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顧頡剛因不滿廣州中山大學的人事、學術環境，決定北上就任燕京大學教職。他沒有選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是怕熟人太多、攻訐太甚，擔心無法安心問學，燕大以其環境清幽、人事關係簡單、自由度大，顧認為是治學佳地。1928年2月26日顧頡剛給燕大史學系容庚信提出了七項要求，此縝密之具體要求一看就知是詳細思考的結果，很可窺見顧的擇校擇業之由：
（1）不引進政客，免致機關本身受政治搖撼。
（2）不引進復古派，免致學術不能照了軌道走。
（3）不引進學閥，免致學術機關為其私人壟斷，且為排擊敵派之根據地。
（4）不引進文人，免致機關腐化，致同事不勤業務。
（5）不引進平庸人，免致發表刊物為講義式之文字。
（6）不引進頭腦不清之人，免鬧意見。
（7）不引進愛發議論而不負責任之人，免致團體分裂。
七條要求都以研究學術為本。顧的學術理想是建立一學術共同體，不摻雜學術之外的其他因素，單純而全身心為學。尤其是第三條，顧說不引進“學閥”，此處的學閥在顧的腦海中完全是一負面詞彙，為培植私人、黨同伐異的代名詞，顧相當反感這種消極意義的學閥。何況他亦體會過此種學閥之苦，他曾與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信，表明不往清華大學任教，是怕“招尤納悔”，並進一步談為何選擇燕京大學：“如果弟當時應聘，則此一年中，不是由他們離間，使我二人不睦，即是由他們造謠，擬弟於兄之走狗死黨。此乃必至之局，非弟之神經過敏。弟之所以寧願賣身於教會學校，正欲與這輩活動人物斷絕關係，使弟不致成他們之眼中釘，而得專心致志到學問上，成就我理想中的著作。故賣身其名，超然其實”。顧有此體認，是他對當時北平學界有一整體觀察，即認為此時在學界若無人引薦，青年學子很難打入進去。學界已經山頭林立，板結固化了。因此他想打破這種局勢，做積極意義的學閥。
顧頡剛想做積極意義的學閥，這與他的學術理想與性格有莫大之關係。其實說來，顧心目中的學閥概念是一褒義詞，不是為己，乃為公。顧以為做學問與征戰一樣，將帥、兵丁都是需要的，二者互相配合，才能發揮最大的功效，兵丁要能做，但更要有做將帥的野心。研究學問的人如果沒有做領袖的野心，顧說這樣的人是沒有出息的，“他決不會有獨特的成績”。但如果單單隻有做領袖的野心，而不肯切切實實下苦工，那則更沒出息，因為這樣的人從此只會“奔走聯絡，搶地盤，包而不辦，排擠人才，陷害青年，做人群的蟊賊了”。顧頡剛覺得要決絕捨棄做包而不辦之領袖的野心，應當刻苦的工作，使得後世的人承認你是一個“真實的領袖”，而非空有其名，待百年後一切都盡，身與名俱滅，什麼也留不下。
學閥，學閥，要先有學而後可閥，二者須若合符節才行。顧的這個意思在1919年1月4日批評馬敘倫時已經明白表述。那時還是北京大學哲學門學生的顧頡剛很反感時為北大教授的馬敘倫於《北京大學日刊》連載關於《莊子》的讀書札記。顧說馬敘倫做這種疏證、校勘記，自以為是一個大學者，其實“他心裡也不曉得學問是什麼東西”，他只知有了名，受人恭敬，是很快樂的事情。顧頡剛不甘做馬敘倫這種小家文人、小家學者。顧明確承認，“我除了做學閥之外再沒有別的路了”，他想做真學閥以打倒假學閥，“要為學術界造出一個真正的地盤，替代了現在存在的個人主義的地盤”。
同時，顧頡剛的學術性格喜歡收攏兵丁，聚合相關學人共舉其成。好處是各職其事，各司其責，壞處是協調不好，便使頭緒太繁，手忙腳亂，顧此失彼。所以然者，乃在顧頡剛“好定計劃，好向強處走，好拼命辦一件事，以至於此也。弟之為人，不辦事、不教書則可，少辦事、少教書則不可，蓋生性貪多務博，好大喜功，無論什麼事情，一經著手立刻會有野心，希望得到最高的成績”，而且一著手就是“最大最好之計劃”，於是使得他“永永不能有滿足之時而事情亦永永做不完”，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開局甚好，收尾實難，總有遺憾。從他一生的行跡看，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實在是一少見的愛學樂學的學術人。說他為少有的學術人，是他一生之大願，日常之生活，都與學術和讀書緊密連在一起。從他每日所記最終達數百萬字日記、十五卷讀書筆記以及大量文稿看，他幾乎天天在讀書，簡直駭人！這種勤奮與毅力實屬罕見，不得不令人歎為觀止。難怪香港學者許冠三評價顧頡剛是二十世紀罕有的讀書人，決非虛譽。
總括來說，顧頡剛想做名實相符的學閥，以紮紮實實的工作求真實的名聲，在宏大而厚實的學術事業裡貢獻出自己的一抔土。實際上顧也做到了，他在學術領域成功地開疆拓土，無奈他貪多貪大的性格既成全了他勃勃的學術雄心，也一定程度毀了他，許地山稱顧為“學術上的多妻主義者”，雖為戲言也是實情。他也知道自己的特性，曾書一條幅“好大喜功，永為怨府；貪多務得，何有閒時”以自戒，只是性格使然，改不了了。
【作者為大學教師，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者。研究方向：中國現代文學、民國學人。在《光明日報》《讀書》《隨筆》《當代作家評論》《新文學史料》《南方週末》《傳記文學》（中國臺灣）等海內外報刊發表論文、學術隨筆、散文7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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