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東皋下，渦流清且長
蓬蒿滿丘隴，墟墓下牛羊
四顧無卷石，安知大饗堂
昔傳魏王來，富貴歸故鄉
旌旗蔽原野，軍中歌舞忙
父老與六軍，歡呼聲何揚
這是清朝亳州詩人孫之堳《大饗堂懷古》詩的前十二句，描述了歷史上曹操父子在大饗堂大饗六軍及亳州父老的盛況。大饗堂位於八角臺之上，為一代梟雄曹操所建，曹操、曹丕父子曾在此三次大饗。
清光緒《亳州志》載：“八角臺在城東南三里，魏武所築，以饗軍士。”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之戰中以少勝多，以兩萬兵力擊破袁紹十萬大軍。
建安六年，曹操又攜官渡之戰餘威親征劉備，迫使劉備逃往荊州，一時氣勢極盛。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建安七年正月，曹操率軍入故鄉譙郡(《魏志·武帝紀》)。其在譙郡築高臺一座，臺上建大饗堂和八角亭，故名“八角臺”。因曹操曾在臺上與家鄉兄弟歃血盟誓，又名“拜交臺”。
曹操返鄉途中，一路目睹戰亂之後“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悲慘之況，悽愴滿懷，發佈了《軍譙令》：“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以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併為陣亡的將士立廟祭祀，撫卹其家屬。這無不顯示出一代亂世梟雄憂民愛民的一面。
建安二十年，曹操討伐張魯凱旋後，再次返回故鄉譙郡大饗六軍及百姓，此次大饗，曹操立碑紀念，即“魏武帝大饗碑”。
宋鄭樵《通志·金石略》雲：“魏武帝大饗碑”，“子建文，武帝篆，鍾繇書。亳州。”宋朱長文《墨池編》卷十七亦錄“魏武帝大饗碑”，注曰：“子建撰，武帝篆，鍾繇書。”《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雲：“公西征張魯……盡得(張)魯府庫珍寶。”裴松之注引王沈《魏書》曰：“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公於是大饗，莫不忘其勞。”由此可知，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伐張魯大勝後，曹操在亳州大饗其師，並由曹植撰文、鍾繇書，立大饗碑。
《三國志》卷十三《魏志·鍾繇傳》雲：“太祖徵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可見其時鐘繇隨師。曹植《求自試表》雲：“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曹植之“西望玉門”即是指隨曹操西征張魯之事，當時曹植二十四歲。因此，建安二十年曹操篆額、鍾繇書、曹植撰文，刊立大饗之碑是完全符合實情的。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繼位魏王、丞相，並改年號為延康元年。是年七月，曹丕率軍南征途中，於故鄉譙郡駐軍停留，並大宴軍士及家鄉父老，以誇揚軍威，顯示其文治武功。
《三國志·文帝紀》有述：“甲午，軍於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於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亳州志》載：“考《水經注》雲：(大饗堂)在魏文帝廟前。昔文帝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題曰：‘大饗之碑，今碑既無考，地當與故宅相近。’”曹植《大饗碑》雲：“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末，魏王……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女。”
由上述史料可見，曹丕大饗六軍及夫老百姓，同時免除譙郡百姓賦稅，體現了其重視故土、不忘鄉親父老之情。也是在這次大饗期間，曹丕歌以詠志，寫下了《於譙作》一詩：
“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豐膳漫星陳，旨酒盈玉觴。絃歌奏新曲，遊響拂丹梁。餘音赴迅節，慷慨時激揚。獻酬紛交錯，雅舞何鏘鏘。羅纓從風飛，長劍自低昂。穆穆眾君子，和合同樂康。”足見當時宴會的盛況。字裡行間流露出曹丕意氣風發、慷慨激昂的情緒。
此時曹丕已登王位，正籌謀廢獻帝而自立，同時又率六軍回鄉，自然是春風得意，豪情滿懷。
此次大饗，曹植也在列，曹丕所立“大饗碑”的碑文即由曹植所撰，大書法家鍾繇和梁鵠分別篆額和書寫，世稱“三絕碑”。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十二雲：“大饗之碑在魏文帝廟前，昔文帝延康元年幸譙父老立碑於故宅，題雲大饗之碑。鍾繇篆額，曹子建文，梁鵠書，時人稱為三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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