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長汀試院內的那間小屋，曾經囚禁過一個高貴的靈魂。我輕輕地坐到那把普通的木椅上，想象著當年瞿秋白伏案書寫的情形——他凝神而思，應該不是奮筆疾書，而是從容不迫地書寫著，這是他全部筆墨生涯中最特殊的一次書寫，當然，也是最後一次。
這篇文章就是《多餘的話》。
把壓抑多年的心曲傾訴過後，他感到一身輕鬆，無比痛快。幾天後，他神態自若、甚至帶著幾分瀟灑，走向了刑場。在途經中山公園涼亭時，他昔日的學生、今日的“對手”宋希濂備下酒菜，想最後一次勸誘瞿秋白“回頭”。瞿秋白淡淡地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厲害。請勿撕破我的歷史。”只見他氣定神閒地自斟自飲。飲罷，走到一處坡地，環顧四圍，說道：“此地甚好！”遂背靠一塊青石，盤腿而坐，飲彈就義。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義時只有36歲。瞿秋白以異常的清醒和冷靜，剖析自己的“文人”痼疾和種種不足，他條分縷析地寫下自己種種不會做、不善做、不敢做的事情，也寫下了自己種種沒做到、沒做好、沒做成的事情。
這個年輕的文人，可以把馬克思、列寧的原著翻譯得“信達雅”，可以把《國際歌》率先介紹到自己的祖國，可以在理論上為新生的共產黨提供豐富而銳利的思想武器，可以主編《新青年》《前鋒》《熱血日報》《布爾塞維克》，參與編輯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嚮導》……
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我黨舉行了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那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首次“亮劍”；在1927年8月7日，他主持召開了著名的“八七會議”，
- 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決定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代之以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三人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 就是在那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以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屠殺，勇敢地高舉起武裝鬥爭的旗幟；
- 也是在那次會議上，毛澤東被增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被委派去組織秋收暴動……
瞿秋白終究是一個文人——這是他在臨終之時對自己一生的“定位”。他在《多餘的話》中雖歷數自己一生的種種可笑可嘆可悲乃至可恨之事，卻對自己以“文人”之心、司“文人”之事，表示出幾分自許甚至幾分欣慰。
事實上，在瞿秋白最緊張最繁忙的歲月，他依然會分出精力去研究和思考文學問題
——“只因為六年的‘文字因緣’，對於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較少。”瞿秋白離開黨中央領導崗位後，曾一度擔任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教育委員，他對這件文化事業非常上心，他寫道：“最近一年來，叫我辦蘇維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寧都、興國這一帶的所謂‘中央蘇區’，原來是文化非常落後的地方，譬如一張白紙，在剛剛著手辦教育的時候，只是辦義務小學校，開辦幾個師範學校，這些都做了。”
這也就意味著，他終於部分地實現了自己當教員、辦教育的夢想。對此，他頗為欣悅地寫道，“近年來，感覺到這一切種種，很願意‘回過去再生活一遍。’”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瞿秋白曾受黨的委派，與魯迅先生一道謀劃和領導“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這或許就是他暗指的那六年的“文字因緣”吧——那是他在政治上“失意”卻在文學上“得意”的寶貴時光。
他們之間雖年齡差距甚大，但卻心心相印，無話不談。就在他返回蘇區之前，一直是在魯迅先生家裡躲避著敵人的追捕，朝夕相處半年時光——那是一段多麼難忘的時光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是魯迅先生寫給他的對聯——我在汀州的瞿秋白紀念館裡見到了這副對聯的真跡，這才發現魯迅寫的上下款都用了筆名——人生知己，斯世同懷，這是同為革命家的兩個文人，惺惺相惜、肝膽相照的最深沉最真摯的心靈告白！
在臨終之際，他寧可把自己所有的缺點、毛病、錯誤乃至他自稱的“罪過”，統統剖開給世人看，也不願“枉拋心力做英雄”——他說：“雖反正是一死，同樣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從古至今，有誰曾在訣別生命之時，寫下過如此襟懷坦蕩、無虛無矯的文字？有誰能做到如此真誠地袒露自己心中的隱秘？又有誰能如此毫無懼色、無遮無掩、赤裸裸地把自己的靈魂呈交給歷史的祭壇，聽任時人、世人和後人的評判？
這就是文人的品節，這才叫文人的風骨！
摘自 | 《領導文萃》2020年4月上
稿件來源 | 《今晚報》
作者 | 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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