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物帳”是產生於日本的偵探小說，可以看成是日本推理小說的始祖。岡本綺堂創作的
《半七捕物帳》系列，就是捕物帳小說的肇始。
《半七捕物帳》之《妖貓婆婆》
根據書裡的描述，“捕物帳”是一種本子。在江戶時代，管轄市內行政、治安、裁判的“與力”（類似我國古代的衙吏），以及與力的手下“同心”在聽取了捕吏的彙報後，必須到町衙門向總奉行作報告。在衙門公務房裡有一個本子，書記官們將與力和同心的報告記載在本子上，這便是所謂的捕物帳。
《半七捕物帳》系列故事，以一位當過捕吏的、名叫半七的老人的口吻，講述了一個個他經辦的或離奇、或詭異、或溫暖的公案案件。作者岡本綺堂生於1872年，逝世於1939年。他出生於下級武士家族，生活的年代與江戶時代相去不遠，據說，岡本綺堂在看了福爾摩斯系列探案小說後，受到啟發，創作了以江戶時代為背景的捕物帳小說系列，這就是《半七捕物帳》。
比起現在日本眼花繚亂的推理流派、破案手法，《半七捕物帳》系列故事裡的推理，似乎顯得很簡單，破案靠的是捕吏半七的直覺，獲取線索的方法是依靠手底下走卒的打聽，以及詢問走訪相關人等。正因為如此，脫離了現代破案手法的捕物帳可以看成是
“純粹”的偵探小說，深受讀者喜愛。“捕物帳”這種小說形式日本還很流行，如《顎十郎捕物帳》，日本國民作家宮部美雪的《幻色江戶怪談》《本所七怪談》等，也帶有捕物帳小說的影子。 無獨有偶，中國古代流行的公案小說，也帶有捕快破案的成分。所以，為了方便讀者理解《半七捕物帳》的特色，筆者選擇了與《半七捕物帳》時代略相近的傳統公案小說《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從作品的時代特色、人物特點、敘事語言，對兩者進行簡單的比較。
時代特色：鮮明的江戶風情VS淡化的故事背景
《半七捕物帳》的主角是半七老人。他曾是江戶城的捕吏，見多識廣，作者以他為第一視角，講述發生在江戶時代的推理故事。故事瀰漫著濃郁的江戶風情，從人物的日常穿著到節慶習俗，大到幕府養鷹的規矩，小到卜卦人用耍蛇的把戲騙人。半七捕吏講述的每個故事，幾乎囊括江戶人的生活百態。通過故事，我們知道了，江戶時代的元旦，人們登門拜訪親朋好友，民間拿扇藝人“萬歲”的鼓聲和舞獅的伴奏聲響徹通宵。飼養御鷹的鷹匠，頭戴斗笠，披碎花衣裳，穿戴手背套、綁腳、草鞋，他們雖然收入不高，但藉助手臂上御鷹的威勢，可以隨意敲詐勒索小市民，等等。可以說，《半七捕物帳》是一部日本江戶時代的城市生活史料。
這種時代特色恰恰是公案小說缺乏的。在《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中，三位清官雖然是不同朝代的人，但是故事裡很難看出宋代、明代、清代日常生活的區別。除開個人性格特徵，展昭和黃天霸的行為、生活習慣差別也不明顯，包拯的斷案過程與施世綸、海瑞、彭鵬也看不出兩樣。時代的演變，在公案小說裡淡化到了看不見的地步。
《半七捕物帳》與公案小說在時代背景上的顯著區別，是創作和傳播對象的不同造成的。《半七捕物帳》的作者僅系岡本綺堂本人，創作後即刻發表，作品帶有作者本人的創作意圖和想法，較少受到讀者的影響。
而公案小說源自宋話本公案類，創作的目的是在勾欄瓦肆向大眾表演所用，可以說，每一位講過《包公案》《彭公案》的說書人都是故事的作者。說書人必須迎合觀眾聽故事的需要，過多筆墨交代時代背景、官職特色、人物特殊的職業，無益於觀眾“入戲”。而且，隨著故事的流傳，明朝的說書人並不瞭解宋代的生活特色，清代的說書人對明代的生活也不甚瞭解，於是，在公案小說流傳過程中，典型的時代生活背景不斷被捨棄，被新的故事情節、人物行為取代。
故事人物：江戶底層掙扎求生的市民個體VS以清官為中心的正面集團
半七講述的人物，有民間藝人（三絃老師、打鼓藝人、雜技藝人等）武士、遊民、僕從、商戶等，故事發生的地點多是江戶市民商戶聚集的地方，如旅店、食店、大雜院等。例如，《御鷹的去向》講的是半七幫助鷹匠尋回丟失的御鷹的故事，《黑蛇裡的怨靈》裡舞姬的死亡，看似是鬼怪作祟其實是人的報復，《警鐘怪談》當人們都懷疑是打鐵匠學徒的惡作劇時，只有半七抽絲剝繭，發現令人哭笑不得的真相。故事裡的人物都有鮮明的喜樂哀愁，或老實，或狡猾，或忠厚，或痛苦。每個小人物在故事裡奮力求生時，江戶時代風情也徐徐展露在作者筆端，讀來令人沉醉。
《半七捕物帳》之《小女郎狐》
公案小說也塑造了許多鮮活生動的人物。公案小說核心的清官們自不必說，清廉、正義、智慧是他們共有的特色；圍繞在清官周圍的俠客們，如白玉堂、展昭、黃天霸等等，也是各有特色。展昭的勇俠，白玉堂的俊美狠毒，黃天霸的剛烈自負，在故事中活靈活現。但遺憾的是，清官和俠客們彷彿都是為了正義而生，生命只有查案、鬥奸臣，就算結婚生子，也只是是完成人生的義務。卿卿我我的情愛？在《包公案》等公案小說中找不到的。可以說，公案小說是為了迎合市民對清官的追求，人物太過偉光正，嚴重缺少濃郁的生活氣息。
1997年華視版《施公奇案》焦恩俊飾演黃天霸
敘事語言：文人創作語言的平板與民間說書人創作的生動
《半七捕物帳》的作者岡本綺堂是一位劇作家，也曾當過記者。因此，在故事敘事、人物語言這兩方面，文人書面語言風格濃郁。故事的講述者雖然是捕吏半七，但他說話的風格，與文人無異。在江湖時代，捕吏是官府的底層，上有與力、同心，下有幫手，每個月工薪只有一萬五千文。捕吏要提攜幫手，要尋找線索，所以，為了生活，捕吏藉著他人或者妻子的名頭開餐館、澡堂等等。可以說，捕吏要與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其人應當是圓滑的。但半七的語言和故事的講述方式，並沒有體現出底層市井鮮活生動的特點。
而作為話本流傳的公案小說，因其民間傳播的需要，對講述者語言的生動性有極高的要求。如《包公案》中“烏盆記”一篇，張別古多次帶著申冤的烏盆上公堂，烏盆不出聲，張別古多次被趕出。當烏盆出聲應了包拯的喝問，張別古“樂的跳將起來，恨不得要上公案桌子”，張別古欣喜雀躍的神態躍然紙上。公案小說這類描寫極多，讀來十分有趣。
當然，《半七捕物帳》與中國公案小說的區別還有很多。例如《半七捕物帳》的推理更加嚴謹，合乎推理邏輯，可以說開啟了日本推理小說。時至今日，日本的推理小說中還能發現《半七捕物帳》的影子。而公案小說的推理較少，清官斷案更多的是靠神明相助。另外，《半七捕物帳》共有六十八篇短篇故事，而公案小說是由一個個小故事組成的長篇故事。所以說，《半七捕物帳》與公案小說看似都是講破案，但其內核和外在都有明顯的差別，體現了中日兩國全然不同的傳統文學創作特色。
《半七捕物帳》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對日本江戶時代的社會生活感興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錯過這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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