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國際智庫、藍迪國際智庫

摘要: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國際智庫主辦、藍迪國際智庫承辦的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智庫研討會採用線上視頻形式召開。此次會議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主題,圍繞世界秩序重構中美關係走向何方、“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和機制化建設等議題展開了專題研討。

突如其來並迅速席捲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發生劇烈變動,動盪源和風險點陡然增多。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供應鏈受到巨大沖擊,世界經濟下行的壓力不斷加大。全球治理結構現存的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國際秩序遭遇巨大沖擊。風雲變幻之際,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否經受住這次疫情的嚴峻考驗?未來世界格局將以何種形式呈現?大國角力場上中美關係終將走向何方?“疫情後時代”的“一帶一路”建設如何實現高質量的可持續發展?上述命題已不僅是長遠戰略,而是成為了亟待“破題”的當務之急。

思想引領時代,智慧迸發力量。近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國際智庫主辦、藍迪國際智庫承辦的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智庫研討會採用線上視頻形式召開。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校長王偉光,十三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蔡昉,十二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家委員會主席、藍迪國際智庫專家委員會主席趙白鴿參加會議,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歐洲研究所、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經濟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亞非洲研究所的權威專家學者齊聚一堂,放眼寰球,展開“頭腦風暴”。此次會議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主題,圍繞世界秩序重構中美關係走向何方、“一帶一路”的發展導向和機制化建設、中東歐“17+1”與區域的融合發展、中亞合作的戰略佈局與實施路徑、高質量建設“一帶一路”與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等議題展開了專題研討,以下為各位專家發言要點摘錄。

(一)“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五大關鍵點

“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趙白鴿

十二屆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專家委員會主席、藍迪國際智庫專家委員會主席

發言關鍵詞:新型全球化、全球治理體系、和平與發展、"一帶一路"、全球產業鏈、第四次產業革命、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大國關係

發言要點摘錄: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發,引發了全球政治經濟的劇烈變動,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以及國際經貿往來等都受到了疫情的嚴重破壞,全球治理結構現存的矛盾和壓力進一步凸顯,世界已經到了亟需構建國際新秩序、改善和重建全球治理體系、謀求和平與發展的關鍵時刻,全世界都在渴望實現更為公正的、富有活力的新型全球化。在此宏觀背景下,對於當前世界格局和新階段的“一帶一路”建設,有如下判斷和建議:

第一,新型全球化的大方向沒有改變,“一帶一路”是實現新型全球化的重要載體。不管風雲如何變幻,全人類對於“和平與發展”的訴求沒有改變,新型全球化的進程也沒有改變。中國應牢牢緊握新型全球化的旗幟,因勢而謀、順勢而動,以不變的初心應對萬變。所謂新型全球化,是指“開放、包容、普惠、共享”的全球化過程。新型全球化遵循平等、追求共贏,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一帶一路"倡議為新型全球化提供了一個實踐的平臺和載體。“一帶一路”倡議傳承古絲綢之路精神,堅決摒棄原有不公正、不合理元素,堅持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讓全體參與國家和人民從中受益;以發展導向、需求導向、項目導向、結果導向為目標,務實推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六年以來,從促進經濟技術合作到“五通”目標的全面展開,已經在推出全球治理和國際公共產品、促進新型全球化、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國際經貿合作交流等方面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二,“疫情後時代”要以"一帶一路"為載體,加快佈局全球產業鏈,形成產業鏈上中下游一體化局面。目前,"一帶一路"開始進入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與此同時,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逐漸崩陷,新的國際規則呼之欲出,各國都試圖在秩序重塑的過程中體現更多本國的意志與利益,而“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所展現的巨大發展紅利恰逢其時地為各國提供了切實可行的發展路徑。在今後一段時期內,“一帶一路”與各國發展戰略普遍對接的可能性將會增加。我國要把握好此戰略機遇期,加快補上科技的短板,補上核高基投入的不足,大力加強戰略新興製造業工業製造中產業鏈集群的發展,在國內形成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與此同時,以"一帶一路"為載體和抓手,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去複製這些核心科技,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形成產業鏈上中下游一體化發展的良好局面,真正實現互利共贏。

第三,"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要抓住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歷史機遇,加快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成果的應用,構建“數字絲綢之路”。第四次產業革命建立在數字經濟革命的基礎上。信息資源成為最重要的資源,掌握了數據就掌握了世界,掌握了數據就掌握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源頭。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央網信辦啟動面向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的“上雲用數賦智”行動,鼓勵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培育新經濟發展,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於數據和數字經濟的重視。在“一帶一路”新階段的建設過程中,必須注重數字經濟新業態的培育,構建“一帶一路”數字供應鏈,推動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在訂單、產能、渠道等方面共享,促進資源的有效協同,促進產業鏈向更高層級躍升。

第四,要處理好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十四五”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的關係。“一帶一路”建設中很多尚未解決的問題都與國內的開放型經濟體制的不完善之處息息相關,只有加快解決相關體制問題,才能更好地發揮“一帶一路”在對沖疫情風險、構建我國宏觀經濟新局面以及增強全球經濟增長動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與此同時,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不僅是對外合作的重要載體,而且是我國以開放促改革,構建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引領。在此方面,外交、商貿、金融、基礎設施、海外發展、國內改革等等重大問題均相互關聯影響。因此要處理好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十四五”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的關係,真正實現“內外結合”、“相輔相成”。

第五,謹慎防範大國博弈過程中潛在的諸多變量和風險。大國博弈尤其是中美關係為我國“一帶一路”建設和開放型經濟發展帶來的諸多變量,要做好有效應對包括輿論戰、經濟戰、貿易戰、金融戰、科技戰在內的全方位挑戰的準備。同時,在“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節點區域,如中亞、南亞、西亞,東南亞以及中東歐地區,都會不同程度受到中美、中俄、中歐關係的牽制和影響,這就要求我們謹慎評估,妥善應對,建立好風險防範機制,規避由於大國博弈過程帶來風險和損失。

(二)未來世界格局的“四種可能”

“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張宇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所長

發言關鍵詞:變與不變、中美脫鉤、全球化、產業鏈、區域經濟一體化、平行體系

發言要點摘錄:

變中蘊含著不變,不變中孕育著變化。此次疫情雖然是一個始料未及的變量,但並未從本質上改變世界格局的演進方向,而是加快了現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化速率。百年變局的兩大特徵:“東昇西降”和“全球化”的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東昇西降”是指中國和西方國家實力對比發生的變化,尤其是中美之間,兩個如此規模巨大的國家,其中一個綜合實力迅速上升,一個實力依舊超強但顯露疲態。與此同時,在疫情的影響下全球化進入崎嶇甚至險峻路段,出現逆全球化的可能性增大。

中美關係在此次疫情中一個顯著的變化體現在產業鏈的關聯上,出現了由“規鎖”向“脫鉤”轉向的趨勢。美國對華政策自冷戰後期以來奉行的是接觸政策,其核心是將中國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並通過讓中國承擔責任來改變中國,美國既要繼續享受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提供的中低端好處,又要規避或阻止中國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數字高科技領域的趕超。美國這一對華策略可以簡潔地用一箇中文詞加以概括:“規鎖”(confine)。 “規鎖”的基本意思有兩個:一是用一套新的國際規則來規範或限定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行為;二是藉此把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勢予以鎖定,使中美在科技層級上維持一個恆定且儘可能大的差距。

冷戰結束以後一直到2008年,全球逐漸形成了分工細化的產業鏈,但是產業鏈的分佈是不均衡的,產業鏈越來越長,越來越細化,但是也愈發脆弱。在此次疫情衝擊下,客觀上出現全球產業鏈斷裂的事實。表現為許多企業停工停產,大量訂單被取消,新合同難以為繼,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與此同時,美國開始主觀上推動本國產業鏈重新配置,產業鏈“脫鉤”的傾向更加明顯。

未來世界格局的改變存在以下四種潛在可能:

第一,叢林戰爭。即世界各國各自為政,全球化全面倒退,呈現碎片化。此種世界格局出現的可能性小。

第二,國際多邊體系加快進入瓦解與重構過程,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機制加強,可能成為替代多邊化和全球化的重要一極。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其基礎在於二戰後美國精心策劃並打造的國際體系。當前美國放棄使自身獲益頗大的國際體系,推行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深層原因在於中國的崛起已經開始威脅到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全球問題不斷惡化所凸顯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擴大,客觀上為國際體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2019年《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15個成員國整體上結束談判,標誌著世界上成員結構最多元、發展潛力最大的區域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區域間緊密合作的趨勢不斷上升。

第三,平行體系的現實可能性在上升。這個觀點最早由基辛格提出,他認為以中國和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將從現有的世界經濟體系中脫離出來,與以西方七國集團為主導的經濟體系互相平行。隨著主客觀脫鉤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平行體系並存的現實可能性在上升。

第四,全球化將得到進一步鞏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人類共同的敵人新冠病毒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更加凸顯,人類只有攜起手來才能生存下去。真正意義上的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並非易事,但這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三)“機制化”——“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突破口

“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李向陽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

發言關鍵詞:“一帶一路 ”機制化建設、發展導向、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體系、絲路精神、漸進性原則、義利觀

發言要點摘錄:

實現“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機制化是一個突破口。機制化建設將成為應對外部挑戰的重要舉措。

之所以強調關注制度建設也就是機制化,主要是共建“一帶一路”存在對接的問題,而對接將進一步涉及到合法性的問題。如果沒有規則,將無法實現和現有多邊機制、區域機制的有效對接。從理論上來說,如果“一帶一路”不走機制化的道路,將無法跟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進行對接。

所以從“一帶一路”自身的可持續性發展訴求、應對外部挑戰和對接需求這三個方面考慮,“一帶一路”發展應以機制化建設為突破口。同時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一帶一路”建設的發展導向使其成為一個有別於現有規則導向的新型國際經濟合作機制。在現有的國際經濟合作機制中,無論是多邊合作機制還是區域合作機制,都首先把制定規則作為前提條件。這種規則導向固然有利於合作機制的運行,但也帶來一個明顯的弊端,即許多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面對複雜的規則門檻難以參與到國際經濟合作之中。而以發展為導向的“一帶一路”建設則不然,它以共同發展為優先目標,不以設置規則門檻為前提條件。“一帶一路”建設始終從各國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推行多元化的合作機制,致力於打造以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為基礎的命運共同體。

因此,在機制化的推進過程中,至少要堅守三個原則:第一是共商或者民主化原則,第二是漸進性原則,第三是堅守正確的義利觀。首先,“一帶一路”建設以古絲綢之路為紐帶,奉行絲路精神,超越了傳統地緣、經濟、文化與社會制度因素的限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古絲綢之路作為純粹的運輸通道並無特殊的價值,但它留給世界的最寶貴遺產是絲路精神,即“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鑑、互利共贏”。絲路精神意味著“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開放性,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提供了機會。其二,機制化建設要奉行漸進性原則。不同類型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和範圍各不相同,不同領域的合作進展也不會是同步的,因此需要基於共同發展的目標、奉行共建原則推動漸進性的機制化。其三,未來的機制化建設需要堅守正確的義利觀。因為義利觀指導中國經濟外交,同時也指導著“一帶一路”的發展方向。秉承正確的義利觀彌補了規則非中性所帶來的大小國家利益分配不合理的弊端;同時也為“一帶一路”的可持續發展指明瞭方向。沒有“義”,“一帶一路”建設將失去應有的價值;沒有“利”,“一帶一路”建設將不可持續。只有把“義”和“利”有機結合起來,“一帶一路”建設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

未來機制化建設涉及到的領域很廣,有三個方面需要重點關注:第一,中國與沿線國家合作的機制化。比如說現在的兩年一次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能不能作為未來一個合作機制的平臺?如果不能,是否有其他選擇? 第二,中國與沿線國家之間利益分享的機制化。第三,“一帶一路”可持續發展的支持體系。這三個方面是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的。利益分享決定了“一帶一路”未來發展是否可持續,如何從機制方面予以保障?在 “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與共建國家合作出現了三種合作形態,即“多與少取”、“只與不取”,以及“與取相等”。在不同的合作形態中,如何從機制層面進行保障?這是我們現在必須關注的。而支持“一帶一路”的可持續發展,中國“走出去”涉及到的稅收體系、融資體系、安全保障機制、爭端解決機制等問題則是我們未來需要關注的。

總的來說,“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核心是可持續性,保證可持續性的突破口或者未來的發展方向,應該是漸進地走向機制化。

(四)疫情發展如何影響未來世界走向

“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黃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臺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發言關鍵詞:世界格局重組、國際關係重構、疫情發展變化、中美脫鉤、聯合抗疫、互利合作

發言要點摘錄:

大疫情全球蔓延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進,同時也加快了世界格局的重構、國際關係的重組和遊戲規則的重寫,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全球的不確定性和世界層面的危機和風險。那麼下一步世界格局的走向究竟如何?很大程度上還要取決於疫情的發展變化情況,特別是各國各洲感染人數、死亡人數是否繼續快速上升和特效藥、疫苗能否及時問世並投入使用。假設疫情出現第三輪暴發,即中東和亞非拉地區大暴發,或者歐美感染數和死亡數持續高升,加上短期內特效藥、疫苗無法問世,那麼世界格局重構、遊戲規則重寫和國際關係重組的速度還可能加快,疫情對全球格局的衝擊力還可能加大。

聯合國秘書長最近表示,這也是自聯合國建立以來還從沒遇到過這樣的挑戰。客觀地說,原有的世界體系、世界格局、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的設計中並沒有如此大規模疫情的應對之法。在疫情和全球經濟政治動盪下,各國際組織和各國各區域組織反應如何?可以有以下三種情況:第一時間的反應是各自為政,這個是本能的,災害來了先保自己。第二種反應也是“本能”的,即互相指責或者推諉,現在的詞叫“甩鍋”。第三種,如果稍微能夠現實一點,理性一點,隨著時間推移,最後發現病毒是人類的共同敵人,各國只有攜手,才能共同妥善應對。

關於中美關係的現狀和走向,現在有些人還在討論,要不要脫鉤,該不該脫鉤以及會不會脫?其實,自從貿易戰起,實際上美國方面就已經開始與我國的脫鉤過程了,無非是脫到什麼程度,是“貿易脫”、“科技脫”,還是連人文交流甚至媒體也脫,現在再加上公共衛生防疫,是脫鉤,各自為陣、向我甩鍋,還是怎樣,中美脫鉤如果呈加速發展趨勢,那對中美都不是好事。

疫情之下,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如何在原有的基礎上增加抗疫方面的互利合作,是非常值得重視和研究的問題。4月14日,東盟與中日韓(10+3)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領導人特別會議上提出的推進10+3聯合抗疫、建立防疫和公共衛生合作機制的倡議,也得到了10+3會議各國的贊同。如果在短期內我們與美國和歐洲最發達國家無法建立起有效的抗疫合作,我們與“一帶一路”國家、發展中國家、中東歐“17+1”的至少部分國家更要增加實實在在的合作,加大信息、技術以及治理疫情方面的共享。

現在已經有“一帶一路”國家和發展中國家、“17+1”國家來與中國探討疫情防控的經驗。抗疫問題上我們不打政治牌,不去比較意識形態或制度孰優孰劣,而是與各國坦誠、客觀地分享中國如何在短時間內有效組織起全國人民開展疫情聯防聯控,有效切斷傳染鏈條,政府與人民緊密配合有效控制局面;如何做到使全國上下一盤棋,個人居家隔離、社區積極管理,企業也服從國家抗疫大局。

與各國建立互利共贏的抗疫合作機制是亟需加強的工作,甚至升級、加大、加深這種合作機制,使“一帶一路”增添新內涵,賦予新動能。

(五)“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的中東歐“17+1”合作

“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吳白乙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黨委書記、所長

發言關鍵詞:中國與中東歐國家“17+1”合作、“17+1”區域性融合發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綠地投資

發言要點摘錄:

中國與中東歐國合作機制建立八年以來取得的成就可以總結為以下十項:第一,實現了高層定向;第二,實現了機制創新;第三,經貿合作成果非常顯著;第四,實現了互聯互通互惠式的發展;第五,實現了綠色發展;第六,實現了資金融通;第七,從中方的視角來看實現了央地的合作;第八,進入企業主體多元化;第九,科技合作取得了長足進步;第十,實現了民心相通。

但目前也存在著幾大結構性問題,以及其他方面的弱項和短板:

第一,貿易逆差較大。以中國和波蘭為例,中國和波蘭的貿易逆差大致達到了13:1。貿易逆差在不斷的擴大是當前中國與中東歐國家貿易結構上存在的較大問題。

第二,資金流向不均勻。“17+1”合作是要實行普惠均衡,要使合作國家都能夠分享合作的成果,包括中方的資金優勢、產品優勢等等。但是我們現在看是不平衡的,吸納中方資金最多的還是巴爾幹、南歐國家,而波羅的海沿岸這幾個國家情況恰好相反。

第三,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產品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但是沒有完全實現優勢互補、對接,當然這其中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以豬肉產品為例,前期是因為發生豬瘟,中國控制進口。後來的烏克蘭危機再次使進口受限,加之俄羅斯的影響,所以使得互惠的產品貿易、農產品貿易受到影響。

第四,中方企業不重視中東歐國家的合作,認為它體量小,在中東歐國家開天闢地的力度往往不夠大。大家都是想抱“金娃娃”,不太重視這些小型的經濟體。

第五,與中東歐國家合作過程中受到第三方或是外部環境影響。八年中我們畫了一條線,大概前五年是黃金期,為什麼是黃金期?因為當時,是奧巴馬在執政。美國對於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並不是特別的在意,但自特朗普上臺以後,對於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就提高了警惕,同時也加大了對中東歐國家開展所謂的“工作”。以前美國國務卿很少到中東歐國家去,然而現在蓬佩奧一年大概要去兩、三趟,去說服這些國家不要使用中國的技術,包括華為的技術。另外對中國和中東歐國家合作,美國要求中東歐國家“站隊”,產生了很大影響。歐盟對這個問題一開始也是同步的,美國強硬起來以後,歐盟態度也是開始收緊,對於中國的投資門檻不斷提高。但是歐盟整體的態度是躲在美國人後邊,悄悄地去收緊合作的限制。在上述因素的影響下,近三年中東歐國家對話合作開始呈現分化趨勢,這是我們和中東歐國家合作當中第三方或是外部環境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因素。

怎麼樣能夠進一步提高與中東歐“17+1”區域性的融合發展?

第一,加大對於這些國家進行綠地投資。現在貿易逆差比較大,環境也比較緊,那麼我們是不是能夠考慮加大對於這些國家進行綠地投資,比如中國企業在中東歐“17+1”國家開展大型設備的投資,實際上把當地一些零散的小戶企業給兼併了,貼當地的牌,這樣雖然不算是中國的產品,但是實際上我們也是盈利了。因此,一些大型的基礎設施的裝備、機器都可以用中東歐國家的標牌暢行無阻地在第三方市場來銷售。

第二,集中一些優質的大型國企和中東歐國家合作。鑑於中東歐國家的經濟體量小,合作時用一個省和它對接,可能力量都顯得不太對稱,所以最好是集中一些優質大型國企與中東歐國家開展合作。

最後一個建議,前一階段我們是規模性的發展,現階段我們要提升質量型發展,要形成國內的合力,沉下心來切實解決一些實際問題,而不僅僅是造聲勢擴大規模,要精準發力。

(六)“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國與中亞國家合作

“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孫壯志

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所長

發言關鍵詞: “一帶一路”、中國和中亞地區合作、新冠肺炎疫情、疫情、上海合作組織、民心相通

發言要點摘錄:

“絲綢之路經濟帶”有6條,陸上走廊有兩條經過中亞,一條是新亞歐大陸橋,另一條是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因為第二條走廊經過土庫曼斯坦,然後到伊朗、土耳其,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特別是保證我國能源安全。

中國和中亞地區合作成果非常多,但是現在遭遇的問題也很多,情況非常複雜,應該說機遇很大,風險也很大。中亞安全形勢、大國博弈、民族矛盾,包括三股勢力等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另外,通過近期對中亞地區政治經濟形勢的跟蹤,特別是疫情對中亞地區的影響,包括對中國-中亞國家合作的影響。因為“一帶一路”在中亞地區面臨很大的政治和社會風險。特別最近幾年在中亞地區出現了很多反華活動,包括厭華,汙名化中國的事件非常多,另外確實有些外部勢力在推波助瀾。

疫情以後應如何開展中國與中亞國家合作?

第一,我認為在“一帶一路”框架下,進一步提高合作層次是非常緊迫的任務。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中亞和中國新疆的關聯性特別強。最近,中國和西方關於中亞的交鋒非常多,在國際上交鋒也很激烈,這也影響到中亞國家對中國的一些看法,所以這方面確實應該重視。現在總的來說,在國家政府官方對“一帶一路”的期望非常高,所以從上到下歡迎中國前來投資。但是中國和中亞國家開展合作要避免一個問題,就是不要讓這些國家產生很大的落差。

第二,中國-中亞國家合作要發揮現有多邊機制的作用,特別是上海合作組織,這對於中國維護在中亞的利益非常重要。

第三,在大國關係層面,在中亞地區各個領域我們都面臨很大的競爭。中亞國家跟俄羅斯的關係,包括跟美國、歐盟、印度在中亞地區的戰略互動現在都非常多,所以這方面需要得到重視。

第四,做好中亞國家民心相通的工作。2019年,由藍迪國際智庫主辦的中哈共建“一帶一路”國際高級研修班是一個很好的成功案例,並將於2020年開展的中烏共建“一帶一路”國際高級研修班。雙邊智庫和媒體要積極開展合作,這樣可以真正使中亞國家民眾接受,進一步夯實“一帶一路”建設在中亞地區的社會基礎。

(七)疫情之下的“一帶一路”建設與全球產業鏈重構

“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黃群慧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發言關鍵詞:產業鏈現代化、數字化轉型、產業基礎再造工程、供應鏈分類管理和安全評估與風險預警制度、數字絲綢之路、全球化與本地化、全球價值鏈

發言要點摘錄:

現在來看,疫情發生範圍已經蔓延到全球,持續時間仍無法具體判斷,但也絕不可能在第一季度結束。因此,疫情對經濟影響的全局性、嚴重性、非短期衝擊性也應該得到共識。在當今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國際生產格局下,疫情對產業鏈和供應鏈影響之深和之廣都需要充分認識。考慮到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中地位,應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高度認識中國產業鏈和供應鏈的應對措施。對此,有以下判斷和建議:

第一,疫情衝擊已經影響全球三大生產網絡,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不斷上升,應高度重視我國供應鏈安全,抓住我國率先控制疫情的機會窗口,從戰略上把握供應鏈區域化、本地化、多元化、數字化轉型的新趨勢,促進產業鏈的現代化水平提高。

第二,基於疫情對產業鏈的影響程度和產業自身特性,對我國供應鏈進行分類管理,針對性地迅速恢復供應鏈和推進供應鏈全球戰略調整。

第三,作為產業基礎再造工程的一項重大任務,緊急整合政府、研究機構、企業和行業協會等資源,在採取綜合救助措施的同時,進一步加速建立分重點行業、重點地區的供應鏈安全評估與風險預警制度。

第四,通過完善供應鏈金融,提高供應鏈核心企業以及供應鏈平臺的的數字化水平,增加我國產業供應鏈彈性,促進供應鏈快速恢復和調整。

第五,加強聯合抗疫,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國際合作與治理,支持我國企業加快走出步伐,保障全球供應鏈節點安全,推進“數字絲綢之路”建設。即使全球化有各種發展可能,但對中國來說還是應該積極推進供應鏈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其中包括鼓勵“走出去”和 “一帶一路”建設。因為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也是尋求全球供應鏈合作的一個過程。尤其是涉及到供應鏈這一塊,如果把數字化作為一個技術新突破,其實疫情給創新型企業創造了很好的機會去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同樣把數字經濟和“一帶一路”結合起來做一個輸入,也會給我們將來佈局全球供應鏈尋找一些機會。

但是存在一個所謂的矛盾,就是“全球化”與“本地化”的矛盾。該矛盾從戰略上有一個處理方法,即對產業鏈或者公共安全來說,要集中在國內打造核心,這個核心叫做“現代核心工程”,或“現代核心企業”。把最核心的關鍵技術把握在國內,然後到世界各地去複製核心工廠的內容,形成一個很強的或者說細分的鏈條,但是一定要有核心的現代科技工廠。每個核心產業都會有現代核心工廠,這是一個長遠戰略的重要支點。既要強調核心工廠的培育,同時又要鼓勵核心工廠的全球化。包括在“一帶一路”倡議上也是這樣,需要國內有核心工廠,然後通過“一帶一路”走出去。

(八)“疫情後時代”中拉“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王榮軍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所長

發言關鍵詞:“一帶一路”、中拉合作、新冠肺炎疫情、貿易和投資、抗疫合作、智庫研究

發言要點摘錄:

當前 “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拉合作進展順利,作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集中的地區,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發展潛力巨大,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的重要夥伴。“一帶一路”建設契合拉美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之需,拉美國家響應熱烈,中拉關係發展迅速。中國已成為大多數拉美國家的重要貿易伙伴,拉美也已經成為僅次於亞洲的中國海外投資第二大目的地。

但是,“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拉合作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遇到了不少需要應對和解決的現實問題和挑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較遲的地區,但自從2月下旬出現確診首例病症之後,拉美的疫情呈幾何級數擴散,死亡人數也在不斷上升。拉美的疫情擴散對區域經濟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與該地區主要國家近年來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交織,必將加劇其面臨的經濟困難,進而對中拉關係、尤其是“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拉合作帶來機遇和挑戰。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將加劇拉美的經濟衰退。拉美是近年來全球經濟發展最為緩慢的地區,2019年該地區GDP增長率僅為0.2%。新冠病毒在全球範圍爆發之後,拉美地區2020年的經濟增長預期進一步下調。此外,隨著中國和美國相繼成為疫情高風險地區,拉美的出口已經受到極大影響,且這一負面影響還在繼續擴大,脆弱的宏觀經濟進一步承壓。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擴散將對中拉貿易和投資的推進帶來現實挑戰。拉美對華當前進出口都可能受到衝擊,我國在拉部分投資項目的推進可能面臨新的挑戰。

第三,拉美地區在抗疫問題上面臨挑戰。拉美的人均公共醫療開支僅為經合組織成員國均值的1/4,醫療資源緊缺,部分國家在抗疫方面需要國際社會資金、物資和專業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中拉在這一領域有加強合作的潛力。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應擴大對拉美重點疫情國家的援助。

加強疫情衝擊下中拉 “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在拉美推進的有關研究。對“一帶一路”建設在拉美地區進展進行評估和階段總結,加強“一帶一路”建設在拉美地區的風險防範問題綜合研究。智庫應結合當前的拉美“疫情”和中拉合作中的重大事件,開展與相關企業及與拉美的區域組織、國際機構的“一帶一路”相關合作研究。

(九)中國與西亞非洲國家應當在防控疫情的鬥爭中加強合作

“疫情後時代”的中國與世界

楊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原所長

發言關鍵詞:西亞非洲、疫情、經濟衰退、國際收支困難、民生、中非合作

發言內容摘錄:

西亞非洲的疫情仍然處在上升的勢頭。由於檢測能力與發達國家差距較大,已經發布的數據還不能反映疫情的全部情況。該地區貧富差異懸殊,國與國之間應對疫情的能力很不平衡。就大部分國家而言,應對疫情的能力比較弱,特別是缺乏強有力的政府財政支持和公共衛生系統保障;嚴重缺少基本的防護物資、病床和醫護人員。其採取防控措施的力度,無法與中國相比,也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比。因此,從總體上看,西亞非洲地區的疫情還在發展之中,高峰還沒有到來,疫情防控仍然面臨嚴峻的挑戰。疫情將給該地區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比較嚴重的後果。

首先是經濟陷入衰退。疫情暴發和擴散的衝擊,導致世界和該地區國家的經濟需求減少和供應鏈斷裂。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的市場需求減少和價格大幅度下跌,旅遊業和僑匯收入減少,以及國內經濟活動的放慢,使該地區國家原本乏力的經濟增長前景更加黯淡,今年很可能出現零增長甚至負增長。

其次是國際收支困難增大。貨物和服務出口收入的減少將直接影響該地區國家的外匯收入,使許多國家的外匯短缺更加嚴重。本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壓力有可能增大,外債的償還能力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影響。國際收支的惡化也會增大非洲爆發發生新一輪債務危機的風險。

再次是民生問題更加突出。西亞北非國家的青年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大量人口依靠農業、服務業和非正規經濟維持生計。經濟活動放緩,以及人員、貨物和資金流動的限制,只能給地區國家的就業形勢和百姓生計帶來進一步的負面影響。最後,社會政治動盪的風險增大。今年是所謂“阿拉伯之春運動”爆發10週年,但引起那場運動的青年失業、價格上漲、貪汙腐敗和治理赤字等諸多問題,至今都還沒有得到解決,隱患猶存。經濟和民生矛盾的尖銳化,會雪上加霜,增大社會政治動盪的風險。

中國應當向西亞非洲國家伸出援手。西亞非洲國家都是發展中國家,是中國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國在購買西亞非洲國家資源、推動其工業化發展、完善其基礎設施等方面所發揮的關鍵作用,是世界其他國家所難以替代的,西亞非洲國家“向東看”的目光不會因疫情而發生改變。疫情給中國和非洲國家帶來災難,也是增進雙方合作的機會。中國與西亞非洲國家應當在防控疫情的共同鬥爭中,共同弘揚人道主義精神,揭批嫁禍於人式的“甩鍋”伎倆。對非洲國家的疫情防控給予實實在在的幫助,擴大醫療衛生方面的援助與合作。藉此推動中非合作在明年的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上邁上新臺階。(藍迪國際智庫 賈夢妍整理)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