资金。
▲ 鹳，在突厥人中被认为是好运的象征，画面中的鹳在中亚的布哈拉的一座宫殿的围墙上筑起了它的小巢。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一样，也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古老城市，在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之后，60年代颁布的《初等国民学校法令》，宣布了学校的无等级性，赋予各种社会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地方城市管理机构）以开办初等学校的权利，妇女获得了在学校中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但是，所有学校仍必须服从于国民教育部，首先是“在人民中间确立宗教和道德观念”，然后才是“各种基本的有用知识的普及”。宪兵头衔多尔哥鲁科夫在给沙皇的呈文中承认：“识字的好处是不容置辩的”，“政府应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去领导这一运动……政府不能允许半数国民都将自己的文化程度归功于私人的慈善行为，而非国家。”
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对教育的目的是否与当权者一致？从现有的资料看，我们不得而知。
▲ 茶叶称重室，进行茶叶包装和称重的场所，位于格鲁吉亚黑海东岸巴统北部的Chakva茶场里，Chakva茶场是俄罗斯帝国茶叶的主要供应者。
隐藏在色彩背后的立场
与我们印象当中俄罗斯知识分子鲜明的政治与道德立场不同的是，对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的拍摄立场，我们只能审慎猜测：那些难以置信的色彩也许是一个通道。
1904年，法国卢米埃兄弟（Auguste Marie Louis Nicholas，1862-1954； Louis Jean，1864-1948）发明出真正的彩色底片，改变了一直以来的黑白影像世界，成为公认的“彩色摄影”的革命性大事。
▲ 俄罗斯贵族在庭院休息的场景，女主人的服饰和装扮已经具有浓郁的欧洲风情，一旁站着穿军服的男子。虽然没有明确的身份说明，但贵族、军官在一起喝茶聊天却是当时的俄罗斯上流社会中的潮流，旁边是服侍的女仆。
初看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的作品，感觉像印象派的油画：细微可见的细节、明暗鲜明的对比，与同时期其他用彩色底片拍出来的影像相比，似乎更具有艺术性，这也许与当时俄罗斯大地的自然风景有关。至于影像整体呈现出的一种绿色格调是如何形成的，现在还没有非常清楚的解释。
无论如何，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的照片留下了一个表面上仍显静谧，然而即将被颠覆的俄罗斯帝国的最后影像。他的拍摄踪迹，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不但在地理位置上与欧洲毗邻，而且在文化上有着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 乌拉尔山脉地区，以丰富的铁矿和矿石闻名。图为叶卡捷琳堡城外的巴卡力小矿山，为小规模的家庭采矿业提供了场所。
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开始产生一种变化——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社会发展在主流上是步西方后尘的，缺乏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个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普遍开始思考俄罗斯的命运、地位、使命及发展道路等问题：西方不再是追求目标，而是转化为俄国知识分子探讨各种问题的参照系、批判对象或一种依据，出现的各种文化思潮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刻程度。这一方面增强了俄国人对自己的自信，另一方面迎合了国际反资本主义体制的潮流，客观上导致与“白银时代”知识分子期望相反的结果，即强调俄罗斯民族价值观具有合法性和普世性意义（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实际上是这个世纪之交启动的俄国文艺复兴的另一种结果，试图在实践上证明与西方不同的俄罗斯文明同样具有普遍性价值）。为此出现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辩论。赫尔岑在安葬斯拉夫派领袖人物阿克萨科夫时说：“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从早年起，一种强大而无法克制的、生理性的炽烈感情，已在他们和我们的心头诞生；他们认为这是往事的返照，而我们认为这是未来的先兆；这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笼罩着整个生命的爱，对俄国人民、俄国生活方式、俄国思想气质的爱。我们像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
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所有关涉其影像作品的矛盾：自主的拍摄计划与看似不进步的拍摄目的；静谧的色彩与颠覆的帝国，波云诡谲的时代动荡与永恒不变的山川大地。
▲ 一对身着传统服饰的高加索夫妇，他们背后连绵不绝的青山是高加索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这一地区现属于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
“十分单调”却又复杂的生活
“你要是能重返古代俄罗斯社会，将绝对看不到任何城堡，任何城堡四周的平民，任何贵族骑士，任何与他们相斗的国王。你所看到的只是稀稀落落分散在整个俄罗斯大地上的无数小村庄，每个村社地位相当，各有自己的村长，每个村社都过着自己单独的和谐生活并构成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这些小天地的和谐生活汇合成各个大的和谐生活，并由此形成一个在整个俄罗斯大地上的总的巨大的和谐生活。”
19〜20世纪之交，那种和谐生活开始变得“十分单调”却又复杂。
▲ 在伏尔加河源头附近的塞利格湖上，有一片由密集的针叶树林改造再生而成的土地，修道士们穿着传统的劳动服种植马铃薯。
随着封建农奴制的解体，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开始萌芽，工场手工业大批涌现，出现了一些新的工业门类如丝绸、棉纺、玻璃、瓷器、有色金属制造等，在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中，许多新的技术方式和技术手段被掌握，如冶金业中的机械、染料及织物的漂白方法、玻璃的生产技术，及对一些新的自然资源（如烟煤）的开采。
在构成俄罗斯经济基础的农业生产中，尽管它方式传统，整体的农艺水平还很低，但仍出现了一些新风尚，如门类分工、牧草栽培和改良土壤的新方法、农艺学知识的实际运用等。19世纪初，在某些地主的领地上，进行过农业生产合理化的实验。但是，所有这些新风尚的传播是相当有限的。
▲ 年轻的俄罗斯乡下姑娘在传统的民居“木刻楞”前，手捧浆果迎接访客。
蒸汽发动机开始运用到运输业，1815年，涅瓦河上出现了第一艘轮船。30年代末起，开始了铁路建设，莫斯科与彼得堡之间的铁路线在1851年开通，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9世纪上半期，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仍然是畜力运输和水上运输，道路交通则主要是乡间土道公路、狭窄的车道和河流。
摧毁又重建的救世主大教堂
俄罗斯帝国建筑的丰富反映了它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民族传统以及宗教传承。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拍摄了中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在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以及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他所拍摄的有些建筑在稍后不久的战争中被摧毁，失去教堂与修道院的功能，被用作战争后方的避难所和物资储备空间。除了宗教建筑，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还拍摄房屋、乡间别墅、工厂和谷仓。
沿河或山头上的村落，树林或泥泽那边的广阔田野，带有高高的土堤的土筑小城，以及不远处的坟丘……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通过精心处理和运用拍摄技术及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倍感亲切的城镇工作与生活景象。
▲ 站在摆渡码头上的这位老人，是切尔尼戈夫水闸管理员，工作时间长达66年。这条运河如今以伏尔加-波罗的海航道闻名，被建造用来连接伏尔加河上广泛的河流系统和它的支流，以便在俄罗斯欧洲部分与波罗的海之间提供便利。
俄罗斯民间住宅大多建于山坡上坚固的村镇中，四周包围着土堤和木墙，房屋很密集，一个连着一个。为保护自己的住所免遭意外，就用奇特的符号将其装饰起来，形成俄罗斯民间建筑的基本风格，并延续至今。陵墓的出现几乎与民宅同时，墓上通常要建造一个数人高的圆锥形的坟丘。
修道院是俄罗斯建筑中不可忽视的风景，把大量的修道院建筑群同其内的教堂、食堂、修士居室合并在一起是最为有趣的，西莫诺夫、诺夫捷维奇等莫斯科附近的著名修道院不胜枚举。葱头状圆顶的教堂，是莫斯科建筑中最有表现力的一种。有研究者指出，葱头状圆顶在古代俄罗斯建筑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佛罗伦萨的圆顶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所起的作用。
▲ 一位圣徒于1528年左右在莫斯科西北部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这座修道院，折射出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教会的命运。17世纪早期，他的门徒将其修建为俄罗斯帝国最大、最富有的一座修道院；1927年，修道院被苏维埃政权停止宗教功能，转为包括集中营和孤儿院在内的各种世俗目的使用；1990年恢复正常运作。
救世主大教堂原是为纪念1812年抗法战争胜利而建造的，1831年完成设计，8年后奠基。俄罗斯人干活相当扎实，仅教堂内的雕塑就做了17年，壁画绘了23年。1887年最终启用，成为莫斯科最大的教堂，拥有5个镀金的葱头状圆顶，中央圆顶高102米。十月革命后，莫斯科市政府于1931年炸掉了这座珍贵的建筑，打算在原地修造200余米高的苏维埃宫，仅顶上的列宁塑像就高达40米。打了地基后发现设计有重大缺陷，只好停工。1991年苏联解体，政治剧变之后，莫斯科市政府于1994年决定在旧址上重建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花了3亿美元和6年时间，终于恢复原貌。
无论摧毁或变迁，教堂自身具有的直达观者内心的力量，从未改变。
梦想铁路的前世今生
西伯利亚位于俄罗斯和哈萨克北部，面积约1310万平方公里，蒙古语原意为“沉睡的大地”。广阔的平原，覆盖着针叶森林，夏天绿草如茵、一望无际，冬季雪景优美动人，不知名的野花点缀其间，偶尔，还可以看到拉着驯鹿的居民。
公元17〜19世纪，西伯利亚一直是沙皇流放罪犯、战俘、政治犯、思想犯的荒凉之境，更是禁锢文学家、革命家的囚牢。著名的诗人普希金、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革命家列宁，都曾被流放至此，加入开垦农地与采矿的劳役。
▲ 去往穆干草原地区的俄罗斯裔移民，俄罗斯帝国非欧洲部分、尤其是边境线上的移民，受到帝国官方专门的针对前往西伯利亚、远东和高加索地区移民的政策和资金扶持。
从1891年至1916年，在冬夏温差近100摄氏度、随时可能遭遇冰裂、雪崩等严苛的气候条件下，工人使用简易工具，凿穿摄氏零下50度的冻原冰地，打通俄罗斯的远东通道，修建完成长达9314俄里（1俄里≈1.0668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耗资10亿卢布。铁路建成后，在1899〜1906年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货运量从4100万普特（沙俄时期重量单位，1普特≈16.38千克）增加到1.03亿普特，带动了铁路沿线地方经济。不断涌入的移民带来了先进技术，大量土地得到开垦，沿途经过的众多矿山、森林、农牧渔产地、制造业基地等天然优势，促进了铁路沿线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泰谢特、后贝尔加斯克等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
巧合的是，尼古拉二世政治生涯中的几个重要节点都与西伯利亚大铁路沿途经过的城市有关。
▲ 地点未经确认，可能是额尔奇斯或托博尔河上的金属架构铁路桥，矗立在流向北冰洋的宽阔的西伯利亚河上。西伯利亚铁路长达9600多公里，修建时必须征服很多自然障碍，这条河只是其中之一。
1891年，还未登基的尼古拉二世被任命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委员会主席，并前往海参崴出席主持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海参崴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三面临海，位于俄罗斯、中国和朝鲜三国交界处，地理位置优越，是俄罗斯在太平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因为海参崴濒临日本海，控制鄂霍茨克海（中国称“北海”），拥有绝佳军事战略条件，闻名世界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第二十三空军司令部就设在这里。
1917年，尼古拉二世退位后，全家被安置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鄂木斯克是俄罗斯乌拉尔区的第二大城，在俄罗斯帝国期间（1721〜1917年），它是西西伯利亚的总督府，也曾在内战期间成为暂时的首都。16世纪末，为防止游牧民族侵袭而建塔拉城堡，是西伯利亚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鄂木斯克省也是俄罗斯的军火重镇，与车里雅宾斯克一样，一直到20世纪的90年代才对外国人开放。
1910年，谢尔盖·米哈伊普罗库金对着那座横跨Perm（在乌拉尔山脉地区）附近的卡马河的石桥礅金属桥摁下快门，将其定格为永恒；如今，它是无数人心目中横跨欧亚的梦想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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