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一出太空“樣板戲”

流浪地球:一出太空“樣板戲”

首先聲明:把《流浪地球》比喻成樣板戲,並非全是貶義,我在豆瓣給《流浪地球》打了3星。

至今,我都能哼唱“今日痛飲慶功酒”、“我家的表叔數不清”這些知名唱段,僅從戲曲形式的角度,樣板戲不無可取之處。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這部春節大熱的電影《流浪地球》,視覺特效充分營造了災難氛圍,可以稱之為中國科幻電影的旗幟性作品。這一題材的突破,標誌著中國電影工業逐步成熟,這很讓人欣慰,但是……

流浪地球:一出太空“样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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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X巨幕暗下來,劉歡演唱的片尾曲響起,我摘下3D眼鏡,迅速從視覺上的感官體驗中抽離出來,技術手段帶來的沉浸感,隨著觀影的結束蕩然無存,敘事結構、人物性格和影片細節都未能製造出層次感,禁不住回味。這一點也如同樣板戲,人物臉譜化、敘事套路化,形式的優秀與故事內核的蒼白,導致我們能記住閃光的唱腔,楊子榮、阿慶嫂、李鐵梅這些人物卻只剩下下高大全的片段,變得陌生而單薄。

我們可以為樣板戲開脫:因為宣傳需要、因為戲曲舞臺的特性、因為時代的審美特點等等,但半個世紀後,被稱為中國科幻元年的開山之作《流浪地球》,在內核上仍然陷入樣板戲式的窠臼,令人扼腕。

電影開篇,吳京飾演的宇航員劉培強與兒子劉啟在海邊,很快他就要到空間站執行任務,此時人類已然面臨太陽氦閃,與小說原著的背景相同,太陽將“氦閃”,吞沒地球,人類製造出發動機推著地球奔向4.3光年外的半人馬座,尋找新的太陽,這一旅程需要2500年。

小說中,地球進行了三百多年的準備,還要經歷長達42年的“剎車時代”,才正式啟航。這380年時間,地球的社會結構和倫理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

影片大大縮短了這個過程,距離吳京和兒子在海邊歲月靜好,只有17年,人類就已經到達木星附近。在此之前,影片中也有“剎車時代”,卻是產生了35億人死亡的代價。除此之外,進入地下城還要經歷抽籤,也就是說,此時半數以上的人類已經慘遭不幸。

小說構造的,是全人類緩緩踏入未知旅途的茫然,影片卻創造了一個剛剛經歷劇痛的人類整體。原著小說雖然不長,但為這場社會變遷準備了理由充分的價值體系,例如“我”的父親,那個後來犧牲的宇航員,“愛”上了“我”的小學老師,要搬過去住在一起。這個足夠狗血的“小三”劇情,在小說裡只有幾句話的描述:

“那你去吧。”媽媽說。

“過一陣我肯定會厭倦,那時我就回來,你看呢?”

“你要願意當然行。”媽媽的聲音像冰凍的海面一樣平穩,但很快激動起來, “啊,這一顆真漂亮,裡面一定有全息散射體!”她指著剛在空中開放的一朵焰火,真誠地讚美著。

在這個時代,人們在看四個世紀以前的電影和小說時都莫名其妙,他們不明白,前太陽時代的人怎麼會在不關生死的事情上傾注那麼多的感情……

科幻作品,除了科學技術的進步,也要有與之對應的價值體系。劉慈欣顯然做了準備,而電影在這一點上卻有點莫名其妙。在這種末世氛圍下,人類社會有哪些思潮?犧牲35億人的倫理問題如何解決?由此帶來的群體心理創傷會如何顯現?抽籤進入地下城帶來程序正義困境有哪些?地下城的社會形態、治理結構有哪些特點?我似乎沒有看到電影為此做充分的準備,只是在農曆新春,閃過地下城裡中國式的市井氣息:麻將、性交易、夫妻為了出軌爭吵、黑市、串兒店……彷彿九龍城寨,我絲毫不懷疑“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但人間慘劇之後的痕跡並未通過鏡頭展示出來,不能不說有些遺憾。

流浪地球:一出太空“样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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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主角的人物塑造和行為動機都隨之出現問題,劉啟一改17年前的父子情深,父子十年間不再講話。這段似乎可以找到《星際穿越》中親子矛盾的影子,但矛盾的動機卻很弔詭:因為父親劉培強放棄了患絕症的母親。按照片中的交代,進入地下城本就是抽籤決定的,劉培強為兒子爭取到一個特權(這已經有失公平了),同時只能有一個監護人進入地下城,就是劉啟的外祖父韓子昂。韓子昂含淚同意,放棄救治絕症女兒,帶著外孫進入地下城,劉啟因此責怪父親。

我詫異的是,倘若和平年代,劉啟因此責怪父親還說得過去(其實和平年代放棄救治絕症、減少痛苦的被動安樂死也算合理),結果在地球人多半喪命,父親爭取來生存特權的情況下,已經20多歲的劉啟,卻依然仇恨父親,甚至因為父親結束任務回到地球,就要逃出地下城,還要拉上未成年的妹妹(韓子昂救下的孤兒),殘酷的災難本應讓人成熟得更早,抑或留下某種創傷心理,主人公卻顯得分外任性、衝動與幼稚,像個嬌生慣養的中二少年。

更“中二”的是,自詡為“天才”的劉啟,卻要毫無準備地逃到地面。逃離父親可以,對地面殘酷性一無所知的劉啟,甚至連開車都不會開,偷了外祖父的卡車,帶著妹妹就上路了。連《小鬼當家》裡的小學生都要制定行動計劃,而這位“天才”,就這麼冒失地闖進地面零下幾十度的殘酷環境。去哪兒?不知道。怎麼躲避追蹤?不知道。接下來怎麼討生活?不知道。一個十幾歲的少年,在和平年代離家出走,可以得到觀眾的理解、關心甚至通感;一個20多歲的修理工,在人類存亡所繫的時刻,做出這麼魯莽的決定,觀眾怕是無法理解人物的內在動機,缺乏共情的初始設置,導致整個人物成長的弧光都變得生硬。更別提緊要關頭,叫外祖父一口一個“老東西”,這種錯位的稱呼,似乎借用了西式的平等,但在前邊充滿中式氛圍的文化語境中,顯得尤其突兀,令人不適。

一箇中二少年,一個無知少女,男女主角在如此單薄的設定與表演下,被推上了拯救地球的舞臺。這裡再吐槽一下,地球飛到木星附近,能計算出太陽氦閃的科學家,居然沒有計算出木星引力能把地球吸進去,於是誘發了地球大量發動機停機的緊急事件。男女主途中遇到執行任務的軍隊,緊急徵用了貨車,救援杭州。在一片荒涼的上海遇險,外祖父和一名隊員遇難。本要救援杭州,結果杭州被岩漿吞沒,這場普羅米修斯式的救援平添了悲劇性。

更奇怪的是,一名女性軍人居然情緒崩潰,幾槍打廢了隊員用生命保護的燃料“火石”,讓所有犧牲顯得格外荒誕。杭州沒了,還有其他發動機需要救援,在地球已經喪失數十億人口的流浪旅途中,人難道不是應該變得更堅強或者麻木嗎?何況是百鍊成鋼、見慣生死的軍人,平時指導員怎麼做的思想工作?

其後,這支小分隊的拯救任務,更是變成了主角的從屬。到印尼的赤道發動機,本來以為一幫軍人不會開卡車(據說五年才能學會,主角卻一開就會),破解程序靠路邊揀的宅男極客李一一、插拔電線靠硬件工程師老何、裝填火石都要靠主角劉啟,打嘴炮要靠女初中生,最後一幫軍人的工作只是力氣活,推撞針。

如果是一貫諷刺權威的歐美大片,我一點都不奇怪這樣的設定,個人英雄主義對體制的反叛本就是其母題。但在我們的文化和體制語境下,這種情況就顯得有些荒誕,地面上的軍隊讓出了主導地位,空間站中的劉培強,卻肩負起主導國際決策的使命。這樣的取捨,當然可以理解為劇情需要,卻也一定程度上喪失了人物合理性。對比去年春節檔的《紅海行動》,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特工,他們在遭遇阻擊、犧牲過程中的反應,可信度都更高,也更容易喚起觀眾心裡那份“燃”的激情。

流浪地球:一出太空“样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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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另外一條線索在空間站,吳京這次不是主角,但確起到俯瞰和拯救的作用。他發現了空間站已經計算出,地球無法從木星的吸引中脫離,只能放棄“流浪地球”計劃,啟動“火種”計劃,帶著空間站裡的宇航員、地球生物DNA、各種文明的資料,獨自尋找新的行星。

劉培強從強制休眠中醒過來,發現了這一“陰謀”,開始與人工智能莫斯鬥爭,這裡致敬了著名的《2001太空漫遊》。莫斯不過是按照程序設定行事,執行放棄地球的“火種”計劃。此刻地球小分隊執行的拯救計劃(木星含有大量氫氣,在引力作用下已經吸收大量的地球氧氣,只要用發動機火焰點燃,就可以靠爆炸衝擊波把地球彈出來,擺脫洛希極限),其實7小時前已經有以色列科學家提出,經計算實現可能為0。

劉培強不管,要救兒子。於是發動了片中的第一次高潮演講,說服聯合政府執行這個不可能的計劃。一貫家國天下的國人,卻在此時打起親情牌,這也是本片人物塑造的敗筆之一。平日裡“雖遠必誅”,卻在人類命運的抉擇前,以兒子為主題做了一場並不成功的煽情。聯合政府於是同意開放廣播,這就有了初中女生朵朵的第二次高潮演講。而這次演講更加失敗,除了哭哭啼啼的女生,這個計劃基本介紹、合理性論證、乃至通過希望找到聽眾的G點,統統沒有。然後原本垂頭喪氣的救援隊就紛紛調轉車頭,烏央烏央回來了,回來繼續推撞針,還是力氣活。在科幻作品中,以這樣原始的方式展示團結和煽情,並不算高明。

現實也正如影片中以色列科學家推斷的,眾志成城之後還差5000公里才能點火。這時劉培強站出來,把空間站的睡眠倉釋放後,義無反顧地帶著空間站的燃料衝向了木星。這裡應該是致敬了《獨立日》裡最後駕駛飛機衝向敵艦的飛行員,同樣稱為本片最終的淚點。當然,如果我們不去深究,為啥一瓶伏特加點燃攝像頭就能讓人工智能癱瘓?火種計劃中那些資料怎麼辦?那些睡眠倉怎麼在地球著陸?木星上氫氧混合物的爆炸衝擊波夠不夠把地球推向原來的軌道?空間站喪失後地球領航怎麼辦?

同時,我質疑的是,既然是全人類的營救,但其他國家往往陷入失語狀態,甚至被矮化。好萊塢大片也有這個問題,美國是世界中心。中國電影工業如果想走進世界,至少要學會規避這類問題。電影中,我們卻看到,與劉培強一同醒來的三個人,其中一個(忘記哪個國家了)悄悄地縮了回去,其他國家的宇航員都如同空氣;地面上的救援隊,印尼人都在玩兒命撤離,勸都勸不住,日本人說了句好想吃米飯啊,吞槍自盡,美國人乾脆沒出現,只有一面美國國旗蓋在棺材上,其他各國救援隊都奔命似的潰逃。以這些作為中國力量的反襯,顯得我們的格局不大。電影中唯二的國際主義閃光點,一個是上邊提到的,被初中女孩嘴炮打回來的各國救援隊,用各國語言自報家門,然後一起幹力氣活;另外一個就是俄羅斯大叔,貢獻了一條命(死得還不太值)和一瓶伏特加,歪打正著地成為劉培強摧毀人工智能莫斯的武器。

回到原著小說,劉慈欣的格局就大很多,自述者“我”在奧運會比賽中遇到日本女孩加代子,兩人決定結婚。比賽的終點在紐約,兩人在那裡登記,並且獲得生孩子的權利,原著小說中寫到,由於環境的嚴酷,法律規定每三對新婚配偶中只有一對有生育權,抽籤決定。小說裡也出現了伏特加,是“我”與加代子結婚時的民政局官員給的,小說原文是這樣的:

他拿出了一瓶伏特加,我們三個輪著一人一口地喝著,都為人類的延續乾杯。我們身後,遙遠的太陽用它微弱的光芒給自由女神像鍍上了一層金輝,對面,是已無人居住的曼哈頓的摩天大樓群,微弱的陽光把它們的影子長長地投在紐約港寂靜的冰面上。醉意朦朧的我,眼淚湧了出來。

地球,我的流浪地球啊!

這種荒涼的史詩感和宿命中的無力感,在劉慈欣詩意的表達中顯得分外悽美。這才是站在人類的高度去構建情境,電影捨棄了這種視野,轉而求諸一個疑似民族本位和家庭本位的框架,只能說分外遺憾。

流浪地球:一出太空“样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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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少年與同伴拯救世界、獲得成長,英雄父親視死如歸,父子和解。拋開科技層面的硬傷,故事在好萊塢與本土性之間搖擺不定,人物與敘事方式陷入套路,仍然是《流浪地球》這部電影的短板:

悲壯的末世設定,與一個小格局的正能量拯救行動顯得脫節;世界主義的視野中,情節和人物卻服務於潛意識裡的民族敘事;自我犧牲成為一種符號,主要人物的心理和行為卻無法飽滿地支撐起為人類文明殉道的光環。

劉慈欣的原著不長,只有兩三萬字,史詩式的框架設定營造了一個足夠大的舞臺。原著中最終陰謀論盛行,認為太陽不會氦閃的反叛軍揭竿而起,最終處死了5000名僅存的聯合政府人員。死刑執行不久,太陽真的氦閃了。大劉在反群氓的道路上始終堅定,無論《流浪地球》還是《三體》,都將自己的社會科幻觀一以貫之。他會設想地球在極端情況下,人類社會將作何反應。人類如蟲豸般的努力,在宇宙的宏大面前輕如鴻毛,善惡生死這種命題,在他的科幻作品中都讓位於宇宙,這種時間和空間上的無限,讓人類倍感渺小。近乎於反人文主義的冷峻面前,劉慈欣的作品給人類的黑暗角落放了一面鏡子。

電影作品《流浪地球》與原著的精神內核背道而馳,我可以理解為是為了大眾化,但失去了原著的魅力,也讓流浪地球計劃變成了一場《後天》般的災難片,視覺與文本的分離,導致流浪地球這一浪漫瑰麗的想象,成為災難片的背景音,人類在宿命面前的反思與糾結消失,嵌入一種套路式的“人定勝天”。縱然有出色的電影工業支撐,視聽方面的特效讓我獲得身體上的體驗,在故事和人物層面卻依然讓我有樣板戲的感覺,中國科幻的技術突破值得欣喜,倘若更上一層樓,在電影作品的精神內核上,真正產生與劉慈欣小說共振的作品,不是更令人期待嗎。

我是非典型佛教徒

針砭時弊 不捨慈悲

理性思考 不許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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