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明定量問題，我們已經發了兩篇：
第一篇《文明能否像GDP一樣被定量？決定文明能否定量的三大問題》提到，如果文明像經濟一樣會滑坡、會倒退，那麼就應該研究發現文明倒退的度量辦法，就如同用GDP去發現經濟倒退。
第二篇《文明能否像GDP一樣被定量？文明等級和費米悖論：外星人你在哪裡》提到，從外星完全陌生文明的視角，首要關心文明級別——可能帶來威脅的科技和能量，此外它們才可能好奇於地球、生命、社會以及人的感受。
人類近代史也是文明互相發現的歷史，這會對我們的文明定量有所啟示。但是，這段歷史人類寫得很糟糕。
有記者向《三體》作家劉慈欣（大劉）提問：
萬一你接到中國科學院電話，說是聯繫上了外星人，你會有什麼建議？
大劉的建議是：
不要跟他們講人類歷史，因為“人類歷史很黑暗，可能會顯得我們很有威脅性。”
西方征服史
近現代歷史就是一部西方征服史。地理大發現之後，西方完成對美洲、非洲、澳洲的殖民，猶如探囊取物一般，掣肘只來源於分贓不均。
對這段壓倒性的毀滅征服史的歸因，目前最高讚的答案來自於戴蒙德的《槍炮、細菌與鋼鐵》，他將之解釋為歐亞大陸的自然地理、氣候和天然物產使然，歐亞文明早走了一大步。
然而，同樣位於歐亞大陸“黃金緯度帶”，為什麼不是東方發生文藝復興，產生現代科學和爆發工業革命，從而引得西方蠻夷萬邦來朝，維多利亞女王臣服於道光帝腳下呢？
對西方征服的必然性，19世紀的西方學者更願意歸之於西方文化特質、地理環境甚至人種優勢使然，而隨著20世紀後期日本、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以及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些理由顯得站不住腳。
東方學者們起初接受了“落後就要捱打”的必然性，剪辮子放天足，對東方文化和民族劣根性進行過徹底的批判；而伴隨著經濟崛起卻又掀起了“國學熱”、“傳統熱”，他們更願意認為東方本來一直是領先的，所謂文化特質、地理環境以及人種的優勢都原本在東方，只是近代一系列偶然事件導致了西方短暫地佔據了優勢。
東西方初相遇
東西方相遇的發起人是西方，但並不像發現外星文明一般彼此嚇一大跳。
明末清初，西方大航海時代開啟，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冒險家就紛紛來到東方，這些冒險家確實都是膽大貪財沒文化的莽夫，因此絲毫沒有改變天朝對其“蠻夷”的角色認定。甚至長期以來，天朝官員並沒有發現他們的國籍有所差異，也沒有發現從國家到東印度公司組織形式的深刻變化。
在影響上，傳教士超越了冒險家。傳教士有信仰有知識有組織有謀略，長於交流，是最有可能警醒東方認識到落後和威脅的。尤其是利瑪竇等一批智慧的傳教士，他們長於攻心，確定以和平滲透為策略，先把自己和宗教都“漢化”了，真誠地敞開心扉，主動接觸和幫助官員和文人士大夫。
他們做了很多事情，有科學知識引進的，尤其在曆法、地理和數學方面，比如西人的世界地圖遠比鄭和時代的完整和精確，但中國卻偏居東方一隅，利瑪竇巧加修改，中國為“中央之國”的世界地圖沿用至今。他們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宗教滲透，比如他們會費盡心思解決中國人祭拜宗祠、跪拜皇帝如何與天主教教義並行不悖的問題，甚至於由於“赤足不雅”，他們給原本光腳的宗教畫像都穿上了鞋子。
傳教士的處心積慮，使天主教傳遞滲透一百多年，甚至沒有受到明清王朝更替的衝擊和連累。可是卻因為擅自漢化宗教，惹惱了原教旨信徒，終於“後院起火”。幾經內部辯論，教皇最後還是決定“取締漢化禮俗”：不能又信天主又拜皇帝和宗祠。消息傳來，康熙聞之勃然大怒，索性把天主教給禁了。
傳教士在傳教的同時，也間接地把西方社會狀況和科學技術帶了進來。然而，西方“蠻夷社會”和科學“奇巧淫技”根本喚醒不了天朝知識分子的興趣和參與，他們無知、麻木而不可滲透，他們更滿足於康乾盛世啟動的大規模古籍編撰。因此，即使沒有驅逐傳教士，科學之火在那時的中國也難以點燃。
蠻夷登門
中國的大門依然緊閉著，只通過廣州一地十三行應付著跟西方的貿易。到18世紀末，英國已經後來居上成為列強之首，覬覦中國這塊封閉的市場，派了個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一來希望推動外交商談貿易條件，二來悄悄考察一番試探神秘大國的虛實。1793年9月14日，馬嘎爾尼得到了83歲的乾隆皇帝的接見。
開展外交和貿易談判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天朝根本沒有外交和外貿這個概念，只有“萬邦來朝”、“四夷賓服”的朝貢貿易（對俄國略有例外）。
在覲見乾隆之前，所有馬嘎爾尼與乾隆的國書往來，都被中間的官員翻譯得面目全非。乾隆認為使團是來補壽禮的——那位英吉利國王，惴惴不安於沒趕上慶祝朕八十壽辰，時隔兩年還巴巴兒地派人來送賀禮。馬嘎爾尼的船上也被清朝官員掛上“英吉利貢使”。乾隆皇帝確乎是個貨真價實的“寡人”，彷彿置身於一個權力的黑洞裡，只能得到層層改編過的、支離破碎的信息。
就這樣“雞同鴨講”極其荒唐地折騰了一溜夠，乾隆終於知道馬嘎爾尼互設使館外交和給予貿易便利的要求，最終得到的回覆是《乾隆帝致英吉利國王書》。大意是：
使館外交不合天朝體制，麻煩甚多且沒有好處，豈可破例。
你國仰慕天朝派人來學，沒必要，你國風俗不同，學了也沒用。
我忙著治理天朝，並不在意什麼奇珍異寶。我這啥都有，你的人也親眼見了。但你的禮物遠道而來如此誠心，就叫相關部門收著吧。
乾隆拒絕了英吉利王國的所有要求，還怕他們不死心，於是苦口婆心地站在英吉利國王的角度上，追了一段“勿謂言之不預也”：
“以上所諭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能深悉天朝體制，並非有意妄幹……況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錫予優嘉，倍於他國。
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法制攸關，即為爾國王謀，亦俱無益難行之事，茲再明白曉諭。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用太平之福。
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爾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恪遵功令。爾國船隻到彼，該處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當立時驅逐出洋。未免爾國夷商徒勞往返，勿謂言之不預也。其凜遵毋忽，特此再諭。”
這段道出了乾隆皇帝的真心話：“嗨，都是做主子的，做生意幹啥啊？！你好好日子不過，千萬別被奴才們給騙了！”
鴉片戰爭與馬克沁機槍
幾十年以後，1840年鴉片戰爭起，強盛東方天朝的神話就徹底破滅了。
在英國議會辯論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下議院議員發生了關鍵的作用，他叫托馬斯·斯當東。斯當東曾經隨父成為馬嘎爾尼使團中的一員，那年他剛13歲，因為會得幾句中文，覲見時還得到了乾隆的賞賜。斯當東以其親眼所見清朝的不堪一擊，力主英國對天朝動武，後人感慨道：大清朝的衰落，皇帝大臣們不曉得，卻連個孩子也瞞不住。
天朝怎麼輸的，細節歸因就太複雜了。英國詩人、政治家貝洛克1898年在一首詩中總結道：
無論發生什麼，我們有
馬克沁機槍，而他們沒有。
但其實，馬克沁機槍1884年才被英國人發明出來，它是第一款真正意義的全自動機槍，每分鐘可以射出600發子彈，號稱“戰場絞肉機”。
極其諷刺和殘忍的是，馬克沁機槍後來被列強紛紛仿製和改進。1916年，一戰的索姆河戰役，德國軍隊用馬克沁機槍在一天中就殺死了60000名英國士兵。2016年，一些英國人做了個“集體活人雕塑”，紀念這些無辜的生命。
要知道在歷史上，一戰時歐洲王室大多都是親戚，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是英國國王喬治五世的表哥。面對索姆河戰役英軍傷亡45萬人，1917年7月17日，喬治五世為表明與德國君主決裂，改姓“溫莎”。後來，一戰以英國所在的協約國的勝利而告終，歐洲大陸紛紛放棄君主、改建共和時，只改了個姓的溫莎王室居然贏得了英國人的熱烈擁戴。
除了西方恃強凌弱的征服，還有列強分贓不均的爭霸，人類近代歷史就是這樣不堪。
西方將主宰多久
進入21世紀，斯坦福大學的伊恩·莫里斯以《槍炮、細菌和鋼鐵》為榜樣，試圖創造一種文明定量的方式，來研究東方和西方在萬年曆史長河中的此消彼長。他寫了一本《西方將主宰多久》，並配上一本《文明的度量》詳述他的定量方法。
莫里斯所稱的“文明”，專指社會達成目標的能力 。因此他把文明分成了四個要素：
能量獲取：每人每日獲取利用的能量；
社會組織：用最大城市的人口規模來間接度量；
戰爭能力：借鑑戰爭遊戲中對戰鬥力的評估方式：兵力、武器、機動性、防禦、後勤、士氣、指揮等等要素；
信息技術：衡量當時的信息技術（讀寫計算）水平和平均掌握程度。
莫里斯的結論是，在過去10000多年裡，西方只有在5世紀到17世紀這段時間落後於東方。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地理因素：只要條件具備，大西洋邊陲的西歐一定會駛向新大陸，從而激活了整個西方社會。
緊接著，莫里斯還做出了驚人的預言：東方將於2103年反超西方，徹底結束西方的統治。
莫里斯的錯誤
看了莫里斯的大作，作為東方人的我竟然毫無期待和自豪感。他把文明定義為“社會達成目標的能力”，可是——
是否存在一個恆定的“社會目標”？腐朽的慈禧以及不可一世的希特勒，都可以調動整個社會和軍隊為其送死，他們的目標是“社會目標”嗎？如果說慈禧和希特勒是邪惡的，那麼發動鴉片戰爭以及後來把英軍士兵送上索姆河戰役的英國政治家們就正義嗎？
今天的人類算是幾個社會？幾百年前的全球殖民和東西方碰撞，確實有幾分外星文明碰面的感覺，彼此都太陌生。而今天的信息扁平化、經濟全球化時代，難道人類不是一個社會嗎？這時候還需要依靠“確保摧毀對方”的軍事能力來求得和平，是缺乏智慧還是某種陰謀？
莫里斯把國家社會競爭冠以“文明”，陷入了“成王敗寇”的陷阱，他的研究受制於文明觀和歷史觀，終於難望《槍炮、細菌與鋼鐵》的項背。
“啟蒙運動之父”伏爾泰說：
只有哲學家才配寫歷史。
在所有國家裡，歷史都被虛無的故事扭曲了，直到最後哲學家出來啟迪人們。
當他們最終到達黑暗之中時，
他們發現人類的心靈已經被錯誤矇蔽數個世紀，很難醒悟；
他們發現慶典、事實和紀念碑一堆一堆的，只為了證明謊言。
其實，中國古代也有人敏銳地發現，“興與亡”只是權力和財富的遊戲。
峰巒如聚，
波濤如怒，
山河表裡潼關路。
望西都，
意躊躇。
傷心秦漢經行處，
宮闕萬間都做了土。
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元·張養浩《山坡羊·潼關懷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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