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文章《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中预言，21世纪的人每周工作15个小时，相当于做二休五。但是很显然，现实的情况很让人失望，“996”、“社畜”等已经成为了网络流行语。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的处境就一直朝着更为糟糕的方向发展。事情为何会这样？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学规律？
自工业革命以来，普通劳动者生存状况最糟糕的时期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那时，英国的工人阶级被称之为“英国的白奴”，其生存状况甚至比美洲的黑奴还要悲惨。黑人奴隶主们好歹还会爱惜自己奴隶的生命，因为奴隶主们他们是财产。但资本家们为了利润却可以不顾一切地榨干工人们的最后一滴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经过工人阶级长期不懈的斗争，资本家阶级终于妥协了，随着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工人阶级的状况逐渐地得到了改善。这是教科书上能够提供的答案，以至于人们都将希望寄托于法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曾经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得到改善，在其背后是经济基础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现在普通劳动者们某些方面的生存状况正在不断恶化，上层建筑已经不怎么管用，经济基础需要怎样的变化才能使情况得到改善呢？
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为了获取工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过程中，工资会给劳动者带来效用(需求的满足)，劳动会给劳动者带来负效用(辛苦和受累)。当工资的效用大于劳动的负效用时，劳动者便会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资的效用越大，劳动者所愿意承受的劳动负效用也越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越长，劳动强度就越大，工作压力就越大。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正是因为工资的效用越来越大。工业革命时期，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之所以极为恶劣，是因为当时工资的效用极大。
效用即价值，商品(工资)的效用价值取决于其边际效用量。所谓边际，是新增的意思。空气对人非常有用，人类离不开空气，但是其价值很低。因为空气大量存在，其边际效用很小。珠宝对人类来说除了装饰作用，其它几乎没什么用处，但其价值却很高。因为其稀有，边际效用很大。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随着你对某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每一单位商品给你带来的效用是不断减少的。
工资效用的大小，最根本的不是取决于实际工资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劳动者的“基础消费量”越大，一定实际工资的边际效用便越小。反之，便越大。
在工业革命时期，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沦为了雇佣工人。如果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极有可能会被饿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十多年后可能被累死，但总比饿死要强。所以，他们的生存状况才会那样的悲惨。他们的“基础消费量”非常低，所以极低工资就可以给他们带来极大的效用，让他们十分辛勤地工作。
后来，工人阶级走投无路时，广泛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互助组织。“社会互助”给工人阶级的基本生活需求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随着社会互助力量的不断壮大，工人阶级的“基础消费量”得到了提高，工资水平开始上涨了，工作时间也不断地缩短了。在工业革命后期，在英国形成了一股风靡全社会“社会互助”的潮流，随着工业革命的扩张这股潮流在其它西方国家流行开来。这股潮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以后逐渐消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社会公共福利不断被削减，福利的分配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实际的社会保障水平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降低。工资的效用变得越来越大，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也不断地被延长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虽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总体来说，社会保障的发展是要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的分配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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