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車之鑑
韓國的第一例病例出現在1月20日，只比美國早了一天。但韓國立即啟動了5年前因為中東呼吸綜合徵而建立的應急響應預案，並及時擴大檢測能力和追蹤監測系統。中東呼吸綜合徵在韓國有將近20%的死亡率，許多韓國人深知病毒引發的傳染病破壞力有多大。
這個經歷教會了韓國人應該儘早、儘快地行動起來。每個個體都應該被監測，並告知所有人，以便他們能夠做好準備和接受測試。人們得到的是透明、直接、真實的信息。
韓國檢測點
而大洋彼岸，卻是另外一番景象。在美國，一些州已經試圖恢復一定程度的原有生活狀態，但檢測能力依然跟醫學專家們所認為的安全水平相去甚遠。醫護人員也一再警告他們還嚴重缺乏關鍵保護裝備來保證能繼續工作。跟蹤監測系統也才剛剛起步。
不同的成績單
當韓國於2月21日確診204名病例的時候，他們已經檢測了16400人。而當美國於3月4日確診207名病例時，才檢測了1597人，比韓國低了十倍。
到本週二，美國的確診病例已經達到了一百萬人，死亡人數達到63019人。而韓國此時的確診病例是10765，死亡247人。亦即美國人口的3%被檢測為陽性， .02% 的人死亡。而韓國的情況是，人口的.02% 檢測陽性， 僅有微小的 .0005% 死亡。
監測與否，是政府是否值得信任的問題
兩個國家在疫情期間最令人驚訝的區別是，韓國並未真正實行過美國那樣在其大部分州所執行的禁令。部分原因是政府認為人們可以不需要強力便會正確地執行社交距離的指示。因此商業既沒有被停止，入境口岸也沒有被關閉。
韓國人出門時願意遵守社交距離，並自願佩戴口罩。人們對政府將如何應對疫情有更多的信任。當面對災害時，韓國人有一種集體主義精神。
在美國，即便有許多人自覺地遵守社交距離，但還是有一部分人拒絕遵守他們所稱的嚴酷政府禁令。在美國，許多居民依然參加派對，去海灘。在一些地方，甚至有幾千人的示威，來反對封禁的措施。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受他們總統本人的鼓動所賜。
激進和有條不紊的追蹤監測
韓國採取了激進的監測措施，包括GPS定位，信用卡消費數據，攝像頭以及28個不同數據平臺的信息來提供實時監測，以準確和迅速地定位那些可能接觸了COVID-19病毒攜帶者的人。
韓國之所以能夠迅速採取這樣激進的監測措施是因為至中東呼吸綜合徵之後所進行的司法改革和基礎設施建設。
而美國呢，一些州在近幾個星期內才開始推進這類激進的監測手段。加州上週宣佈，他們正在建立一個由10000名志願者組成的監測隊伍，作為防範下一輪疫情的部分舉措。馬薩諸塞州最近也僱傭了300人來開始監測新冠病患，並有2200名志願者協助他們。其他諸如康涅迪格州和科羅拉多州，也正在使用技術平臺來幫助新冠病毒感染者進行自我報告和數據處理。
但美國大部分的追蹤監測努力都集中在逐個調查和自願申報的基礎上，而不是實時數據的反饋和像韓國那樣的大數據收集。美國是否和願意採用跟韓國那樣的系統還不得而知，因為這主要受文化差異的影響，尤其是美國是這樣一個去集權化的政治體系。同時，還有出於對個人隱私的擔憂，而這種擔憂其實可以通過技術手段，更可以像韓國那樣設置法律界線來得到解決。
個人隱私的擔憂也曾在韓國被提起，但大部分公眾還是傾向支持政府的跟蹤監測努力。
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的Katherine Baiker院長說，“跟蹤監測手段得以進行是基於公眾大規模志願配合技術手段來採集數據而得以實現的，這樣並不需要侵犯個人的機密性。”
備戰下一輪的不同策略
總的看來，疫情在韓國已經減退，越來越多的人走上街頭。但官方稱，韓國政府依然保持高度警惕，預防今秋可能的第二輪疫情，這與美國政府高級官員，頂級傳染病學家Anthony Fauci博士的警告是一致的。
作為防禦措施的一部分，韓國政府也開始抗體測試，這樣就可以確定哪些人已經感染過病毒。
韓國疾控中心主任Jung Eun Kyeong在本週的新聞發佈會上稱，“獲知病毒在社區的傳播範圍有多廣，包括那些未被檢測中發現的人，對於評估有多少人口在第二輪病毒來襲時是脆弱的有決定性作用。因此，我們需要知道人口中多大比例已經對病毒產生了抗體。”
美國也在發起大規模抗體檢測，但這種努力卻顯得漫無目的，而且一些檢測的可靠性也存在質疑。
互為人師嗎？
從戴口罩，出臺禁令，遵守社交距離到提供個人信息來配合跟蹤監測，韓國和美國這兩個東西方的民主國家交出了截然不同的成績。其根源不僅僅是政治體制的差別，還有文化的。韓國是議會制總統共和制，又稱半總統制，作為國家元首的總統掌握著重要的全國最高行政權力； 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國會僅能從立法上對其實施影響，但不能利用不信任案迫使其辭職。 但同時又具有議會制的兩個特點： 內閣由在議會中佔多數的政黨組成； 政府向議會負責。 韓國的行政管理結構表現出和中國一樣的集中集權制，而美國雖從大的方面說實行共和制的。但它的特點是實行三權分立，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機構中，又以掌握行政和軍事大權的總統為核心。看似三權相互監督，但又相互扯皮，掣肘。尤其是在議會里，代表日漸分裂民意的兩個政黨出於自身利益，相互攻擊，拆臺。同時，美國又是一個聯邦制國家，每個州，甚至一個城市與中央政府不存在韓國那樣的上下依附關係和上下直接管理的層級架構。
同時，韓國和美國所代表的東西方文化也大大影響了他們各自的疫情應對。韓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尊重權柄和相信權威，追求權利又願意承擔義務。而美國的文化則天然地不信任權威，抵制權柄對個人權利的威脅和侵犯，並且固守個人自由高於一切的思想。
然而，病毒面前，雙方都應該謙虛地看待自己和對方。東西方的概念不應該成為先入為主的觀念對抗，雙方應該各取所需，各學所長。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主導了整個西方世界的發展，一種優越感甚至傲慢已經形成，韓國雖屬西方集團，卻秉持東方社會的謙恭、包容。病毒已經讓我們付出了太大的代價，縱使美國出於敵意不願向中國學習，也希望他們能學習同一陣營裡的小兄弟-韓國，因為病毒不在乎分歧，留給我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韓國、美國，互為師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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