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鈞，出生於1905年，河南光山人。文中身份為武漢翻砂廠工人糾察隊小組長。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90年逝世。）
那是一個漆黑而又寒冷的夜晚，我由廠裡一位老師傅帶領，在大悟縣一間瓦屋裡見到了董老。當時，董必武同志40歲剛出頭，他腳穿淺口布鞋，身穿灰色長衫，套了一件黑布馬褂，頭戴一頂瓜皮小帽，脖子上圍著一條顏色很深的圍巾，最突出的是他嘴上那兩撇鬍子修剪得整整齊齊，看上去活像個教書先生。他面色憔悴，但一雙眼睛卻明亮有神，給人的感覺是可敬可親，在他面前，我一點也不拘束。進屋時，我先喊了一聲董先生，然後又行了個90度的鞠躬禮。他讓我坐下以後，便開門見山地說：“你叫錢永兵（我當時的名字）？”他接著說，“你才這麼點年紀，就會那麼多手藝，作畫、燒炭、倒鍋、當漆匠，還會打拳，為什麼混不上一頓飽飯吃啊？”我真沒想到他對我這樣熟悉，更沒想到初次見面，他就提到我的吃飯問題，我一時不知從哪兒談起。董先生不等我答話，又說：“你家三代人都是地主嶽六平家的長工，可是就在大年三十那天，他把你們全家人都趕了出來，過不上年，吃不上飯，這是為什麼？”
“沒有地種。”
“你不能把他家的土地拿過來嗎？”
“他是光山縣最大的地主，勢力大，拿不動。”
“嶽六平罪大惡極，傷人害命，你還不把他鎮壓了，鎮壓了他，不就拿過來了嗎？”
“滅了他還行，滅了以後怎麼辦？”
“革命唄，怎麼辦。”
說實在的，當時，對“革命”兩個字，我還不太懂，更說不清楚，但是我知道，“革命”就是要把地主階級打倒，窮人要翻身，所以，我對董先生提出的問題，回答得很堅決：“中！”
接著，董必武同志又用火柴棒在桌面上擺出了一個“人”字，並意味深長地說：“你看到天上飛的大雁嗎？它們飛起來總是一個‘人’字形的，在‘人’字的頭上，有一隻領頭的大雁，指揮著整個雁群的行動，我們幹革命，同大雁的飛行一樣，也得有個領頭的來指揮，這個‘頭’就是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在哪兒？”我早就聽說有共產黨，而且我也知道共產黨是專門為窮人辦事的，就是不知道到哪兒去找共產黨，所以，他的話正說到我心裡。
“你找黨找不著，黨找你可以找到。”他看了我一眼，又神秘地說，“我只對你講，我是黨員，毛委員是黨員，其他的你別問，你問，我也不能告訴你。”
董先生的話使我恍然大悟，為什麼廠裡有些人的行動那樣保密，原來共產黨是秘密的。我本來想向他提出來“黨什麼時候來找我”，但我不知道黨要找的是不是我這樣的人，因此，也沒有說別的話，向董先生鞠了個躬就出來了。他走出門把我送了好遠才回去。
在回來的路上，我心裡像是點亮了一盞燈，渾身是勁，原來董先生就是共產黨員，他懂的事情那麼多，我有了這樣的老師，今後革命就不用愁了。
隨著革命鬥爭形勢的發展，黨的威望越來越高。當時，“拜列寧”，在光山縣殷區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已成為最高的榮譽。因為入黨，要在列寧像前宣誓，所以，大家都知道，拜了列寧就是黨員了，那時，我們管這叫“拜列寧”。我當時天天想著“拜列寧”，就是沒人來找我。
1926年，春節剛過，董必武同志又來到了我的家鄉，因我同他見面的次數多了，人也熟了，他什麼事情都叫我去做，送信，找人，下通知，有時連他吃的點心也是我去買。不管公事私事，我都盡心盡力地為他辦好。因為他日夜不停地忙，太辛苦了。有一天晚飯後，他要轉移到另一個村去，我護送他，當我們從大路拐進小路時，他拉我在田埂上坐了下來，說休息一會兒再走。董先生坐下以後，順手撿起一根樹枝，用另一隻手把地上的土抹平，在上面畫了一個圈，圈的當中畫了一些人，然後，他拍拍手上的土，用那根樹枝指著一圈人問我：“你說，這一圈人打中間這一個人，打得過嗎？”我說：“打得過。”他又指著圈當中那一個人問我：“這一個人打周圍這一圈人，打得過嗎？”我說：“打不過。”接著，他又分別拿一根樹枝和一把樹枝要我把它折斷。一把樹枝當然是折不斷的。他笑了，問我這是什麼意思，我說：“要團結，團結起來力量大。”他聽了，很高興，說：“對，革命就要團結。”我笑了，我感到董先生真會開導人，說得我心裡亮堂堂的……兩個人說著說著，不覺天已黑下來，我擔心他的安全，催他快點趕路，他點點頭，說：“好，走吧。”
過了幾天，我們廠裡工人糾察隊出了事，情況很緊急，我必須馬上找董必武同志請示，還是那位老師傅告訴了我董先生的住址。見了董先生以後，不等他開口，我便一口氣說完了發生的事情和我自己的想法：“陳獨秀下令，要工人糾察隊把所有的武器全都交出去，我是糾察隊的小組長，發了一支匣子槍，現在硬逼著我把這支槍交出去，槍是窮人的命根子，怎麼能交呢？要命有一條，交槍我不幹。”董先生聽完了我的想法以後，指示說：“你的想法很好，不交槍是對的，但是你不能再在廠裡幹下去了，必須在五天之內，離開那個地方。”我答應了。他擔心地問我：“你用什麼辦法把槍拿出來？”這事我早有準備，我把我帶槍的辦法報告了董先生，他表示同意，並一再叮囑我要提高警惕。
這天夜裡，廠裡的人走的走了，睡的睡了，我拿出事先買來的木柄剃頭刀和十多斤糙紙。十多斤糙紙有一尺半多厚，我先把它分成幾疊，按照匣子槍的輪廓，用剃頭刀在紙上刻出了像槍那樣厚的一個深槽，把槍放進去，再把紙摞好，四周弄得整整齊齊，用繩子捆好，一點也看不出這紙是動過的。二十發子彈也是用這個辦法藏到紙裡去的。為了掩人耳目，我借了一件長衫、一頂禮帽，穿戴起來。過門崗的時候，我提著糙紙，大搖大擺地走了出來，什麼事情也沒發生。第二天，我把帶槍離廠的事報告了董老，他很滿意，就在這一天，他規定了一個日期，叫我按時到湖北省的河口村去找他。
1926年4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河口村很隱蔽的一間草屋裡找到了董必武同志，他很鄭重地對我說：“共產黨的事業，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可能是我們這一輩子都完不成的事業，你有信心嗎？”我堅定地點了下頭，我認為這比我說話更能表達我的決心。他又說：“當黨員，幹共產黨的事，很艱苦，要流血，還可能犧牲生命，你怕不怕？”我用力地搖了搖頭。董先生見我態度很堅決，便站起來，在小屋裡踱著步。這時，不知為什麼，我心裡有些緊張，過了一會兒，他把夾在書裡的一張半身列寧像拿出來貼在牆上，把黨旗掛在列寧像的上面，黨旗上有鐮刀、斧頭和犁，看到這莊重的場面，我心裡“撲騰撲騰”直跳，我知道這不是一般的時刻，也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我一生中的轉折點，是關係到我今後做什麼人、走什麼路的大事情。
董必武同志首先給我講解了黨章的內容，並反覆向我說明了黨員的義務和權利，然後，他站在列寧像和黨旗的左邊，要我成“立正”姿勢面向列寧像和黨旗站好。董必武同志舉起了右手，我也舉起了右手，這時，我似乎感到在這小屋裡站著的不止是我和他兩個人，還有很多很多人也舉起了右手，站在董必武同志的周圍，和我一起跟著董必武同志宣誓：“犧牲個人，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
董必武同志放下右手，來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說：“祝賀你，錢永兵同志，從現在起，你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了，今後不管幹什麼事，遇到什麼情況，都要以一個黨員的標準來要求自己。”在這一瞬間，無數的往事，都湧上了我的心頭，我流著眼淚，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激動得什麼也說不出來。是董必武同志把我這個放牛娃領上了革命的路，是董老領我宣誓入了黨，這是我終生難忘的記憶。
（摘自2020年6月29日《解放軍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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