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
韩国的第一例病例出现在1月20日，只比美国早了一天。但韩国立即启动了5年前因为中东呼吸综合征而建立的应急响应预案，并及时扩大检测能力和追踪监测系统。中东呼吸综合征在韩国有将近20%的死亡率，许多韩国人深知病毒引发的传染病破坏力有多大。
这个经历教会了韩国人应该尽早、尽快地行动起来。每个个体都应该被监测，并告知所有人，以便他们能够做好准备和接受测试。人们得到的是透明、直接、真实的信息。
韩国检测点
而大洋彼岸，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在美国，一些州已经试图恢复一定程度的原有生活状态，但检测能力依然跟医学专家们所认为的安全水平相去甚远。医护人员也一再警告他们还严重缺乏关键保护装备来保证能继续工作。跟踪监测系统也才刚刚起步。
不同的成绩单
当韩国于2月21日确诊204名病例的时候，他们已经检测了16400人。而当美国于3月4日确诊207名病例时，才检测了1597人，比韩国低了十倍。
到本周二，美国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人，死亡人数达到63019人。而韩国此时的确诊病例是10765，死亡247人。亦即美国人口的3%被检测为阳性， .02% 的人死亡。而韩国的情况是，人口的.02% 检测阳性， 仅有微小的 .0005% 死亡。
监测与否，是政府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
两个国家在疫情期间最令人惊讶的区别是，韩国并未真正实行过美国那样在其大部分州所执行的禁令。部分原因是政府认为人们可以不需要强力便会正确地执行社交距离的指示。因此商业既没有被停止，入境口岸也没有被关闭。
韩国人出门时愿意遵守社交距离，并自愿佩戴口罩。人们对政府将如何应对疫情有更多的信任。当面对灾害时，韩国人有一种集体主义精神。
在美国，即便有许多人自觉地遵守社交距离，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拒绝遵守他们所称的严酷政府禁令。在美国，许多居民依然参加派对，去海滩。在一些地方，甚至有几千人的示威，来反对封禁的措施。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受他们总统本人的鼓动所赐。
激进和有条不紊的追踪监测
韩国采取了激进的监测措施，包括GPS定位，信用卡消费数据，摄像头以及28个不同数据平台的信息来提供实时监测，以准确和迅速地定位那些可能接触了COVID-19病毒携带者的人。
韩国之所以能够迅速采取这样激进的监测措施是因为至中东呼吸综合征之后所进行的司法改革和基础设施建设。
而美国呢，一些州在近几个星期内才开始推进这类激进的监测手段。加州上周宣布，他们正在建立一个由10000名志愿者组成的监测队伍，作为防范下一轮疫情的部分举措。马萨诸塞州最近也雇佣了300人来开始监测新冠病患，并有2200名志愿者协助他们。其他诸如康涅迪格州和科罗拉多州，也正在使用技术平台来帮助新冠病毒感染者进行自我报告和数据处理。
但美国大部分的追踪监测努力都集中在逐个调查和自愿申报的基础上，而不是实时数据的反馈和像韩国那样的大数据收集。美国是否和愿意采用跟韩国那样的系统还不得而知，因为这主要受文化差异的影响，尤其是美国是这样一个去集权化的政治体系。同时，还有出于对个人隐私的担忧，而这种担忧其实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更可以像韩国那样设置法律界线来得到解决。
个人隐私的担忧也曾在韩国被提起，但大部分公众还是倾向支持政府的跟踪监测努力。
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Katherine Baiker院长说，“跟踪监测手段得以进行是基于公众大规模志愿配合技术手段来采集数据而得以实现的，这样并不需要侵犯个人的机密性。”
备战下一轮的不同策略
总的看来，疫情在韩国已经减退，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但官方称，韩国政府依然保持高度警惕，预防今秋可能的第二轮疫情，这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顶级传染病学家Anthony Fauci博士的警告是一致的。
作为防御措施的一部分，韩国政府也开始抗体测试，这样就可以确定哪些人已经感染过病毒。
韩国疾控中心主任Jung Eun Kyeong在本周的新闻发布会上称，“获知病毒在社区的传播范围有多广，包括那些未被检测中发现的人，对于评估有多少人口在第二轮病毒来袭时是脆弱的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人口中多大比例已经对病毒产生了抗体。”
美国也在发起大规模抗体检测，但这种努力却显得漫无目的，而且一些检测的可靠性也存在质疑。
互为人师吗？
从戴口罩，出台禁令，遵守社交距离到提供个人信息来配合跟踪监测，韩国和美国这两个东西方的民主国家交出了截然不同的成绩。其根源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差别，还有文化的。韩国是议会制总统共和制，又称半总统制，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掌握着重要的全国最高行政权力； 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国会仅能从立法上对其实施影响，但不能利用不信任案迫使其辞职。 但同时又具有议会制的两个特点： 内阁由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政党组成； 政府向议会负责。 韩国的行政管理结构表现出和中国一样的集中集权制，而美国虽从大的方面说实行共和制的。但它的特点是实行三权分立，但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机构中，又以掌握行政和军事大权的总统为核心。看似三权相互监督，但又相互扯皮，掣肘。尤其是在议会里，代表日渐分裂民意的两个政党出于自身利益，相互攻击，拆台。同时，美国又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每个州，甚至一个城市与中央政府不存在韩国那样的上下依附关系和上下直接管理的层级架构。
同时，韩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也大大影响了他们各自的疫情应对。韩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尊重权柄和相信权威，追求权利又愿意承担义务。而美国的文化则天然地不信任权威，抵制权柄对个人权利的威胁和侵犯，并且固守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的思想。
然而，病毒面前，双方都应该谦虚地看待自己和对方。东西方的概念不应该成为先入为主的观念对抗，双方应该各取所需，各学所长。美国在过去几十年主导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一种优越感甚至傲慢已经形成，韩国虽属西方集团，却秉持东方社会的谦恭、包容。病毒已经让我们付出了太大的代价，纵使美国出于敌意不愿向中国学习，也希望他们能学习同一阵营里的小兄弟-韩国，因为病毒不在乎分歧，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韩国、美国，互为师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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