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質工具創新背後的意義（藍色革命之三）

【說明】本文為郭靜雲、郭立新所著《“藍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發生機制及指標問題（東亞視角)》（原刊於《中國農史》2019年第4-5期）之一部分，因全文內容較長，現分節摘發。

三、石質工具創新背後的意義

雖然考古界將細石器般的獵器、磨製石器、陶器等技術的出現作為新石器時代到來的標誌，這已成為常識，但對這些創新背後的意義的討論頗顯不足。

（一）細石器代表食譜的變化

筆者擬在此強調，石器細小化，是從舊石器時代通往新石器時代的唯一指標（圖二）。細石器工業發展的主要動機，應該緣於狩獵對象的細小化，亦即此時人類食物發生了變化。賓福德指出，在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人類加大了對小型動物、水生資源和鳥類的利用。[1]如果依舊石器時代的情形，四足動物為人類核心食物，獵這類動物適合用較粗的石器；但如果打鳥、撈魚，則只能用細小石器；刮獸皮的刮削器與刮魚鱗的刮削器的大小當然差得遠；射鳥、解剖鳥的石器也必然要小於解剖大型動物所用。我們知道，在新石器時代，獵民常用細石器製造箭頭等獵器來打大型動物，但這恐怕是發明細石器之後，進一步擴大其用途的情況，很難視作石器細小化的最初動機。也就是說，

舊石器考古表明，歐亞地區人類對水生食物和水邊食物的興趣同時發生。循著末次冰期後地球暖化開始，在距今約15000－12600年間的博林──阿雷羅德震盪（Bølling-Allerødoscillation）期間，氣候暖化，人們的食物也始見廣譜化跡象，尤其是水生的魚類和水邊的鳥類明顯吸引人類捕食。地中海地區相當於此暖化期的馬格德林文化末期（Magdalénienfinal）的洞窟巖畫、石刻和雕刻骨器中，普遍發現有魚的造型（圖三；五：1－5）。學界研究發現，當時的造型對象都是鯉科魚，生活在淺淡水蘆葦之間。[2]

圖二，舊石器末期與新石器初期的細石器。88SD：石門大聖廟；88LW：澧縣烏鴉山地點；XIDj：澧縣金鴨地點；LMB：澧縣袁家山；91SY：皂市燕爾洞；EF：房縣樟腦洞；JJ：江陵雞公山；YN：英德牛欄洞一期；98LSH：澧縣十里崗；LB：澧縣八十壋下層；LP：澧縣彭頭山。

圖三 舊石器晚期法國Lortet巖洞發現刻紋鹿角

雖然新仙女木的乾冷化事件（Younger Dryas，年代最大範圍約距今12800-11400年間，各地起止時間有約200年的差異）阻止人類靠水源謀生的發展，但已習慣新食譜的部分人群，還是堅持繼續找富有淺水窪地和溪河的區域。到了前北方期（Pre-Boreal，距今約11600—10600年前）及北方期（Boreal，約距今10900—8200年）時，這些人群獲得更充分的發展新生活的條件。

東亞地區細石器遺址眾多，不過其中不少是全新世獵民的據點，甚至到青銅時代，還有細石器狩獵文化族群，且大部獵民據點的時代背景不清楚，所以這種資料爭議很多。少量的地點，因為前後資料豐富，可以看出區域發展的脈絡，所以比較無疑，可定為更新世末期地點，即時代最早的細石器地點，有兩類。一類是靠近河流的臺地上的據點，一般離山區也不遠，如湘北澧水下游的烏鴉山[3]、金鴨[4]、袁家山[5]、江陵雞公山[6]等等；二類是河邊洞口偏高的崖屋式洞穴遺址，如湘西北武陵山麓渫水下游的燕爾洞[7]、鄂西神農架山林褚河谷區的樟腦洞[8]、黔西南興義貓貓洞[9]、普定白巖腳洞等[10]。此外，還有些舊石器末期的石器和動物骨骼出現在山間的低漥地中，甚至可能出現在高山古湖灘內，如貴州威寧草海地點等[11]。該遺址應該是平時活動在周圍山區的人群，經常下到盆地水邊捕撈。

這些遺址中發現的細石器與大型石器的比例不一，但細石器的材料均為石英和燧石。以澧水下游為例，裴安平曾注意到，本地新石器時代已幾乎不用石英作細石器，而只用燧石，因此這兩種材料並用屬於該地區舊、新石器過渡階段的指標。[12]

烏鴉山、金鴨和袁家山第四層等遺存可以歸納於袁家榮先生所提出的澧水下游澧陽平原烏鴉山文化。烏鴉山文化的特徵如下：一、砂岩的石器變少，選擇硬度較高的硅質岩石，另出現硬度為7度的石英和燧石；二、大型器物很少，例如，包括細石器在內的小型石器在袁家山地點第四層佔73%，在烏鴉山地點佔70%，在金鴨地點佔一半；三、人們已較少用完整礫石做石器，石片工業發達，但小型石器的形狀尚未固定。[13]關於烏鴉山及金鴨兩個地點的土層記錄過於簡略，大體上只知道這是高出現在低漥地面20─25米的古河岸，石器出自黑色黏土之下的橘黃色土層的上部，該土層多含鐵錳結核鏡體，離當時地面的深度為120─150釐米[14]。袁家山地點的海拔為67米，也是位於古河道的高岸邊，第四層的深度為0.25─0.4米，土質也是黃色粉沙質黏土，夾雜有鐵錳結核斑[15]。該土層的形成相當於末次冰期[16]，烏鴉山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末次冰期晚段的人們，經常出來到靠近河流的高臺地，他們的食譜可能已包含了魚類。

燕爾洞的人骨化石經碳十四測年並進行石灰岩地區碳酸鈣校正後，其年代為14000 calBP左右，大致相當於博林──阿雷羅德震盪時期；並且，洞廳中發現很多獸骨，有助於復原那時候暖和氣候的情況[17]。按照石器與動物骨骼對照，發掘者袁家榮先生將燕爾洞定為舊石器晚期最晚時期的洞穴遺址[18]，與地中海馬格德林文化晚期大致同時。

位於燕爾洞以北略偏西270公里地方的神農架樟腦洞遺址的情況與此接近，獸骨碳十四測年數據接近（13500─14000 cal BP）；動物組合也反映當時氣候較暖和，但比燕爾洞略冷一點，考慮到它在燕爾洞偏北的位置，且海拔高出400多米（前者洞口海拔為140米，後者洞口海拔為558米）。故筆者贊成發掘者的看法，即樟腦洞遺址的年代也相當於晚更新世末期的暖化時段，與燕爾洞的時代大體相同。[19]對照古氣候資料，神農架地區距今13000年左右有突然的溫度高值，此後突然降溫，冷值極低，在距今13000─11000年間又經過典型的新仙女木階段，而距今11000年以後升溫迅速並持續到距今8000餘年，然後出現一個短暫的迅速降溫的寒冷期並很快回升。[20]這種研究成果顯示，神農架地區氣候變遷表現與全球變化一致，樟腦洞的人食譜廣化而石器細化的背景是距今13000年左右的溫潤氣候，此即為博林──阿雷羅德震盪的表現。

離燕爾洞西南直線距離約700公里處的黔西普定白巖腳洞遺址海拔1280米，洞底高出附近的木拱河河床約40米。文化層之下的地層土質反映乾燥氣候環境，而從文化層時開始，明顯有過多雨溫潤的氣候變化。參考白巖腳洞約1.2米深處的獸骨測年數據[21]，並考慮碳酸鈣死碳環境很重的因素，遺址年代應落在距今14600─10600年間，與上兩處遺址環境與時代背景基本相同。

裴安平先生認為，烏鴉山文化早於燕爾洞[22]。筆者基本上同意此看法，但是烏鴉山文化的後段應該與燕爾洞同時，這都是更新世末期慢慢轉向為依靠水來謀生的人群之遺存。根據這些遺存，並結合澧陽平原及周邊地形推斷，在水位略低的時候人們下到海拔40─60米左右的澧水及其支流之高岸邊，在水位上升時又回到更高的地方（現在澧陽平原海拔為32─60米，32─30米均為地下水波動的高度[23]）。

江陵雞公山第四層遺存的背景也與此相似，但其海拔更低，為38.5米，水位上升時對人類據點的影響更大[24]。

所以，雖然目前在東亞地區更新世末期的近水遺址中，沒有發現魚骨之類的直接反映當時依水維生的證據，也沒有發現水生動物造型，但這些分佈於河流岸邊且存在大量細石器的人類活動地點，也可能與地中海地區馬格德林文化末期一樣，反映了晚更新世末期人群食譜廣化並依水維生的情況。

細石器文化從舊石器末期形成以來，廣泛發展，更新世末和全新世眾多遺址闡明，細石器的用處與水邊生活有關，如蘇南三山遺址位於太湖三山島上，年代約距今12000年[25]。蘇南溧水白馬鎮茅山山脈迥峰神仙洞遺址的環境，是在水源豐富的低山裡的巖洞，人類遺存的年代相當於新石器早期[26]。與茅山遺址年代大致相近的四川富林文化遺址群，都位於大渡河的高岸邊上，並且發現很多雙殼綱的蚌殼，證明人們食用水生動物[27]。歷來使用細石器的範圍並不限用於水邊生活，逐步成為普遍的獵器，在水源貧乏的獵民遺址亦多見，並擴展其他作用，但筆者卻認為，細石器的發明最有可能涉及到食譜向水生及水邊動物的廣化。

雖然更新世晚期的證據略嫌不足，但全新世早期的情況亦資說明。東亞地區湘江上游湖南道縣玉蟾巖洞穴內，在應屬於前北方期的地層中，雖然未發現過魚類造型，但發現魚骨，這同樣表明人類食物廣譜化事件，並且魚種與地中海遺址中所造型的一樣，也屬鯉科魚種，如䰾魚、鯉魚、青魚等淺水魚種。[28]貴州飛虎洞[29]、貓貓洞[30]、穿洞[31]等更新世、全新世之際的遺址，一樣表現水生食物、禽類食物與早期細石器工業的並存。[32]年代大約同時的牛欄洞、朱屋巖、仙佛巖、吊珠巖、黃岩門[33]、甑皮巖[34]、白蓮洞[35]、黃岩洞[36]等珠江流域的遺址，發掘者可惜未作魚骨鑑定，但發現大量螺殼，自然情況一致，筆者認為這些人的食譜與玉蟾巖人也一致，年代還略早。

到了北方期，新石器時代的彭頭山文化，魚骨雖然保存得少而不佳，大部分殘片難以辨識，但是鑑定的魚種依然是這一類：鯉魚、青魚、草魚、鱧魚以及生活習慣同樣的鯰魚，即以淺水魚種為主，此外只有生活於清水的黃顙魚[37]（圖五）。

地中海地區在發現魚的造型的同時，同一處也發現有鳥類的造型，且以水邊生活的鳥類為主（圖四：6－11）。甚至在一些馬格德林文化末期的雕刻上，魚和鳥同時出現（圖四：12、13）。玉蟾巖等洞穴遺址，在出土魚骨的層位中也出土了鳥骨，彭頭山文化的情況也同樣如此（圖六）。[38]

人類被魚肉、鳥肉所吸引，在獵器上有直接的反映，但只有進一步的演化才揭示出，這是人類生活大變化的先聲，是向新石器文化發展的先行指標。

（二）磨製石器是人的生活與水界有關聯的標誌物

1、磨製石器工具發明的需求

幾千年之後，有些地區發明磨製石器的技術，這已是完整的新石器文化的指標，但實際上只有部分新石器文化才採用磨製石器。本文所稱的磨製石器，並不包括用打磨方法加工過的裝飾品等對象，也不包括因用其磨某種對象而使石頭被自然磨光，而是特指有目的地磨製加工成形，在加工的過程中以磨的方式製造磨平的刃部，這些用來作工具的磨製石器有石斧、石錛、石鑿等等。

長江流域的磨製石器最早出現在彭頭山最下一層（第7層，圖七），該地層的土質與埋藏烏鴉山文化的富含鐵錳結核黃色土的地層相接，所以年代應不晚於一萬年前[39]。筆者觀察各地新石器文化工具，獲得一種印象：長江流域磨製石器工具在整個亞非地區有獨特表現，似乎遠早於其他地區，而且其他地方磨製石器的形狀與長江流域相似。或許可以推論，長江流域是亞非地區磨製石器工業的源頭與中心，這項技術從長江流域出現後，逐步傳播到其他地區。當然，這一假設還需要進一步探究。

為什麼其他地區沒有早發明磨製石器工具，甚至在自己的歷史發展中根本不用這種技術？人們製造某種工具一定是緣於某種現實的需求且客觀條件也允許，如果原有的技術足以滿足需求，何必創新﹖如果沒有發明或採用新技術的客觀條件，也不會有這種工具的出現。換言之，磨製石器的出現，一定是因為人們生活中出現某種全新的需求，且用原來的打製石器無法解決，只有用磨製石器才能夠解決。一些學者認為這種需要乃因農耕而起，[40]但是，筆者卻認為，這一全新的需求，首先是緣於製造竹筏，接著發展到製造獨木舟等木製的船。

圖七 彭頭山文化磨製石器

玉蟾巖遺址發現的魚骨，都是生活在淺水、蘆葦叢中的魚種。循著漁業生活的發展，已不可能只是從淺水打魚，還需要發明游水或浮水的方法。最早的漁民或許依靠單一原木、簡單連結的筏子等。坎塔布連山脈舊、新石器之際卡斯蒂略（Cuevade El Castillo）巖洞壁畫上保留有人們發明蒲舟浮於波浪之上的造型（圖八）。到了新石器時代需要發展漁業者，根據各自不同的自然條件，開始發展造船業。在木材稀缺的地區，如尼羅河流域繼續發展蒲船（圖九）[41]，相應地尼羅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根本沒有磨製石器工具，該地區直接從打製石器發展到製造銅器工業。一般認為，尼羅河文明沒有用磨製石器是因為特別早學會用紅銅，但也沒有早到距今一萬年長江中游地區開始製造磨製石器的時候。所以，這一說法經不起推敲，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是尼羅河流域沒有木材，不做木舟，故沒有對磨製石器的需求。

返觀長江遊域，反而是竹、木多於蘆葦。竹子是在華南最普遍用的材料，既方便用於築房屋，亦是做浮水工具的好材料。從早期連接幾個竹子浮水開始，此後做竹筏的技術逐步穩定。筆者認為，竹筏是華南地區淺水河流中最早使用的浮水工具，直至最近還在用（圖一〇）。竹竿心空質輕浮力大，但是竹子表皮致硬堅韌，與內皮成份不一致；如果不將表皮剝離，做成竹筏後很容易使竹筒爆裂而失去浮力。所以，竹筏在製作時，原則上需要先把竹子表皮剝除並使竹肉變幹。砍倒竹子固然可以用打製石器，但是若要剝離竹筒外皮，則必須用小型磨製石錛，利用其單邊出刃的特點，斜向用力削除竹子外皮，若其刃部不光滑，則很容易刺傷竹筒，使其漏氣進水。

圖一〇 華南地區源自遠古的竹筏技術

隨著石錛技術發展，尺寸略大的石錛可以用來製造獨木舟。同理，只有磨製石器才可以順著纖維砍開木材，少折斷木質纖維，在需要折斷木質纖維的部分，用邊砍邊磨的方式加工平面，這樣的獨木舟用起來才方便，才不怕扎刺。若用刃部不平的打製石器去做獨木舟，會留下很多刺，這種獨木舟很難使用。彭頭山文化最早的磨製石器恰好就是有小型和大型的石錛（圖七：1、2）。

換言之，發明磨製石器指涉著漁業發展。竹筏和獨木舟分別用作浮淺水和深水的載具，且都需要用磨製石錛加工。在東亞有竹林的地帶，使用竹筏作為浮淺水的載具。經過漫長髮展，開始使用較大的石錛去製作獨木舟，從而使人們能夠在較深的水面從事網魚等水生動物的捕撈作業。在彭頭山文化中，除了淺水魚種外，另見有黃顙魚等喜歡較深而潔淨之水的魚種[42]。由此判斷，彭頭山人應該不僅有製造竹筏的技術，並很可能已經發展到發明獨木舟的水平

人們發明穩固而方便用櫓槳操縱的獨木舟，正是木舟製造業的興起促成了磨製石器的發明。最早的遊船櫓槳等用具的形狀也許不規整，但經過長期摸索，到了新石器中期，已學會找到幾種最方便和好用的形狀（圖一二）[43]，並已會做很大的獨木舟（以跨湖橋出土的為例，圖一一）。[44]

當最初是為造船而發明的磨製石器製造方法出現以後，後來者顯然不僅僅只是將其限於用來做船而已，人們會發現房屋的木柱等木質的東西，或其他木質工具，都可用磨製石器來削皮和加工。筆者所強調的重點是，發明磨製石器的最初動機，乃是由於人類食物改變，並且對水裡食物的依賴明顯加強，從而促使全新的生活策略出現。

磨製石器除了加工木頭之外，亦便於挖掘堅硬的土地等。彭頭山文化時期，磨製石器的形狀已基本定型：以錛（最多）、斧、鑿、杵、鏟、鋤為主（圖七：3－9）[45]，後來這些器型繼續發展和多樣化，併到了新石器晚期，大約從距今6500年以來，長江中游磨製石器工業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種類多，功能全，形狀精準，而打製石器在平原地區已少見[46]。雖然從彭頭山文化晚期、皂市下層文化（約8200─7000BP）以來，形狀相同的磨製石器在更北邊的遺址也可以見到，但卻主要發現於依靠水邊維生的文化遺址中，如舞陽賈湖等[47]，同時打製石器工業在華北各文化中一直佔優勢。

磨製石器除了加工木頭之外，亦便於挖掘堅硬的土地等。彭頭山文化時期，磨製石器的形狀已基本定型：以錛（最多）、斧、鑿、杵、鏟、鋤為主（圖七：3－9）[48]，後來這些器型繼續發展和多樣化，併到了新石器晚期，大約從距今6500年以來，長江中游磨製石器工業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種類多，功能全，形狀精準，而打製石器在平原地區已少見[49]。雖然從彭頭山文化晚期、皂市下層文化（約8200─7000BP）以來，形狀相同的磨製石器在更北邊的遺址也可以見到，但卻主要發現於依靠水邊維生的文化遺址中，如舞陽賈湖等[50]，同時打製石器工業在華北各文化中一直佔優勢。

我們從漁業比重最低的東北地區來觀察。中國東北新石器中期的興隆窪文化和查海文化，除了磨石之外只有極少數的磨製石斧可能是用來加工屋柱的。至於挖掘半地穴式房屋的鏟和其他工具，都採用打製技術加工，把打製石器工業技術水平發展得相當高（圖一四；一五）[51]。人們製造工具一定是要符合他們的生活需求，如果簡單的加工已足以達到其目的，何必做得更精緻？如果原有的技術足以滿足現實需求，新技術的吸引力便不高。東北興隆窪文化所在之地河流不多，從文化遺物來判斷，在這些人的生活中漁業的比重低，所以磨製工具主要用作加工房屋的柱子而已，器型簡單，數量也少（圖一三）[52]。此外，只有少量石磨棒等磨石。直至新石器晚期，紅山文化的打製工具還是很多（圖一六：1－11）[53]，而磨製技術主要用來製作禮器，磨製工具的形狀不多，磨的程度也遠不如長江流域，這絕對不是因為沒有這方面的能力，而是沒有這種需求。青銅時代東北夏家店下層文化打製石器依然在用（圖一六：12）[54]。反過來說，中國東北打製鋤等工具的技術實際上很高，在製造方面並不亞於長江流域的磨製工具。另外我們還可以觀察到，採用打製或磨製的技術與所在地區的巖種無關。如堅硬的燧石為打製石器的最好巖種，但在缺燧石的東北地區，卻採用打製加工技術，而長江下游依靠水生活的河姆渡文化，雖用燧石，卻基本上只採用磨製石器的技術[55]。這就是因為後者在水上生活而產生的需求。

長江流域山麓地區獵民，因獵民的生活需求，而且在山上湍流的溪河中獨木舟的作用有限，故也繼續發展打製石器工業，磨製石器的比例依然低。但是長江流域的平原居民對磨製石器形成了依賴之後，幾乎不再發展打製石器工業，甚至箭頭等細石器在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時期都做磨製，所以這是獨特的長江流域平原地區的文化面貌（圖一七）[56]。從長江流域山麓獵民的遺址可以獲得最直接的證據：如果遺址的人所用的石器是仍以打製為主，只少量有磨製，那麼這些少量的磨製石器，都限於一種：即用來製造舟的石錛[57]。

2、古人信仰中磨製石器與水界的形象關聯

出現大規模的磨製石器製造業是長江流域平原地區文化發達的指標，也是依靠水系生活的指標。對長江流域的平原族群，尤其是對磨製石器工具的創造者——長江中游的人而言，石斧、石錛主要是日常工具，不是精神文化的代表器；反而在周圍活動的獵民文化中，這些器物有時被賦予較深刻的神秘作用，而且

例如，屬於新石器末期的河南臨汝閻村遺址出土鸛魚石斧彩陶甕棺，從獨特角度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磨製石器在當時多樣社會的意義[58]。該陶甕上面的圖案的信仰意義已被學者們討論得很多，總共提出二十多種說法[59]，但均沒有注意到，陶甕棺上的石斧為磨製，而該遺址出土的石斧為打製，形狀也不同，屬兩個不同的體系（圖十八）[60]。該聚落的人採用灰色硅質岩打製石斧，完全沒有經過磨製，而甕棺上的石斧造型卻與長江流域的磨製石斧相同，故並非造型本地製造器物的形象。筆者認為，這一觀察隱含著三種意義：

第一，從時代來看，該聚落存在的時候，應該相當於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3600─2800BC）[61]興起之際，也就是說，其同時代的長江流域，已有早期國家性質的社會。在這一位於相對北方的聚落中，來自長江中游工具的造型被賦予特殊意義，象徵墓主具有特別高的身份，顯示長江中游文明對北方地區文化中崇高形象的建構具有一定影響力。

第二種意義由造型和構圖所表現：魚、獵魚的鸛鳥和磨製石斧，這都是依靠水來生活的指標。長江中游從十里崗文化和彭頭山文化起，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從新石器革命到城市革命發生，形成了屈家嶺-石家河國家文明。這一文明的農產、貿易、社會生活，都仍然依靠水系。閻村鸛魚石斧甕棺，很準確地組合與造型出依靠水系生活的幾項核心指標：魚、獵魚的鳥和能造舟的磨製石器。這三者同時也是新石器革命的指標，如果新石器化的社會能有穩定發展的條件，就能獲得成為大文明的機會。到了這時候，對於周圍尚未文明化的族群而言，其物品就被視為高級身份的象徵。

第三，

魚在古人精神文化中的重要性可見於很多文化遺址，尤以半坡文化特別突出。這些族群均有共同的特點：他們的生活雖然部分依靠漁業和河流，但狩獵的成分大於漁業。新石器晚期，對於生活在長江流域平原地區的人們而言，這種賴水維生的生活方式已經歷四、五千年的發展與傳衍，水系為日常生活所仰賴，製造木舟的工具也早已完全普遍化了，所以反而已經看不到有獨特的崇拜意義；但在這種生活方式的新興之區或邊緣地帶如豫中、關中等地，諸如臨汝閻村所出鸛魚石斧圖或半坡人面魚紋等表明，與水域生活相關的信仰與崇拜，此時正方興未艾。

3、總結

總而言之，一萬多年前一些人群轉向依賴水生的食物，從而引起石器工業的巨大突破，為浮水而穩定地捕撈，人們開始製造獨木舟，且為這一需求發明磨製石器。依靠水域的穩定生活方式的出現，進而促使人們開拓江河湖泊眾多、水流平緩而安全的平原地區。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對這些人群而言，磨製石器早已成為一般的日常用工具。可是，周邊山麓和森林中的部分獵民也跟著學會製造獨木舟，但卻沒有全面改變自己的遊獵生活方式，所以磨製石器與水生食物在他們的生活中仍具有某種神秘而獨特的意義。雖然這些獵民人群也模仿那些早已新石器化的先行者，表現多元化的新石器生活方式。但說到“新石器革命”的發生，還是要著重於觀察那些最早的漁業生活的開拓者。只有集中以漁業和獵鳥生活為目標，才能開始有目的地製造獨木舟，進而發明磨製石器。

（未完待續）

[1]L.R.Binford,1968.Post-Pleistoceneadaptations.

[2]Florian Berroueta, Pierre Citerneb,Émilie Guillaudc, Romain Pigeaudd, HervéPaitier e, avec lacollaboration dePascal Bonic, Marie-Dominique Pinel, Vincent Pommier, AliceRedou. “Sur unpoisson gravé magdalénien de la grotte Margot(Thorigné-en-Charnie, Mayenne)”.Comptes Rendus Palevol. 13(2014),pp.727－736.

[3]封劍平，〈澧縣烏鴉山舊石器遺址調查報告〉，《湖南考古輯刊》第7集，1999年，頁26—31；袁家榮，〈洞庭湖西部平原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的研究〉，頁318。

[4]向安強，〈湖南澧縣金鴨舊石器地點調查〉，《東南文化》，1992年第1期，頁113─123。

[5]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文物局、李意願，〈湖南澧縣袁家山舊石器遺址黃土層發現的石製品及其意義〉，《湖南考古輯刊》第12集，2016年，頁1—21。

[6]田園，〈雞公山舊石器遺址〉，《江漢考古》，2001年第1期，頁96；劉德銀、王幼平，〈雞公山遺址發掘初步報告〉，《人類學學報》，2001年第2期，頁103─104。

[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門縣博物館、袁家榮、龍西斌、胡建國，〈石門縣燕兒洞舊石器遺址試掘〉，《湖南考古輯刊》第六集，1994年，頁1－7。

[8]黃萬波、徐曉風、李天元，〈湖北房縣樟腦洞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人類學學報》，1987年第4期，頁298－305、370－372。

[9]曹澤田，〈貓貓洞的發掘成果及其意義〉，《史前研究》，1985第2期，頁47─55；曹澤田，〈貓貓洞的骨器和角器研究〉，《人類學學報》，第卷1第1 期（1982年11月），頁37─41；曹澤田，〈貓貓洞舊石器之研究〉，《古脊推動物與古人類》，第20卷第2期（1982），頁155─164。

[10]李炎賢、蔡回陽，〈貴州普定白巖腳洞舊石器時代遺址〉，《人類學學報》卷52期，1986年5月，頁162─171；蔡回陽，〈貴州普定白巖腳洞石片的初步研究〉，《人類學學報》，8卷4期，1989年11月，頁336─332。

[11]吳茂霖、張森水、林樹基，〈貴州省舊石器新發現〉，《人類學學報》卷2第4期（1983年11月），頁320－330。

[12]裴安平，〈湘西北澧陽平原新舊石器過渡時期遺存與相關問題〉，《文物》，2000年第4期，頁24－34。

[13]袁家榮，〈洞庭湖西部平原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的研究〉，頁318。

[14]封劍平，〈澧縣烏鴉山舊石器遺址調查報告〉。

[15]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澧縣文物局、李意願，〈湖南澧縣袁家山舊石器遺址黃土層發現的石製品及其意義〉。

[16]Yuanyuan Guo, Duowen Mo, Longjiang Mao,YuxiangJin, Weimin Guo, Peta J. Mudie. Settlement distribution and itsrelationshipwith environmental changes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ShangeZhouperiod in LiyangPlain, Chin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321 (2014), 29─36; 郭媛媛、莫多聞、毛龍江、郭偉民，〈澧陽平原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環境演變及其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地理科學》，36卷7期（2016年7月），頁1091─1097。

[1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門縣博物館、袁家榮、龍西斌、胡建國，〈石門縣燕兒洞舊石器遺址試掘〉，《湖南考古輯刊》第六集，1994年，頁1－7。

[18]袁家榮，〈洞庭湖西部平原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的研究〉，《考古學研究（七）》，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317─320。

[19]李天元、武仙竹，〈房縣樟腦洞發現的舊石器〉，《江漢考古》，1986年第3期，頁1－4、97；黃萬波、徐曉風、李天元，〈湖北房縣樟腦洞舊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人類學學報》，1987年第4期，頁298－305、370－372。

[20]趙傳湖，〈全新世東亞地區氣候時空演變及古氣候定量重建〉，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頁77─102。

[21]李炎賢、蔡回陽，〈貴州普定白巖腳洞舊石器時代遺址〉，《人類學學報》，第卷5第2 期（1986年5月），頁163─171。

[22]裴安平，〈湘西北澧陽平原新舊石器過渡時期遺存與相關問題〉，頁24—34。

[23]澧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編，《澧縣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79─80；臨澧縣史志編纂委員會編，《臨澧縣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頁72─73。

[24]田園，〈雞公山舊石器遺址〉，《江漢考古》，2001年第1期，頁96；劉德銀、王幼平，〈雞公山遺址發掘初步報告〉，《人類學學報》，2001年第2期，頁103─104。

[25]陳淳、張祖方、王閩閩、顧文明、姚勤德，〈三山文化──江蘇吳縣三山島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發掘報告〉，《南京博物院集刊（九）》，南京：南京博物院出版社，1987年。

[26]李炎賢、雷次玉，〈江蘇漂水神仙洞發現的動物化石〉，《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18卷第1期（1980年），頁59─64；葛右功，〈漂水神仙洞一萬年前陶片的發現及其意義〉，《東南文化》，第9卷第5期（1990年），頁302─303；王紅、沈冠軍〈江蘇溧水神仙洞動物化石的鈾系年代〉，《東南文化》，2006年第3期，頁6─9。

[27]張森水，〈富林文化〉，《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第15卷第1期（1977年），頁14─27；陳全家，〈四川漢源獅子山舊石器〉，《人類學學報》，第10卷第1 期（1991年），頁43─49。

[28]袁家榮，《湖南舊石器時代文化與玉蟾巖遺址》，長沙：嶽麓書院，2013年。

[29]王海平、王旭，〈飛虎山洞穴遺址的舊石器文化〉，《貴州省博物館館刊》，1986年第2期；李衍垣、萬光雲，〈飛虎山洞穴遺址的試掘與初步研究〉，《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頁63─77。

[30]曹澤田，〈貓貓洞的發掘成果及其意義〉，《史前研究》，1985第2期，頁47─55；曹波、賀樂天、張璞，〈貴州興義貓貓洞出土的人類化石〉，《人類學學報》，34卷4期，2015年11月，頁451─460。

[31]曹澤田，〈貴州省新發現的穿洞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貴州社會科學》，第30期，1982.04），頁61─65。

[32]王海平、王旭，〈飛虎山洞學遺址的舊石器文化〉，《貴州省博物館館刊》，1986年第2期；曹澤田，〈貓貓洞的骨器和角器研究〉，《人類學學報》，第卷1第1 期（1982年11月），頁37─41；曹澤田，〈貓貓洞舊石器之研究〉，《古脊推動物與古人類》，第20卷第2期（1982），頁155─164。

[33]英德市博物館、中山大學人類學系、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英德史前考古報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3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桂林甑皮巖遺址博物館、桂林市文物工作隊，《桂林甑皮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35]蔣遠金主編，《柳州白蓮洞》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

[36]宋方義、張鎮洪、鄧增魁、曾小豪、陳青松，〈廣東封開黃岩洞1989年和1990年發掘簡報〉，《東南文化》，1992年第1期，頁148─156。

[3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512─518。

[38]袁家榮，《湖南舊石器時代文化與玉蟾巖遺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512─518。

[3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22─24、174─177。

[40]張之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7，13-14.

[41]Duell, Prentice. The Mastaba ofMereruka Part I: Chambers A1-10, Plates 1‒10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Plate 43.

[4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512─518。

[4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493─494。

[4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蕭山博物館，《跨湖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40─50、208—216。

[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174─181、477─490。

[4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467─485。

[4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是與科技考古系編著，《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筆者認為淮河上游的賈湖文化雖然是獨特、獨立的文化，但卻近似乎南方的生計方式和文化體系，與北部緊鄰的裴李崗文化不屬同一文化。此問題擬另文專門討論。

[4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彭頭山與八十壋》，頁174─181、477─490。

[4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澧縣城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467─485。

[5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是與科技考古系編著，《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年。筆者認為淮河上游的賈湖文化雖然是獨特、獨立的文化，但卻近似乎南方的生計方式和文化體系，與北部緊鄰的裴李崗文化不屬同一文化。此問題擬另文專門討論。

[5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敖漢旗博物館、楊虎、劉國祥、邵國田，《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考古》，2000年第9期，頁30—48；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楊虎、朱延平，《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5年第10期，頁865—874、961—96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楊虎、劉國祥，《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聚落遺址1992年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1期；，頁1—26、52、97—101；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查海新石器時代聚落遺址發掘報告》。

[5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楊虎、劉國祥，《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聚落遺址1992年發掘簡報》，頁17。

[53]巴林右旗博物館、董文義、韓仁信，《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斯臺遺址調查》，《考古》，1987年第6期，頁507－51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劉晉祥、楊國忠，《赤峰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頁183－198。

[5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徐光冀，《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頁215－243。

[5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56]湖北省文物考古硏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石家河考古隊、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編著，《鄧家灣──天門石家河考古發掘報告之二》，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頁241－243。

[57]宜昌市博物館、秭歸屈原紀念館、周昊，《三峽庫區舊州河遺址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01年第4，頁4－6。

[58]臨汝縣文化館、湯文興，《臨汝閻村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頁3－6。

[59]嚴文明，《跋》，《文物》，1981年12期，頁79－82；邱東聯，《“鸛魚石斧”圖說》，《湖南考古輯刊》第6集，1994年，頁136－141；張紅櫻，《談彩陶鸛魚石斧圖的巫畫性質》，《中原文物》，2015年第4期，頁64－67、105等。

[60]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上海：上海古籍，2013年，頁34－35。

[61]劉俊男、易桂花，《碳十四測年與石家河文化起訖年代問題》，《華夏考古》，2014年第1期，第51-61頁；劉俊男，《石家河文化的北漸及其對豫中西地區的影響》；《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第23─39、62頁

[62]詳參郭靜雲，《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頁99；邱詩螢，《漢北青銅文化之興：從石家河到盤龍城》，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學位論文，嘉義，2014年，頁87─91。

[63]宜昌博物館、盧德佩，《三峽地區發現原始社會腰坑墓葬》，《江漢考古》，1999年第１期，頁43。

[64]宜昌市博物館、秭歸屈原紀念館，《三峽庫區舊州河遺址發掘報告》，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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