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人認為，媒體的責任就是平衡呈現雙方聲音，然後讓讀者去作判斷，這是不對的，你把兩個相反的、互相抵消的“事實”放在那裡，讀者怎麼判斷呢？後真相時代，每個“事實”都有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哪一個才是事實？所有你認為的魔鬼，在心裡都不認為自己是錯的，都能為自己找到堂皇的理由，所以需要媒體，在深度調查中去提供真正的事實，擠出“一方說”“另一方說”中的謊言、情緒、利益和泡沫，讓真正的事實在那些穿著各種外衣、試圖攪亂公眾視線的“事實修辭”中浮現出來。
曹林｜文
高管鮑某明涉嫌性侵案曝光後，輿論震怒，媒體呈現的細節令人髮指：那種處心積慮的惡，那種沒有底線的壞，那種精通法律者鑽法律漏洞的精緻無恥，女孩的無助，有關方面的敷衍，讓人憤怒。不過鮑某接受媒體採訪時否認了這些指控，不承認養女關係而描述為戀愛關係，講述了另一個版本的故事。相關媒體“反轉式報道”引發輿論批評，公眾認為那篇站在男方敘事角度的顛覆式報道是替施害者“洗地”，未採訪女方，缺乏基本平衡，明顯偏向的先行結論，違反了新聞專業主義的要求。
公眾批評下，相關媒體已撤稿並道歉。媒體新曝出鮑某提供的幾段錄音，進一步引發討論。輿論爭議的關鍵點主要在報道的“平衡”，怎麼做叫平衡？這篇文章我想談談對平衡的理解，並非針對某家媒體，而是談談普遍的誤解。一般認為，平衡就是給雙方平等的說話機會，不迎合，不站隊，不帶節奏，儘可能將相關方聲音都得到呈現，以便於讀者作出明智的判斷。——如此抽象簡單地表述，似乎沒啥爭議，但落實到報道實踐中，就可能出現認知偏差。似是而非的偽平衡，只會在互相抵消中攪渾水。
一 平衡不是“平均的說話機會”
比如，什麼叫給雙方平等說話機會，何謂平等？是同樣大的版面和同等的長度嗎？給了這方10分鐘的說話機會，也要給另一方10分鐘？這種觀點的採訪了10個代表，相反觀點的也要採訪10個專家，才叫平等？比爾•科瓦奇在《新聞業的十大基本原則》中反對這種平衡觀，他是這麼說的：平衡可能導致歪曲。如果壓倒性的科學家相信全球變暖是一個科學事實，或者相信某些治療方式明顯是安全的，但是記者製造的印象卻是科學家們分成勢均力敵的兩派，這對市民和真相來說，就是一種武斷。不幸的是，通常新聞平衡都被錯誤地理解為類似數學上的平等，就好像一則好的報道中，雙方的引語數量一定要相等。
我也認為平衡不是這樣“僵化的平均”，而要有更多層面的權衡。就拿鮑某案來說，討論平衡時首先要考慮到，這個鮑某與女孩本就是不平等的。一個心智成熟並精通法律，一個在被侵害時是未成年人；一個人高馬大身體壯實，一個弱小；一個是掌握著各種社會資源所謂社會精英，一個自小家庭離異且母親不在身邊。年齡、性別、出身、地位、生理、心理和關係考量下，從常識角度看，女孩天然處於容易被侵犯和傷害的絕對弱勢位置。一個缺少家庭關愛的女孩，對鮑某形成心理和生存信賴，跟社會差不多是脫離的，缺乏保護自己的身體和社會資本。而鮑某所處的位置則使他在兩者關係中處於絕對的主宰位置，擁有調動各種資源的能力，更善於藉助媒體進行表達，熟悉輿論規律，擅長玩法律概念。還有，在關於性侵和強姦這種羞辱議題的公開敘述上，女方天然處於劣勢，每一次敘述，尤其是面向公眾的敘述，都可能是又一次的羞辱和傷害。
兩方天然就不平等，強弱是失衡的，如果在報道時使用一種“僵化的平均”，平均地呈現兩方聲音，對弱勢的一方就是極大的不公，對女孩非常不公平。報道的平衡，不是在“無知之幕”空白處去平等呈現，而要考慮到介入時的初始狀況。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鮑某並不缺表達的平臺和機會，他想說什麼都有渠道可以說，這個不需要“平衡”。媒體要做的不僅是給“另一方發聲的機會”，而是就既有種種疑問進行追問；不僅是讓兩方聲音都呈現，更要通過記者的提問讓被指控者去舉證。如果沒有這種問題意識，沒有對弱者處境的關懷，那種所謂的“平等呈現雙方聲音”式平衡就是一種扭曲。本來就是“雞蛋”與“石頭”，還在報道中製造出某種勢均力敵的“平等發聲”假象，這是不公平的。
何況有些媒體甚至連最基本的“平等呈現雙方聲音”都沒有做到，開頭就作出先入為主的判斷，對疑點重重的單方敘述未進行質疑，很讓人遺憾。
二 平衡不只是“簡單記錄兩方聲音”
第二種對平衡常見的理解是：讓兩方都有表達機會，記者忠實地記錄，是非讓讀者去判斷。常見的操作是，發生一場衝突，記者打電話採訪，讓這方說幾句，再讓那方說幾句，記錄下來，就算平衡了。這也是對平衡的誤解。如果這樣叫平衡的話，那麼更善於在媒體上說話，更會講故事，更精通心理操縱術的人，就能佔據優勢，輕鬆操縱媒體。簡單堆砌兩方聲音的所謂平衡，很容易淪為“沒有了真相”的事實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受眾各取所需，強化著固有的偏見。新媒體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有自媒體表達渠道，如果這叫平衡，那每個人在自己的自媒體去說幾句，各說各話，輿論不就自動平衡了，為什麼還要記者採訪報道去平衡？
報道的平衡，不是消極的、無所作為地記錄，而要體現記者的思考和勞動。 每一篇經典的深度報道，都包含著記者的這種勞動。這種思考，不是預設立場和作媒體判官，而是通過調查和逼問去讓事實自動呈現，就是常說的“讓事實說話”。事實和真相，不是被訪者“說了什麼”就能呈現的，需要媒體以“說了什麼”作為線索去調查。
具體來說，在像鮑某案這種有著巨大沖突的案件中，必須對“鮑某說了什麼”進行核實和調查，他說的某句話有沒有提供證據，他作某個判斷的依據是什麼，他對對方的指控有沒有事實支撐，某段錄音或對話真假和具體語境，另一方是怎麼反駁的，反駁的證據又是什麼。這個過程，才叫平衡。這種平衡報道，要引領公眾跳過“誰說了什麼”而去看“誰提供的證據更可信”。這樣的報道，才為事實的掘進和推進事件進程作出了媒體的貢獻。否則，各說各話，只會引發撕裂，將輿論之水攪得更渾。本來還有真相，那種“他說、他又說”式的報道多了，就沒有真相了。
平衡不是消極記錄，而是積極在交叉調查中去向事實掘進，通過追問逼出真相，讓撒謊者自相矛盾，讓證據打臉謊言，把關鍵證據逼出來，讓證據自己去說話，一篇好的報道是自身的最佳社論。 浮躁的新聞語境中，某些記者往往熱衷於把拿到了“另一方說法”當成反轉式的大新聞，而忽略了專業主義的要求。挖掘到能證明某個事實存在的關鍵證據，那才是大新聞。諸多反轉，都是那種僅僅只是“另類單方說法”的偽反轉。
媒體的核心產品是“事實”，事實有很多層面，“某方說了什麼”雖然也屬於事實，但只屬於線索性的淺表事實。比如某個案件，張三指控李四性侵，李四受訪時說，胡扯，根本沒這事兒，這完全是張三在炒作，張三是個帶貨的網紅。——這種“李四說”能構成事實和反轉嗎？當然不能，媒體如果以此為線索，在調查時拿到了“李四沒有性侵，因為他根本沒有作案時間”的證據，這才算發掘到一個事實。沒有調查，就跟著李四說“張三在炒作，張三是帶貨網紅”，這不是什麼平衡，只是作了李四的傳聲筒。如今很多報道，只是記者打個電話讓對方說幾句，記錄下來寫成新聞，新聞的“事實”含量是極低的。登在媒體上的“媒體化事實”，需要深刻體現記者的勞動。
報道“說了什麼”這樣的事實遠遠不夠，更要報道“事實中的事實”，避免被信源所餵養和控制。後真相時代，那些被信源操縱、攪渾水的偽反轉太多了。鮑某的聲音如果發在自媒體上，人們會認為他是在狡辯，而呈現在公共媒體的報道中就不一樣了，等於媒體用自身公信力為一個人背了書，媒體就要承擔調查和核實的專業責任，也有義務要求鮑某對關鍵判斷進行舉證。比爾•科瓦奇說得好，新聞工作的實質是用核實進行約束，核實中提供準確的事實，體現了新聞這一工種最深層次的勞動。沒有出處的引語是糟糕的，而全是引語的報道，同樣糟糕，記者不應該躲在“鮑某某說”的後面，而推卸追求接近真相的責任。
三 避免平衡成為讓事實虛無的“互相抵消”
也就是說，在新聞報道中，“平衡”不是一種可以獨立存在的價值，它必須依附於客觀、公正、調查、核實等等，去逼出事實和真相。我並不認為一篇報道必須呈現每一方的聲音，客觀的報道和平衡的輿論，不是某家媒體某篇媒體可以完成的，它是一個拼圖，當輿論一邊倒地形成某種判斷的時候，媒體通過深度調查挖掘出“另一面的事實”，這種報道就是對輿論的平衡。 雖然它並沒有呈現相反的聲音，但一個事實或一個證據能成為被接受的證據，它本身已經承受了反作用力的考驗。事實被確證的過程，就是一個動態的平衡過程。
有人認為，媒體的責任就是平衡呈現雙方聲音，然後讓讀者去作判斷，這是不對的，你把兩個相反的、互相抵消的“事實”放在那裡，讀者怎麼判斷呢？後真相時代，每個“事實”都有一個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哪一個才是事實？所有你認為的魔鬼，在心裡都不認為自己是錯的，都能為自己找到堂皇的理由，所以需要媒體，在深度調查中去提供真正的事實，擠出“一方說”“另一方說”中的謊言、情緒、利益和泡沫，讓真正的事實在那些穿著各種外衣、試圖攪亂公眾視線的“事實修辭”中浮現出來。
很多普通讀者並沒有識別和挖掘事實的專業能力，專業記者有責任提供這樣的事實。比如對於全球變暖這樣的事，支持的科學家說幾句，反對的科學家說幾句，這樣的平衡，結果只是抵消。記者未必懂全球變暖，但可以告訴公眾的是，科學家的身份是否獨立超然，科學家提供的數據來源是否可靠，科學共同體在這個問題上的起碼共識，等等，讓這些深層次的信息去“說話”，才會讓讀者作出明智的判斷。同樣，鮑某案也是如此，受眾只能憑常識常情常理去判斷，這時更需要專業的媒體報道去挖掘常識後的事實，超越“單方敘述”而逼近被敘述遮蔽的事實，才能達致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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