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之學，在我國源遠流長，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國家藏書，撰成《七略》，奠定了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發展基礎。自此以後，歷朝歷代又相繼出現多種撰著和著名的目錄學家。但隨著西方目錄學的引進，中國傳統目錄學逐漸喪失了自己的地位，而代之以書目情報服務、書目控制論或文獻控制論[1]……。如今人們在探討現代文化環境下的中國古籍整理工作時，不得不再次將理性和思辨的目光轉向中國古典目錄學，因為中國古典目錄學有著悠久的歷史、豐碩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中國古典目錄學研究體系的博大精深和期間湧現出的傑出目錄學家們的驚人成就不得不讓後來者折服，今天它仍然是我們寶貴的思想財富。
1989年，有人將中國目錄學傳統概括為強調學術價值、重視教育作用、注意理論研究、忽略情報職能4個方面，但這更像是在概括古典目錄學的特點，而不是在表述一般意義上的目錄學傳統。對中國目錄學傳統的語焉不詳或詳而不類，使我們認為對它有進行重新探討的必要[2]。
一、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產生與發展
目錄學的歷史相當悠久，漢魏六朝時期關於目錄的編撰和目錄的研究就形成了一門學問，當時稱之為“流略”之學。唐宋時期，隨著書目工作實踐的發展，開始了比較系統的目錄學理論研究，《隋書.經籍志序》、《古今書錄序》和《通志校讎略》是這一時期重要的目錄學理論著作，反映了唐宋目錄學的理論水平。“目錄之學”一詞在北宋文獻中的出現，說明這門學科已為當時的學者們所重視，並在學術界有了一定的影響。清代是我國目錄學發展的強盛時期，書目類型日益增多，體例更加完善，目錄學作為讀書的門徑和治學的工具受到整個學術界的重視，形成了以考辨真偽、是正文字為主要內容的校讎目錄學派；以鑑別舊刊、別擇真膺為主的版本目錄學派和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宗旨，重在探討書目義例的目錄學派[3]。
1、中國古典目錄學的起源。我國古代把目錄學、版本學和校讎學（校勘學）三者融為一體的學問開創於西漢末年的劉向、劉歆父子。劉氏父子整理群書，廣泛蒐集各種本子，把同一種書的不同的本子進行校讎，繕寫出比較完備的本子，同時撰寫敘錄（相當於提要），然後編纂出群書的分類目錄，以揭示學術源流，並供查考之用。劉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目錄學最基礎的研究工作。後人或以廣義的“校讎學”來概括劉氏父子所開創的學問，也就是說，把目錄、版本、校讎三者統統塞進“校讎學”的大口袋中。於是，校讎學幾乎成了古典目錄學的代名詞。目錄在我國各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上曾經出現過各種不同的稱謂。如“錄”，劉向的《別錄》；“略”，劉歆的《七略》；“藝文志”，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經籍志”，魏徵等編的《隋書.經籍志》；“志”，王儉的《七志》；“簿”，荀勖的《晉中經簿》；“書目”，李充的《晉元帝四部書目》；“書錄”，如《古今書錄》；“解題”，如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考”，《文獻通考.經籍考》；“記”，錢曾的《讀書敏求記》；“提要”，紀曉嵐等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等，關於目錄的名稱幾乎是五花八門，各不相同，但其實質都是指目錄。
2、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萌芽時期。中國古代目錄學的發展，起源於圖書的產生。因而我們認為，這一時期是從遠古到秦朝的這一段時期，以劉向劉歆編撰《別錄》和《七略》為界。很顯然，古典目錄學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產物。發展時期——西漢至宋朝時期。目錄學正式產生於漢代。這時儒家文獻的經典地位已經確立，學術與政治的緊密聯繫，加上文獻由官守至民間再由官方收集的演進，使文獻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由此而正式編纂了我國第一部綜合性目錄——《別錄》和分類目錄——《七略》。《別錄》、《七略》以及據此刪簡而成的《漢書·藝文志》等目錄不僅僅是在整理文獻，而且也是在由整理文獻而整理學術。這一主題形成了古典目錄學的努力方向，而古典目錄學也就隨著這些目錄範式的出現而產生。鼎盛時期——元明清時期。宋朝以來目錄之學才第一次出現，到了清朝，隨著當時學術的興盛，又經一批著名學者如金榜、王鳴盛、姚振宗、朱一新等人的大力倡導，使目錄學一度成了“顯學”。儘管中國古典時期的目錄學著作甚豐，但能夠稱得上目錄學理論研究著作的還只有宋朝鄭樵的《通志校讎略》和清章學誠的《校讎通義》。章學誠提出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思想成為總結我國古代目錄學優良傳統的精華，後世學者們有關目錄學的著述，均受到他提出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思想的深刻影響。因此，後人稱中國古典目錄學經宋代史學家鄭樵和清代史學家章學誠等人的發展和完善，形成了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核心的中國古典目錄學理論體系，使古典目錄學研究呈現繁榮局面。
失去“顯學”地位的退守時期。近、現代社會，隨著中國文化的變遷，新的圖書文獻快速增長，傳統的古籍文獻已由泱泱大國淪為了滄海一粟，以古典文獻為依託、注重文獻整理的古典目錄學不得不因固守一角的古籍而退守，由於文獻環境的改變，古典目錄學失去了那種“顯學”的風光。從自身因素看，則是其反映的思想意識的落後，特別是目錄學研究的重藏輕用、重分類輕編目，重揭示館藏，輕圖書利用的結果，最關鍵的是古典目錄學在面臨新的發展機遇時缺乏創新精神，使其最終在西方目錄學思想和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及洋為中用思想的衝擊下，退居守勢。但分別承載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兩部分書籍的差異如此巨大，因此在對中國古籍文獻分類編目具有指導意義的學說領域裡，西方目錄學要完全代替中國古典目錄學是不可能的，至今古典目錄學仍以頑強的生命力固守在這一領域裡並佔據著重要位置。在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理應與現代文化整合，納入中國文化新的整體架構之中，隨之產生新的中國目錄學體系，但這需要長時間的磨合。
二、中國古典目錄學的主要貢獻
1、大量目錄學著作的出版，為近現代的目錄學研究提供了紮實的基礎。西漢哀帝時期，劉歆繼承其父劉向遺志，利用天祿閣的政府藏書編成了我國第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該書依書的內容性質，將書分為六略三十八種，著錄603家，共13219卷。《七略》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具有開創之功，它在校勘整理文化古籍的基礎上創立了撰寫敘錄、總序、大序、小序等方法。它著錄了數以萬卷計的圖書，實際上是一部古代文化史。此書雖然早已亡佚，但其基本內容卻在《漢書·藝文志》中被保存下來。
《漢書·藝文志》是東漢明帝時期由班固修撰。此書保留了《七略》中六略三十八種的分類體系，刪除輯略，把輯略中總序列於六略之前，大、小序列於六略及三十八種之後。各類著錄的書籍基本上保留《七略》原貌，增加了《七略》完成後的劉向、楊雄、杜林三家在西漢末年所寫成的著作。凡著錄上的刪移、補充，分類上的合併、改移、班固均在自注中的註明“出”、“省”、“入”若干家、若干篇，以示更改之處。《漢書·藝文志》開創了根據官修目錄編制正史藝術志的先例。此後大部分官修正史中均有藝文志或經籍志。
魏晉南北朝有許多重要的目錄學家和目錄學著作。《晉中書籍》是古代圖書分類體系的一次變革，較好地反映了從漢至晉三百餘年的學術發展狀況，開創了四部分類法的道路。
《隋書·經籍志》是我國現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錄，唐朝魏徵等撰。它繼承四部分類體系，並在歷史上第一次以經、史、子、集類目名稱，概括各部所包括的書的內容性質。對後來公、私家目錄學的修撰產生直接影響。唐代編撰的目錄學重要著作還有《群書四部錄》和《古今書錄》。
宋元時期有許多重要的目錄著作。擇其要者有《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通志·校讎略》、《文獻通考·經籍考》等。
明清時代私家藏書目錄很多，並出現了許多專科目錄、版本目錄等。明代較著名的私家目錄有高儒的《百川書志》20卷，晁瑮的《晁氏寶文堂書目》三卷，周弘祖的《古今書刻》二卷，明清之際錢謙益的《絳雲樓書目》等。錢曾的《讀書敏求記》是我國第一部研究版本目錄的專書。書中提出從版式、行款、字體、刀刻和紙墨的顏色定雕印的年代，從祖本、子本、原版、修版來定版本的價值，很有見地。在中國古代目錄學著作中，最值一提的是清代中葉由清廷主持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該書收入《四庫全書》的古籍3461種，79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庫全書》的存目6793種、93550卷。基本上包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國古代的著作。全書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編排，每部有大序，統分44類，類有小序，其中一些較複雜的類又分子目，即第三位類，共有子目67個。凡類目、子目中著錄的圖書在需要說明源流以及歸入這一類的理由的地方，則另加按語，“以明變通之由”。
2、創造了七分法和四分法等圖書分類體系，為後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我國古代目錄學的分類法主要是七略和四部兩大體系。“七略”是漢代劉歆所創而見於《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輯略是提要彙集，實際為六大類。六藝略包括後世四分法裡的經部、史部；諸子略即子部，兵書略和術數略可歸為子部；詩賦略即後來的集部。方技略則主要包括醫方醫技，後世亦劃歸子部。
四部分類法是由西晉荀勖《晉中經簿》所創，它以甲、乙、丙、丁四部分別代表經、子、史、集，到東晉李充撰《晉元帝四部總目》易乙部為史部，易丙部為子部，四部按經、史、子、集排列。從此，這種分類法便成為官修書目的唯一分類方法。經部主要是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穀梁傳、公羊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等十三經以及解經的書和小學（文字、音韻、訓詁）；史部主要是紀傳體正史及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史書、野史，它如地理、目錄、考古、詔令、奏儀等也列入史部；子部指古今諸子，包括《漢書·藝文志》的“十家”以及佛、道、兵書、數書、方技、陰陽、五行等；集部包括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論等。
除上述兩種主要分類法之外，還有九分法、十二部分類法等，但都是大同小異，影響很小。上述分類法對我國後來編制新的圖書分類法提供了有益的借鑑，為完善後續圖書分類體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三、中國古典目錄學研究的啟示
1、中國古典目錄學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現在目錄學研究的核心和重點。儘管中國古典目錄學存在著重藏輕用、重分類而輕編目，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而輕檢索利用，但是指導中國古典目錄學的核心思想的理論基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正是在揭示圖書的基礎上引導治學、促進學術研究的開展，這一目的無疑是與我們現今研究的目錄學思想是不謀而合的，因為文獻內容的揭示是為了更好地利用文獻，其根本目的就是為學術科研服務。
2、目錄工作實踐仍然是當代目錄學發展的基礎。我國的古典目錄學是伴隨著《別錄》、《七略》、《漢書·藝文志》等幾部著名的群書目錄的撰著而興起的，它有極豐富的目錄工作實踐，這也是我國古典目錄學之所以能夠發展並且取得豐碩成果的重要源泉。當代的目錄學自然也繼承了劉向、劉歆、章學誠等我國古典目錄學家的優秀傳統和卓越的目錄學研究成果而得以發展。在當前網絡環境和數字化資源異軍突起，網絡信息資源編目和元數據研究正成為熱點的情況下，當代的目錄學研究必須始終以目錄工作實踐為基礎，以其服務的領域和學科為對象，把目錄學理論研究和目錄工作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
3、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中國古典目錄學之所以繁榮的重要文化環境。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不僅僅是創立了四分法、七分法等一系列開目錄學研究先河的分類思想，更重要的是對這些分類體系和分類方法的探究並不是某些人的專利，更不是權威人物所能說了算的，任何對目錄之學有所研究的學者都在目錄學研究領域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目錄學著作和目錄學家如群星燦爛，絢麗多姿，這也是目錄之學寬容地提供了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的學術氛圍的結果，不迷信權威的大膽創新精神使得目錄學的發展呈現出繁榮的景象。
4、必須加強同其他學科的橫向聯繫與合作。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文獻激增和不同類型和表現形式的文獻數量增加是其根本原因，目錄學實踐力度加大是其動力，而歷史學、文獻學、版本學等在目錄學實踐中的貢獻更是人所共知，一些著名的目錄學家也都是著名的史學家。中國古典目錄學的發展，離不開其它學科的學術成果和理論研究的支持，更離不開其它學科著名學者的參與。可見，學科的發展需要利用其它學科的互動和藉助不同學科間的聯繫使得這個學科的發展有一個良好的氛圍，現代的學科群建設正是吸取了學科互動和緊密聯繫、互相促進的精髓。現代目錄學和情報學、圖書分類、文獻學、情報檢索學等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們也不可能完全割裂彼此的聯繫。因此，把當代目錄學置身於整個知識分類體系中，加強同其他學科的聯繫與合作，是當代目錄學研究和目錄學工作者都不容忽視的重要環節。
註釋：
[1]雷樹德：《文獻、地方文獻、地方文獻學論考》，《津圖學刊》，1997年第3期。
[2]王心裁：《試論中國目錄學傳統》，《大學圖書館學報》，2000年第3期。
[3]武漢大學北京大學目錄學概論編寫組：《目錄學概論》，中華書局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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