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泰戈尔
“我犯了法，该怎么判，我都没话讲。但是看着这些病人，我心里难过，他们吃不起进口的天价药，他们就只能等死，甚至是自杀。不过，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希望这一天，能早一点到吧。”
──《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在审判席上对法官所言
《我不是药神》改编自2015年的陆勇案，讲述CML患者陆勇为他人代购印度仿制药的案件。
在电影中男主角程勇为一个本身唯利是图、打妻子的小人，因为父亲的高昂手术费而开始走私，但最后终于唤醒良心，决定就算赔本，也要照卖这些便宜但有效的私药。跟美国《药命俱乐部》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都回归于良心发现之个人救赎。
但不同的是《药命俱乐部》最终是要向政府体制提出抗诉，而《我不是药神》并不想把程勇塑造成一个救世主，就像片名所呼应，及片尾Novartis药厂代表所说的：“是诺华公司救了慢粒白血病病人，而不是印度仿制药，更不是被告。”若没有药厂投入数十亿钜额和十多年研究新药，就不会有Glivec（美国商品名为Gleevec）的发明，让慢性骨髓性白血病癌症患者10年存活率从5成提升至9成，97％的病人用药6周后白血球数量恢复正常，75％的病人体内费城染色体细胞消失。所以造成抗癌药在中国如此昂贵，是谁的错呢？
是药厂的错吗？
巨额的研制成本垫高了药价，但格列宁在中国以外的地区，却没有那么贵。......中国药价高的原因在于，中国会针对进口药征收3%至6%不等的关税，以及17%的增值税。此外，还有15%的医院加价，以及20%的流转费用。
──《我不是药神》想活命，有什么罪，《天下杂志》
一个新药要上市，需要投入数十亿钜额和十多年研究，如果失去高额利益的获取，那制药界也失去了研发新药的动力，他们也只是对自己权益的保护所采取许多不讨喜的抗争手段。
2017年，以Paul Workman为首的作者群在《Cell》上发表了一篇题为＜How Much Longer Will We Put Up With $100,000 Cancer Drugs?＞的文章，主张研发新药时，应增加学术研究团队的比重，以及与全新领域的私人公司合作，来控制研发费用，让癌症新药“more affordable”。
我们也不由得反思，既使药厂或他们合作的科学家出于救人的目的研发了新药，但生病的患者族群当中，占多数其实都是难以负担高额药价的人，那真的可以救到人吗？还是救到的是另类筛选下，占有优势生存的族群？就像剧中的台词所述：“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没有人愿意死去，其实都想活着，可是没钱，连活着都成了奢望。”如何达到双赢，我相信这是体制上需要努力的方向。
生命是无价的吗？
“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叫做穷病”这句话，无疑帮当今中国社会（其他地区如美国也慢慢出现这样的现象）下了最好的注解。台湾大多数的疾病都有健保，可能无法感受得这么明显，尽管我们没钱但还是可以选择健保保障的基本药，虽然药效没有自费那么好，副作用多了一些，但至少我们不是被放弃的。
你可能很难想像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所描述的场景：
张哲军没有医学经验，也没有制药的专业背景。他这么做，是出于绝望。他母亲得了肺癌，需要昂贵的药物，但中国耗资巨大且问题重重的医疗保健系统无法提供这些药物。他知道这些药有风险，他不太清楚卖家是什么人，就连原料是否是真的也不确定。“我们也不挑。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The Value of a Statistical Life（VSL）这个概念，被广泛应用于世上各国的医疗保险政策中；简单来说就是降低一个人死亡、延长其寿命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Victor Fuchs在书籍《Who Shall Live? Health, Economics, and Social Choice》，就点出一个很简单的重点：当我们将所有资源都应用于减少疾病和死亡上，就会导致其他国防等方面无法被建设，这就是为什么要限制有限的医疗保险要花费在什么特定疾病上的原因。当某项医疗措施要耗费费极大的VSL成本，那它值得推行吗？
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 Jucunda曾经给Ernst Stuhlinger博士写了一封信，她问：“Why Explore Space?”世界上有那么多孩子吃不上饭，为什么还要投注数十亿美元在探索火星？
Ernst Stuhlinger认为研究发明所花费的金钱，其最终结果将大大减轻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这回报远远超过单纯将这些钱用来救济那些孩子。我们在推行国家政策时，所计算的VSL，决定了是要救那些稀有疾病的单一族群还是投入更广大的目标。然而在牺牲特定族群的利益时，又有何标准去选择谁该被牺牲，谁该留下呢？如果被牺牲的人刚好是我们的亲属呢？我们还能平心而论、冷静地计算生命的价值吗？
在死亡面前，所有道德法律都是第二位。而生命的有价却是肯定的。我想《我不是药神》并不是想对程勇的代购仿制印度药行为歌功颂德，而是旨在体现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反思。在现今当我们能够享受医疗资源的给予时，同时也要知足而不是予取予求，视健保为义务。我们该庆幸自己不是被舍弃的一群，因为世界上多得是因为疾病苦苦挣扎，甚至转而走私药物的人们。
我相信健保的体制是好的，它确实帮助了许多需要帮助的人，让那些穷人不至于因为生病而拖垮全家，但唯有了解生命是有价的观念，才能让我们走的更长久。
我一直很喜欢《魔戒》系列，他所体现的是在暗黑绝望中隐隐有暧暧微光，即便是最微小的Hobbit也是扭转整个中土世界的关键。在书本当中，精灵女皇和甘道夫有这样一段很美的对话：
Galadriel: Mithrandir, why the Halfling?
Gandalf: Saruman believes it is only great power that can hold evil in check, but that is not what I have found. I have found it is the small everyday deeds of ordinary folk that keep the darkness at bay... simple acts of kindness and love. Why Bilbo Baggins? Perhaps it is because I am afraid, and he gives me courage.
就如同《我不是药神》电影中的程勇开启了后续中国社会医疗改革的启动键。反思之后我想电影最终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要我们不要放弃那暧暧含光，那微弱的星火及希望，即便这世界以痛吻我，我也要以歌回报。
閱讀更多 影視愛熱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