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淪》是浪漫主義作家郁達夫典型的感傷傾向的代表作。這部短篇小說講述了一位赴日留學的男青年，因為愛情的不可得，又不堪忍受異國異族的欺侮，在狎妓的後悔與自責中最終投海自殺的故事。
在《沉淪》中，躍然於讀者面前的主人公是一個荏弱、孤冷、困惑的青年“零餘者”的形象。這樣的“零餘者”也是郁達夫小說中具有代表性的形象理念。
何謂“零餘者”？
正如郁達夫所言：“生則於世無補，死亦與人無損”。零餘者就像是縹縹緲緲於世間的虛無者，對於世界是多餘的，對於生命是無所謂意義的。
小說的主人公“他”是一位在日本留學的多愁善感的青年，他性格孤僻沉溺於自然之境。“他”很希望與外界溝通又懷疑他人對自己帶有偏見和歧視。於是他營造了自己高處不勝寒的人設，與他人隔離開來。
同時，他也有有著青年人對於愛和性的追求與苦悶。他為自己“被窩裡的罪惡”而自責，卻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慾望，偷看房東的女兒洗澡，最終匆匆逃離。在慾望的支配下，他到妓船上狎妓又因為自己的身份而哀怨。最終，無以解脫，投海自戕。
“他”始終處於一個逃離與矛盾的狀態。在生活上，他步步逃離人群、逃離親人、逃離社會，卻又在精神上一次次踏上“沉淪”之路。 在這主人公“他”的沉淪之路上，夾雜著的是時代下“零餘者”的自我、慾望和家國情懷。
自我：零餘之孤獨
郁達夫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具有相似的特質:神經纖細而敏感，內心泛著苦楚卻無以宣洩。在《沉淪》的開篇，就介紹了到日本留學主人公的“孤冷得可憐”。
在日留學時， “他”有意識地避開周圍的同學，保持著一種顧影自憐的孤獨狀態，卻因為個人的慾望挫敗而“傷心到極點”而產生了極端的復仇心態。
零餘者的孤獨亦轉換到對同胞、對祖國的怨念上。在與女同學擦肩而過之後，“他”憤怒道：“我何苦要到日本來，我何苦要求學問。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們日本人輕侮的。中國呀中國！你怎麼不富強起來？”，看似無關的獨白，更加突出了他孤苦而怯懦的零餘者的形象。
“他”嚮往“純樸鄉間”，捧著詩集在鄉間行走，吟誦詩歌，為鄉間的無名的煙火或是風動而流下兩行清淚。當他真正置身於自然風景中時，卻“害怕起來，幾乎要哭出來了”，風景於“他”而言，是逃避世人當作避世的寄託。
在被“他”譽為朋友、慈母、情人般的大自然裡，他更多的是因逃避世事而沉浸於自我。
在一種孤獨的自我體驗中， “他”營造出的孤獨的狀態，拒人於千里之外，卻又渴望他人的關懷，這樣矛盾的心理是“他”走向沉淪的第一步。 慾望：性之苦悶
“他”在慾望的邊緣痛苦掙扎，渴望擁有美好的情感，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慾望。當“他”從東京逃離到偏僻的N市，成為名副其實的孤獨之人，卻又因無力承受個人慾望的自然要求而陷入苦悶與自我折磨，而主人公正是在這樣畸形慾望的遞進與自我譴責的矛盾中，步步沉淪。
“他”為情慾衝動而懺悔自責，卻又主動縱慾。厭惡於自我每日“被窩裡的罪惡”，卻耽於此。他為此每日洗澡，食用生雞子和牛乳，卻也越發慚愧，認為這是犯罪的證據。
他傾愛慕旅館主人的女兒，雖然想與她講幾句話，卻總開不了口表達心意。在慾望的驅使下，他偷窺了旅館主人女兒沐浴。被發現後匆匆逃離了旅館，甚至以為所有人都發現他這樣不堪的行為。
郁達夫認為“愛慾與死，是人生兩大根本問題，而文學的使命就是表現這兩大根本問題。”小說的中段，以性為核心的慾望描寫大膽而直白。無論是“他”手淫、窺浴、狎妓還是因自然慾望而產生的心理和言行都直白地暴露在讀者眼前。
主人公是一個二十一歲的男青年，來到文化相對開放的日本，在這樣的氛圍中，常被撩撥起性的衝動。在慾望面前，他總是不能擺脫精神上的折磨，自我譴責和良心的審判。
這樣矛盾的“性之苦悶”根源於他的接受教育之間的矛盾。一方面，他是東渡留學的新青年，追求自由和個性的解放；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國內傳統禮教文化的薰陶與束縛。
違背“他自小服膺的‘身體髮膚不敢毀傷’的聖訓”使他感到內疚。“他的自責同恐懼心，竟一日也不使他安閒”。在慾望與道德桎梏的兩重摺磨之下，“他”一次次陷入苦悶與自責的惡性循環中。
國家：生之苦悶
主人公陷入靈與肉的衝突不能自拔，偷窺房東女兒洗澡、聽到他人幽會……他從手淫到狎妓，在畸形的慾望遞進的“性之苦悶”下一步步走向“沉淪”，最終通過沉海自殺的尋死換求解脫。
而“他”在層層遞進的“性之苦悶”中更深切感受到是弱國子民屈辱的“生之苦悶”。他將個人的壓抑與祖國的災難聯繫起來。
這樣極端的情緒在狎妓後在付錢時遭到鄙夷，問及國籍時因祖國積貧積弱而羞於啟齒而達到頂峰。“原來日本人輕視中國人，同我們輕視豬狗一樣。‘中國啊中國，你怎麼不強大起來啊”
性之苦悶，理想幻滅、極度自卑、生之苦悶與報國無門的諸多情懷交織於一處。文章的最後，主人公高喊著讓祖國“富起來”“強起來”而赴死。讓文章的結尾因為愛國話語的加入，基調由抑鬱感傷轉為悲壯。
回看主人公形象，他感傷憂鬱又疾世憤俗，清高孤冷又自卑渺小，想要解放和自由，不甘沉淪卻又無力自拔。在無盡的沉淪中又殘存不滅的希望，這微小的救贖與抗爭，讓主人公的形象變得浪漫而悲壯。
步步沉淪之路上，直接致使“他”沉淪的是狎妓之後油然而生的罪惡感與恐懼，而造就他敏感而自卑的性格的根源則在於關乎家國的“生之苦悶”。一方面作為留學日本的先進青年，追求思想自由與個性解放，然而他卻與社會格格不入，無力改變現實。另一方面，祖國的積貧積弱也是造就他“零餘”的原因。
對於動盪的病態社會與時代而言，這樣的病態的苦悶何嘗又不是真正的清醒呢？與之相似的是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面對病態的舊社會，魯迅先生以言辭激烈地斥責吃人血饅頭的社會，《沉淪》卻用壓抑沉悶控訴舊社會傳統禮教。
狂人與“他”都是病態社會下的清醒者，不同的是狂人最終選擇迴歸正常，而“他”選擇以死亡。作為時代的“零餘者”，面對社會與國家的無能為力，他的自戕是對此的抗爭與不妥協。
《沉淪》一文，亦能夠看到時代的部分精神面貌和根植於作者自身的思想情感與人生際遇。對舊社會的反抗在沉鬱的自我暴露與心理剖析中得以彰顯，在頹廢的自我困境中隱藏的是濃厚的愛國主義情懷。
作為一本自敘傳小說，《沉淪》中主人公的經歷同郁達夫青年留學日本的人生經歷與成為“互文”，而行文上，以大量自我剖白的寫作手法描繪一個年輕知識分子在動盪社會下的苦悶心境，也向讀者展示出一個滿目瘡痍的精神世界。
與其說《沉淪》是以苦難與愛國書寫為濫觴，不如稱之為以自敘與矛盾譜寫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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