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不知道網上所說的商鞅“馭民五術”為什麼理解得那麼權謀詭詐，說“馭民五術”之說源於《商君書.說民》一些人的“概括”得出的詞彙，其實是一種嚴重的曲解。
細讀通篇《說民》其實所述的是法治與人治、大仁與小仁、國家與民眾之間關係精闢的論述，這三者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穩定和強弱，下面說說《說民》中這三種關係是如何左右一個國家的興衰的。基於問題過於複雜，本文將重點講被嚴重曲解的“用善與任奸”部分。
“用善，則民親其親;任奸，則民親其制”這句話恰恰體現人治的弊病。一個有法度的社會，其民眾、官員一切事務一定是以國家的法律為準則的，法律，本來是國家用來維護一個國家社會正常運轉的根本，法律擔負的責任就是社會穩定的最底線。這裡提到的“用善”實則是脫離法律無底線的“善”，實質是縱容惡行。不難理解，當一個人不論其經曾有多善良，如果此時觸犯了法律，那麼此人必要罪犯，不能因為其曾經的善良而不懲治其當下犯的罪。如果因為這個人曾經的善良而不治其罪的話，在民眾中造成的影響就是“民親其親”了，這幾個字很容易理解，就是民眾不再相信法律，而信奉關係了。親人、朋友在朝中好辦事的破壞社會公平潛規則就會滋生。
“任奸，則民親其制”這句話被曲解得最嚴重，認為是統治者任用奸詐之人為官來管理眾民，其實不是，“任奸”講的是執法的一種理念，這種理念就是法家所說的“有罪必有刑，有罪必有罪行”有犯罪的行為是定罪的依據。不能認為哪個人犯罪就訂罪名處刑，那麼如何定罪一個人?就是在一種奸行在沒越過法之前看其發展，一旦越過法律底線，才可以以奸行來定罪，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證據了。所以，在未構成犯罪之前，則無權干涉或以未遂來量已遂的罪。“親其其制”就很好理解了，只有按照已遂的行為事實來執法，民眾就會信賴這種公平的體制和官府了。
《商君書》說到，“任奸，則罪誅。罪誅，則法勝民”。說明只有以構成犯罪的罪行來量刑罰，犯罪的人和事就是慢慢減少或者不發生;犯罪的人和事沒了，法律才真正成為民眾的依靠。
從中我們不難看到，商鞅提出的法治與人治、大仁與小仁、體制與民眾之間的關係。法治，不以小仁損大仁;人治，小仁損大仁;法治，民眾唯法是從;人治，民眾信奉“關係學”;法治，重證據講罪刑;人治，專誅心不見行先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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