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樑是今江西景德鎮的下屬縣，在唐代茶葉的商品貿易中居於重要地位，這取決於浮樑所具備的特殊條件。
昌江發源於安徽祁門縣大洪嶺深處，最終匯入鄱江，該江上游山高水急，適合小船通行，景德鎮境內的下游水道變寬，適合大船通行。在唐代陸路交通不便的情況下，以昌江為軸心的水系，為浮樑茶的對外運輸提供必要的條件。同時，該地區又是唐代茶葉的重要產區。在《茶經》所列的八大產茶區中，浮樑屬於浙西茶區中的歙州產區，包括歙縣、浮樑、婺源、祁門、休寧等縣。
當時，贛東、皖南、浙西、閩北一帶的茶葉都運往浮樑進行交易，這使得浮樑成為唐代重要的茶葉產區，浮樑茶葉產量很大。《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唐元和八年(813年)浮樑“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萬貫”。茶葉的產量大，自然會吸引茶商前往販賣。浮樑因臨近產茶區，水陸交通又較為便利，成為我國茶葉的主要產地和集散地。一些商賈富豪雲集浮樑，爭購茶葉，轉運銷售。據史料記載，那時的西域一帶，每年從浮樑運銷的茶葉就達十幾萬馱之多，《茶酒論》即記錄了“浮樑歙州，萬國來求”的盛況。浮樑茶被大量販賣到北方各地，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
浮樑茶還與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有不解之緣。794年，白居易父親白季庚病逝於襄州別駕的任上，母親和弟弟白行簡等返回洛陽。貞元十三年(797年)，白居易大哥白幼文在浮樑縣任主簿，一家人的生活便主要依靠大哥供給。白居易的詩歌《望月有感》便是這段生活經歷的真實寫照。白居易經常往返於浮樑、洛陽。白幼文每年必須從微薄的俸祿中拿出一部分供給家庭，白居易負責運回洛陽。
浮樑舊屬鄱陽郡，白居易以鄱陽代浮樑，兩地距離遙遠，千里阻隔，這段經歷讓白居易刻骨銘心。元和十三年(818年)，白幼文病逝，貶謫江州的白居易飽含深情地寫下題為《祭浮樑大兄文》的祭文，表達失去兄長的哀痛。這段特殊的經歷讓白居易對浮樑充滿了特殊感情，白居易在潯陽江頭遇見長安琵琶女時，他被勾起了無限情思，一首《琵琶行》道出了“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樑買茶去”的千古絕唱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深深感慨。表面上看，商人重利輕情，讓妻子孤身漂泊、孤獨企盼。實際上，這從側面反映出到浮樑販賣茶葉可以獲利頗豐，茶商寧可在外漂泊，冷落妻子，也要在茶葉交易的旺季前去追逐茶利。
飲茶之風的興盛、茶文化的蓬勃發展，給茶葉的種植與生產注入強心劑，而茶葉生產的不斷擴大和種類的不斷豐富，又為消費提供了基礎條件。唐代茶葉消費的勃興並不是偶然的，這既與茶自身的特性有關更與唐代的社會、經濟等方面提供的歷史條件有關。唐朝是中央集權國家，保持了長時間統一，這為茶的傳播創造了政治環境。前文已述，可考的飲茶記載起自漢代。漢之後的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分裂，戰爭頻繁，關卡林立，動亂不休。
這種割據爭鬥的局面以南北對峙為總體基調，以東部漢族政權和西部少數民族政權爭鬥為輔調，這不利於飲茶之風從巴蜀之地向南方傳播，更不利於從南向北的傳播。隋代實現統一，惜其命短。唐承隋制併發揚光大，通過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唐代的統治版圖空前擴大，阻礙東方與西方、南方與北方交流的無形之牆被推倒了，內地和邊疆、海內與海外隔絕的狀況消弭了，唐朝成為亞洲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唐代貞觀年間，社會穩定，政治和諧，民風淳樸，“遠適數千裡，不持寸刃”。長期統一的統治局面，為飲茶之風的自由傳播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
唐朝國力強盛，物質富足，人丁繁衍，商品的生產和消費極為旺盛，這為茶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必要的經濟條件。魏晉南北朝時期，兵亂不斷，生靈塗炭，物質的生產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全方位停滯、甚至倒退。進入唐朝後，這一切都改變了，前有貞觀之治，後有開元盛世，物質生產有了極其迅猛的發展。至開元天寶之時，“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略，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於老”。
在生存尚不暇之時，茶葉消費自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唐代人們的生活水準得到提升後，生活品質才會成為問題，茶的飲用才會成為可能。唐代經濟發展與繁榮為茶葉傳播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唐朝採取了兼容幷包的政策，社會開放，為茶的傳播創造了文化環境。李唐王朝一改以往嚴防華夷的政策，這種政策為各種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終唐一朝，弘揚固有文化之精髓，採擷外來文化之菁華，熔南北東西為一爐，社會文化景象開闊恢宏。在這種文化政策的帶動下，魏晉南北朝時期北人嘲笑南人飲茶習慣的現象不見於史冊，相反，茶文化在北地逐漸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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