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玄宗之後，大唐盛極而衰，迅速步入王朝的晚期，安史之亂不僅對帝國的政局造成衝擊，還給社會生產人民生活帶來了嚴重的破壞和考驗。唐末五代亂世的紛紛擾擾戰火不斷，社會經濟受到嚴重損害，一時蕭條。太祖趙匡胤身披黃袍取代後周立宋，大一統局面的再次出現為人民的安居生活提供了可能，農業生產恢復穩定，輕工業和商業的活力得到了釋放，對外貿易在前朝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這些都為後來宋朝都市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趙宋經濟的繁榮憑藉一幅《清明上河圖》便能窺見一斑，印刷、絲綢、瓷器所取得的成就後世始終不能望其項背。首先是水利工程的大量修建和先進農具的規模投入使得宋朝耕地幾乎翻倍，從公元996年的300萬頃一躍到了1021年的550萬頃，十五年間耕地面積的暴增從根本上確保了國家的糧食安全，也為輕工業商業的發展創造了機遇。
清明上河圖
隨著耕地增加的還有人口，996年全國只有460萬戶，57年後，全國人口一下增長到了1080萬戶，人口的增加，勞動力的豐富又進一步促進了輕工業和商業的繁榮。海外貿易也隨著造船業的發達而掀起發展高潮，趙宋時期，從帝國五大港口諸城、杭州、寧波、泉州和廣州出發的商船與世界超過50個國家有著貿易往來，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宋朝城市的昌盛發展。
一、街坊成為鄰居是趙宋時期都市大發展的第一步
唐代的長安城是當時世界的經濟中心，城內街坊林立，管理森嚴，佈局整齊嚴密，堪稱一時典範。長安城的建立從文帝楊堅開始直到高宗李治才建設完成，歷經72年，城市設計極為周密，以中央朱雀大街為界分東西兩縣，一名萬年縣，一名長安縣，萬年縣統領朱雀大街東邊的五十四坊，長安縣統領朱雀大街西邊的五十五坊，兩縣以朱雀街為界限合計管理109坊，同屬京兆府。這便是最早的街坊，分列明晰，條條理理，互不瓜葛，而且管理嚴苛，宵禁之後所有街坊清寂無聲，一年之中僅有元宵節的三天方才允許所有坊門大開，徹夜歡度佳節。
長安城街坊分佈
宋代的都城開封在建設的過程中，吸取了長安城太過封閉規整的設計教訓，將各坊間的隔離狀態徹底廢除，具體說來就是將商業文娛區域和生活居民區域合二為一不再單獨區分。同時規定沿街可以開設店鋪，不受限制，街與坊之間不再有隔閡距離，甚至居民的大街小巷也開始變得四通八達，城市的經濟發展顯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街坊成為鄰居，百姓的活動場所得到了極大地擴展，也吸引來了全國各地的人口前往聚集。當時的北宋都城開封人口超過了一百萬，甚至還達到過一百五十萬的數量級，後來的臨安城杭州也同樣借鑑開封的發展佈局，人口也超過了百萬。
同時都城周邊的小城市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據統計唐朝時期國內100000人以上規模的小城市僅有10座，而到了宋朝則增加到了40多座，比如現今的一些一線新一線城市廣州、杭州、成都在千年以前的趙宋時期就已經成為了全國有名的大型都市，其繁榮程度在文獻中也可見一斑。
臨安城
《都城紀勝》記載：其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唯中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買早市者，復起開門。無論四時皆然。
街坊成為鄰居後推動的另一項便是城市商業的不斷進步。不論是士農工商還是重農抑商，均體現出古代時期對農業的重視和對商業的壓制，然而宋朝從打通街坊的那一刻開始，便註定了商業的蓬勃。以趙宋的兩地都城為例，開封府和臨安府的人口均已突破了百萬人，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時由於人口的大量湧入，各類新的職業工種開始出現，比如占卜、典當、博彩、瓦肆等等均在街面上開店營業，風行一時。杭州城還曾因為人口的過於龐雜不得不增加設置出巡警，防止煙火和盜賊。
《鋪席》記載：其餘坊巷橋道，院落縱橫，城內外數十萬戶口，莫知其數，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麵店。
宋代物價
關於宋代都市商業經濟的飛速發展還可以從另一項統計側面反映，那就是宋朝的物價，據統計，從太祖建國的初期到靖康恥，再到康王南渡臨安的早期，鹽價和茶葉的價格幾乎增長了四倍還多。
物價的大幅上漲與戰亂有關，但也同時體現出當時經濟的繁榮，北宋歷時九位皇帝共計一百六十七年，按照經濟規律的正常發展物價上揚是不可避免的現象，剔除末代國內戰爭的影響，這一個半世紀的商業繁榮顯然是毋庸置疑的。
南宋錢幣
自從街坊成為鄰居以後，宋朝開啟了經濟商業大發展的重要一步，之後兩宋憑藉其冠絕歷朝的經濟水平稱頌於歷史，軍事上的求和服軟並不影響宋代經濟的昌盛發達，也無怪乎近代以來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讚歎，趙宋是中國古代經濟文化發展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前無古人，後亦無來者。
二、合理安置湧入的大量人口開啟了宋朝都市的“得”之路
一般說來，流動人口的大量湧入都會在短期內對一個地方造成極大壓力，包括管理在內的日常生活均會陷入一定時間的混亂，所以對這部分人口的妥善安置成為了考驗一座城市管理者的重要契機，甚至是考驗一個王朝的典型。在古代這部分人口被統稱為流民，大多數朝代都將其視為社會不安定因素，宋代也是如此。除了流民以外，大量的鄉村人口也開始湧入都市，一方面是受到土地兼併、徭役繁雜的壓迫，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的城市已經具備了容納轉移這些勞動力的空間，即鄉村人口可以在城市謀得一席生存之地。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如聞城邑上戶，近歲多徙居河南或京師，以避徭役，恐邊郡寖虛，宜令本路禁止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
可見當時鄉村人口的大量進城已經被當朝官員提上了議事日程，成為城市管理的重要關注點。城市安置這些勞動力必須具備相應的行業工種支持，這也說明當時的商業門類也開始逐漸擴大。值得注意的是，名臣范仲淹曾提出當時的邊境城市中人口過多，可能是出於生存安全的考慮。
《范文正公年譜》記載：河西縣主戶一千九百，內八百餘戶屬鄉村；本縣尚差公吏三百四十人，內一百九十五人於鄉村差到。緣鄉村中等戶只有一百三十戶，更於已下抽差，是使堪役之家無所休息。
文獻中提到的三百四十人官差衙役中，有195人來自鄉村，剩下的145人也是由鄉村搬遷至城中居住的百姓。另一方面，都市的發展所帶來的重要變化還包括等級觀念的逐漸鬆動，有利於百姓民眾的思想解放，原有的門閥制度以及禮數等均受到了衝擊。這一點尤其在衣服穿戴上體現的最為明顯。北宋建國之初本是有著服飾衣冠方面的規定，比如：做官者穿著皂袍，不做官之人穿著白袍，普通百姓則穿著布袍，另有紫色大袍是作為上朝的朝服使用。
東京夢華錄
《東京夢華錄》記載：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謂如香鋪裹香人，即頂帽披背。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街市行人，便認得是何色目。
然而不久之後便發生了變化，隨著商業的繁榮，富戶的陸續興起，衣服穿戴已經不再具有章法，出現了上下無章、貴賤通用，混淆使用的局面。朝中對此進行了多次討論，最終的結論是民之所向，不宜禁止。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間百姓思想解放、等級觀念鬆動的出現。
都市發展帶來的第三個重大優勢是商品經濟的進步帶動了周邊小型城鎮的繁榮。人口的湧入促進了經商的大規模發展，政府又適時地推出了大量針對商業的優惠政策，一時間，商人遍地，幾乎走出了重農抑商的牢籠。當時經商出名的大商人甚至獲得了科舉入仕的資格，堪稱前所未有的進步。
宋代商販
商業便是產品和服務的流通，於是乎大城市周邊的小城鎮也開始受益，一方面為大城市提供生活物資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又成為了城市輕工業產品如絲綢、瓷器、印刷品等的消費市場，同時對於城市擁擠的產業產能還有著消化的作用，這些都帶動了小型城鎮的飛速發展。據記載，當時南京周邊有13個這樣的小城鎮，洛陽有22個，成都有163個，這些城鎮的興起無一不與中心都市的輻射有關。
宋朝城市的發展從安置轉移到此的勞動力開始入門，不僅促進了商品門類的增加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商品經濟的發展還將平等的觀念逐漸貫徹到民眾百姓的思想裡，不僅在穿衣打扮上逐漸趨同看不出差異，還在日常生活中有所體現。發展到後來商人的地位逐漸提升，甚至出現了做官的商人。這一經濟水平的提高還對城市周邊的小型城鎮起到了極大地拉動作用，可謂一榮俱榮。
宋代的印書中心——成都
三、“鬼樊樓、無憂洞”的出現拉出了都市發展的一道裂痕
在商品經濟無比發達繁榮的背後，宋朝都市也逐漸顯現出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首先是大量人口的湧入，正所謂成也勞動力，敗也勞動力，人口的暴增始終是城市發展的隱患。流民難民退伍的軍人組成了移動的城市人口大軍，這些人中有著大量的無處落腳的人群，於是都城開封修建的底下排水網絡成為了他們的安身之所。四通八達的溝渠居住了大量社會人員，盜竊、兇殺等案件屢見不鮮，而且事後還極難追查，溝渠的巨大空間常常讓追捕的衙役疲於奔命而一無所獲。這些影響社會安定的人群甚至在溝渠中建立起地下樊樓和賭場，並將此親切地稱為無憂洞。無憂洞中生活著大量的小偷和其他賊寇，甚至到了南宋臨安城還出現了賊寇進入皇宮盜竊的事件，猖獗之勢可見一斑。
開封府
另一方面，城市由於人口的聚集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建立起大量的樓宇，這些木質結構的建築成為了火災頻發的溫床，也對當時的城市居民安定生活造成一定威脅，文獻中也對此有著大量的記錄。
《元史 五行志》記載：四年，嶽州衙署、廩庫火，燔市肆、民舍殆盡，官吏踰城僅免。三月，陳州火，燔民舍數十區。潭州火，燔民舍五百餘區；踰月，民周澤家火，又燔倉廩、民舍數百區，死者三十六人。是春，諸州言火者甚眾。八月，衡州火，燔公署、倉庫、民舍僅千餘區。乾德五年，京師建隆觀火。
元史五行志
除了治安問題和火災頻發以外，奢侈糜爛的社會風氣逐漸出現，也成為了城市發展的一個重要隱患。商品經濟的發達固然形成了平等的觀念，帶來了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但另一方面，等級制度的支離破碎也可能成為一些人藉機興風作浪的跳板，物質的寬裕也引發了攀比奢侈享受的社會風氣。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從皇宮到民間均在飲食與穿戴方面出現了浪費奢華的傾向，這也成為了城市繁榮發展的一個反面。
評價
宋代對後世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僅在於宋代對外貿易的發達創下了歷朝之最，絲綢瓷器成為了後來近一千年之間華夏的代名詞，也不僅在於宋朝的詩詞歌賦高妙絕倫成為後世文人所效仿的對象，也不僅在於宋朝哲學從朱熹理學到陸九淵心學的花開兩支分外豔麗，這個朝代的影響是從市井生活的一點一滴開始的。
宋朝繁榮的城市
不論是城市的繁榮、商品經濟的發達，反映在實處便是百姓的柴米油鹽的生活，從這一方面來說，宋朝建立起規模巨大的城市才是上述一切得以呈現出精彩的物質基礎。都市的建立起源於將街坊打通允許鋪面林立街道的出現，這與唐代嚴格分明的街坊截然相反，於是引出了經濟水平的大幅提高，也引出了社會的奢靡之風。比如一場家宴，皇宮中可能只會用到1-2萬貫錢，宰相秦檜竟要使用十萬貫以上，家宴如此，穿著尤其如此。
《經筵玉音問答》記載：太上與朕一領汗衫，著一兩年。檜家人一領汗衫，止著得數日即棄去，朕所以日夜切齒嘆息也。
城市發展的活力在於人口，即勞動力，宋朝都市的發展首先吸引了大量勞動力的湧入，在對這些勞動力安置的過程中催生了商品經濟門類的增多，但同時也導致了社會不安定因素的出現，“萬人如海一深藏”的都市成為了不安定因素人群的無憂洞和樂土，這也是城市發展所不可避免的問題。所幸的是，中心都市的發展還輻射到了周邊小型城鎮，帶動起了小城市的發展，這也為勞動力人口的再次轉移提供了條件。
參考文獻：
《都城紀勝》
《鋪席》
《續資治通鑑長編》
《范文正公年譜》
《東京夢華錄》
《五行志》
《經筵玉音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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