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文丨陳述根本
猝不及防的新冠疫情在2020的開年讓我們都止步家中，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4月28日發佈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3月，中國網民人均每週上網時長為30.8個小時，較2018年底增加3.2個小時。
國民的上網時間普遍增長，與此同時，我們在上網的過程中也看到到了不少值得探究的現象。
越發頻繁和激烈的網絡論爭：方方日記大火，引發的是輿論的譁然，掀起了一場關於意識形態的爭論。《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隔空喊話方方“你學習做人的空間很大”等言論更是加劇了事情的發酵；從中行原油寶穿倉震驚金融圈到羅志祥的時間管理成本論，我們看到的是愈發頻繁和激烈的對立與論爭。
中文互聯網中“討論”的消亡：儘管網絡論爭越發頻繁、激烈，但討論的內容卻越發匱乏與空洞。當大眾被網絡熱詞裹挾，通篇的討論裡框架邏輯紊亂，只剩下網絡熱詞的堆砌；另一方面是敏感詞庫的擴大，混跡於微博的網友自然能切身感受到很多時候一條平淡的博文才發出去就被無情“限流”，微信公眾號更是能在十五分鐘達到精準“404”。
在信息時代的今天，我相信你我多少都能感覺到龐大數據下的洪流洶湧，越發頻繁的網絡論爭和中文互聯網中“討論”的消亡，究其原因又是什麼？是技術的發展帶來的數字時代中文生態的必然閹割，還是體制侷限了我們的語言？眾說紛紜背後，我們又如何破題？
互聯網1.0到2.0
眾多關於互聯網的理論都粗略地將互聯網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即互聯網1.0階段和2.0階段。近些年來區塊鏈，大數據獲得了長足發展，很多人也聲稱我們已經走入了互聯網3.0時代。但是實際上，從相信溝通的層面來看，是否到了3.0還很難說。
談到討論，互聯網環境這些年的變化是難以迴避的。
互聯網1.0時代特別容易理解，基本上就是門戶網站的時代。在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破碎之前，門戶網站上信息的“一對多傳遞”是互聯網1.0時代的主要特徵。
在那一時期，用戶對於互聯網上內容的討論基本存留在聊天室這樣的區域，互聯網具有非常強的匿名性。主要的互聯網參與用戶無論是生活水平還是知識水平都相對較高，畢竟那個時期能夠買的起電腦和能上網的家庭屈指可數。
在互聯網1.0時期，全球的學者們就憧憬並且討論過一件事：網絡空間代替城市空間接管公共領域，甚至有創造前所未有的理想公共領域的可能。
所謂公共領域，用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的話說，就是指“政治權力之外，作為民主政治基本條件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參與政治的活動空間。”
這裡特別需要注意到一點，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是這樣的一種狀態:市民們被假定可以在這個空間中自由言論，不受干涉。由此可見，公共領域其實包含兩個要素：第一，超出私人領域；第二，沒有國家干涉。
互聯網1.0時代的“一對多”到了2.0的時代變成了“多對多”。在博客誕生之後，任何人都可以參與互聯網的討論。2008年前後，中文互聯網上曾經呈現出蓬勃的內容爆發。
無論是韓寒等人的博客，還是當年明月這樣的文字寫手，都在那一時期創造了大量的優質的內容。對於現在，我們很難想象會有人認真的用幾千字跟你討論民主和自由的意義，更難以想象民眾會對於民主這個概念進行全民性的討論和分析。
這也就不難理解許多人當時幻想的“數字化理想國”，即互聯網作為全新的、低門檻的、匿名化的媒介會為全球網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平等話語權。
很遺憾的是，故事後面的發展仍然遵循了那個重複了千百遍的俗套——人類期待某種技術的進步能夠顛覆性地改善人類世界。但事實上，新的技術只是反過來再次強調了人類群體原生的缺陷。
近20年過去了，我們或許並不用太長時間就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至少在中文互聯網中，真正意義上平等公開的討論不（再）存在，社交媒體平臺的搭建邏輯反而是在有意避免公共領域的形成。
匿名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實名化：社交賬號須與身份證、手機號綁定。學者曾經暢享的那個民主、平等、分散、去中心化的世界終究也沒有到來；可以看到，官方媒體、“頭部賬號”與草根用戶之間已經拉開了無法逾越的流量差異。
從貧媒體到富媒體
互聯網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是緊密相連的。
微博這種形式的崛起也和移動互聯網的爆發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網頁端逐漸衰落，App開始崛起。所有緊跟這一形式的早期社區都崛起了，而所有沒有緊跟變化的都在逐漸衰落，也有的逐漸消亡，比如人人網，比如豆瓣。
拜厄姆教授在《交往在雲端：數字時代的人際關係》將媒體分為“貧媒體”和“富媒體”。簡言之，富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少而單一，但它傳遞的內容可以更復雜；而貧媒體的信息傳播線索則多而複雜，只是其內容往往簡單明瞭。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新浪的重點產品從“博客”到“微博”的轉變就可以被看做從富媒體到貧媒體的轉變。後者的交互性質清楚說明它並不鼓勵長篇的內容，更不鼓勵長篇的回覆，而是鼓勵短小精悍、可以被快速瀏覽的內容，鼓勵進行快速的、病毒式的擴展和複製。
當幾千字的長文被侷限在140字的時候，表達和討論的意義也被段子、營銷號和情緒所稀釋了。數字時代這些內容的消亡和體制無關，他們沒有跟上科技的變化亦沒有被資本所青睞，這才是主要原因。
智能手機的價格越來越低，移動互聯網的入網成本也變得越來越低。當互聯網2.0的門檻已經被降到極低的時候，在互聯網1.0時代所擁有的那種互聯網上特有的精英討論的氛圍，也隨之破碎。在微博這種最大的社交媒體平臺上，任何人都能發表自己的言論，只要不違反法律。
在很多人所暢想的互聯網3.0時代中，信息的交互被巨大的數據庫所共享，每個人在虛擬的世界中都有自己的身份，用虛擬的貨幣進行交易。在那個世界之中，信息不再被侷限在一個個APP裡面，而是在整個互聯網的世界裡面交互，每個人的喜好都會被精確的定義，效率被無限地提高，人工智能將會幫助我們尋找信息，推送信息。看起來這是一個高效獲取信息的美好世界。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同溫層效應造成的討論閹割
美國心理學家艾爾芬·詹尼斯在1972年提出了“同溫層”的概念，其含義是：群體在決策過程中，由於成員傾向讓自己的觀點與群體一致，因而令整個群體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不能進行客觀分析。
信息流、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推送加劇了“同溫層效應”的誕生。
它隔絕了人們發現自己不喜歡事務的可能性，人們的信息獲取被侷限在自己所舒適的圈層之中。他們所面對的人，所接觸的內容，所發表的觀點全都是自己所熟悉的以及自己所相信的。他們的音樂品味、視頻愛好、政治觀點都被一個個tag所侷限在固定的範圍。因此，他們不會也不願意去尋找和自己興趣相左的內容。
討論在哪裡？不需要討論，因為大家都是一樣的愛好。
用戶沉迷於一次又一次的往下劃，毋需討論，只要沉迷就好。大眾不在乎，大眾需要圍著一個東西轉。
自媒體平臺不會承擔媒體的責任，它承擔的是平臺的責任，即使他們已經有了實質上媒體的意義。如果內容發生了審查的問題，他們會第一時間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們不會對用戶的心智負責，這似乎也不是他們的責任。
這當然並不是智能推送一個點所產生的問題，而是整體的結構性問題，但它毫無疑問地加劇了同溫層的產生。
在算法推薦誕生之後，人們更加容易發現和自己一樣的人了。在微博上，你可以採用拉黑、屏蔽關鍵詞等各種方式不去看自己不喜歡的內容。任何時候，人們都越來越傾向於“抱團取暖”。
技術的發展，推薦算法和泛娛樂化，使得互聯網越來越同質化、膚淺化。而當那些在舒適區習慣的人們走出舒適區的時候，他們就會懷疑為什麼世界上有些人和自己的想法不同，繼而攻擊他人，謾罵也就隨之誕生了。沒有討論，當然沒有。
互聯網中文生態構建
對話變得越發困難，因為雙方說著不同的語言。於是在任何一個話題引起輿論的譁然時，群體的情緒先淹沒了網絡。
將現實生活中的理性原則運用到網絡生活中形成的網絡理性包括了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個體理性是指個人在網絡活動中能否通過道德自律來規範自己的網絡行為，而集體理性主要表現為一種網絡社區整體上的包容和平衡機制的建立與完善，以及網絡社區進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淨化的能力。
法國心理學家勒龐在《烏合之眾》中指出“群體永遠漫遊在無意識的領地，會隨時聽命於一切暗示，表現出對理性的影響無動於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們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極端輕信外再無別的可能。”，這也就形成了群體極化的負效應，由於網絡社區缺乏謠言自潔機制，再加上公共領域討論的消失，便造就了現階段的中文互聯網生態。
要想構建一個良好的中文生態環境，解決的方式只有對話，惟有理性的對話才能消解矛盾。而這並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一方面我們是否可以考慮給予更多的討論空間，給予更多的包容，沒有地方討論，只會有更多的兩極化、更多的簡化和汙名化以及更多無意義的爭端；另外一方面，或許我們是時候需要對國民進行一些獨立思考能力的訓練，而當國民有了更多獨立思考的能力時，對於各種言論與事件也就有了更多的包容，少一些群體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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