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物帐”是产生于日本的侦探小说，可以看成是日本推理小说的始祖。冈本绮堂创作的
《半七捕物帐》系列，就是捕物帐小说的肇始。
《半七捕物帐》之《妖猫婆婆》
根据书里的描述，“捕物帐”是一种本子。在江户时代，管辖市内行政、治安、裁判的“与力”（类似我国古代的衙吏），以及与力的手下“同心”在听取了捕吏的汇报后，必须到町衙门向总奉行作报告。在衙门公务房里有一个本子，书记官们将与力和同心的报告记载在本子上，这便是所谓的捕物帐。
《半七捕物帐》系列故事，以一位当过捕吏的、名叫半七的老人的口吻，讲述了一个个他经办的或离奇、或诡异、或温暖的公案案件。作者冈本绮堂生于1872年，逝世于1939年。他出生于下级武士家族，生活的年代与江户时代相去不远，据说，冈本绮堂在看了福尔摩斯系列探案小说后，受到启发，创作了以江户时代为背景的捕物帐小说系列，这就是《半七捕物帐》。
比起现在日本眼花缭乱的推理流派、破案手法，《半七捕物帐》系列故事里的推理，似乎显得很简单，破案靠的是捕吏半七的直觉，获取线索的方法是依靠手底下走卒的打听，以及询问走访相关人等。正因为如此，脱离了现代破案手法的捕物帐可以看成是
“纯粹”的侦探小说，深受读者喜爱。“捕物帐”这种小说形式日本还很流行，如《颚十郎捕物帐》，日本国民作家宫部美雪的《幻色江户怪谈》《本所七怪谈》等，也带有捕物帐小说的影子。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流行的公案小说，也带有捕快破案的成分。所以，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半七捕物帐》的特色，笔者选择了与《半七捕物帐》时代略相近的传统公案小说《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从作品的时代特色、人物特点、叙事语言，对两者进行简单的比较。
时代特色：鲜明的江户风情VS淡化的故事背景
《半七捕物帐》的主角是半七老人。他曾是江户城的捕吏，见多识广，作者以他为第一视角，讲述发生在江户时代的推理故事。故事弥漫着浓郁的江户风情，从人物的日常穿着到节庆习俗，大到幕府养鹰的规矩，小到卜卦人用耍蛇的把戏骗人。半七捕吏讲述的每个故事，几乎囊括江户人的生活百态。通过故事，我们知道了，江户时代的元旦，人们登门拜访亲朋好友，民间拿扇艺人“万岁”的鼓声和舞狮的伴奏声响彻通宵。饲养御鹰的鹰匠，头戴斗笠，披碎花衣裳，穿戴手背套、绑脚、草鞋，他们虽然收入不高，但借助手臂上御鹰的威势，可以随意敲诈勒索小市民，等等。可以说，《半七捕物帐》是一部日本江户时代的城市生活史料。
这种时代特色恰恰是公案小说缺乏的。在《包公案》《海公案》《施公案》《彭公案》中，三位清官虽然是不同朝代的人，但是故事里很难看出宋代、明代、清代日常生活的区别。除开个人性格特征，展昭和黄天霸的行为、生活习惯差别也不明显，包拯的断案过程与施世纶、海瑞、彭鹏也看不出两样。时代的演变，在公案小说里淡化到了看不见的地步。
《半七捕物帐》与公案小说在时代背景上的显著区别，是创作和传播对象的不同造成的。《半七捕物帐》的作者仅系冈本绮堂本人，创作后即刻发表，作品带有作者本人的创作意图和想法，较少受到读者的影响。
而公案小说源自宋话本公案类，创作的目的是在勾栏瓦肆向大众表演所用，可以说，每一位讲过《包公案》《彭公案》的说书人都是故事的作者。说书人必须迎合观众听故事的需要，过多笔墨交代时代背景、官职特色、人物特殊的职业，无益于观众“入戏”。而且，随着故事的流传，明朝的说书人并不了解宋代的生活特色，清代的说书人对明代的生活也不甚了解，于是，在公案小说流传过程中，典型的时代生活背景不断被舍弃，被新的故事情节、人物行为取代。
故事人物：江户底层挣扎求生的市民个体VS以清官为中心的正面集团
半七讲述的人物，有民间艺人（三弦老师、打鼓艺人、杂技艺人等）武士、游民、仆从、商户等，故事发生的地点多是江户市民商户聚集的地方，如旅店、食店、大杂院等。例如，《御鹰的去向》讲的是半七帮助鹰匠寻回丢失的御鹰的故事，《黑蛇里的怨灵》里舞姬的死亡，看似是鬼怪作祟其实是人的报复，《警钟怪谈》当人们都怀疑是打铁匠学徒的恶作剧时，只有半七抽丝剥茧，发现令人哭笑不得的真相。故事里的人物都有鲜明的喜乐哀愁，或老实，或狡猾，或忠厚，或痛苦。每个小人物在故事里奋力求生时，江户时代风情也徐徐展露在作者笔端，读来令人沉醉。
《半七捕物帐》之《小女郎狐》
公案小说也塑造了许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公案小说核心的清官们自不必说，清廉、正义、智慧是他们共有的特色；围绕在清官周围的侠客们，如白玉堂、展昭、黄天霸等等，也是各有特色。展昭的勇侠，白玉堂的俊美狠毒，黄天霸的刚烈自负，在故事中活灵活现。但遗憾的是，清官和侠客们仿佛都是为了正义而生，生命只有查案、斗奸臣，就算结婚生子，也只是是完成人生的义务。卿卿我我的情爱？在《包公案》等公案小说中找不到的。可以说，公案小说是为了迎合市民对清官的追求，人物太过伟光正，严重缺少浓郁的生活气息。
1997年华视版《施公奇案》焦恩俊饰演黄天霸
叙事语言：文人创作语言的平板与民间说书人创作的生动
《半七捕物帐》的作者冈本绮堂是一位剧作家，也曾当过记者。因此，在故事叙事、人物语言这两方面，文人书面语言风格浓郁。故事的讲述者虽然是捕吏半七，但他说话的风格，与文人无异。在江湖时代，捕吏是官府的底层，上有与力、同心，下有帮手，每个月工薪只有一万五千文。捕吏要提携帮手，要寻找线索，所以，为了生活，捕吏借着他人或者妻子的名头开餐馆、澡堂等等。可以说，捕吏要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其人应当是圆滑的。但半七的语言和故事的讲述方式，并没有体现出底层市井鲜活生动的特点。
而作为话本流传的公案小说，因其民间传播的需要，对讲述者语言的生动性有极高的要求。如《包公案》中“乌盆记”一篇，张别古多次带着申冤的乌盆上公堂，乌盆不出声，张别古多次被赶出。当乌盆出声应了包拯的喝问，张别古“乐的跳将起来，恨不得要上公案桌子”，张别古欣喜雀跃的神态跃然纸上。公案小说这类描写极多，读来十分有趣。
当然，《半七捕物帐》与中国公案小说的区别还有很多。例如《半七捕物帐》的推理更加严谨，合乎推理逻辑，可以说开启了日本推理小说。时至今日，日本的推理小说中还能发现《半七捕物帐》的影子。而公案小说的推理较少，清官断案更多的是靠神明相助。另外，《半七捕物帐》共有六十八篇短篇故事，而公案小说是由一个个小故事组成的长篇故事。所以说，《半七捕物帐》与公案小说看似都是讲破案，但其内核和外在都有明显的差别，体现了中日两国全然不同的传统文学创作特色。
《半七捕物帐》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对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生活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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