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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在我們身邊可以看到，退休老人們整天旅遊、跳舞，生活豐富多彩、愛好多種多樣，甚至引來很多年輕人的羨慕，這其實是一個心理學的問題：會不會變老其實也沒有那麼不幸呢？或者說，壽命與幸福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由Smaranda Ioana Lawrie, Kimin Eom, Daniela Moza和Alin Gavreliuc等五位研究者合作完成的論文《年齡與幸福感關聯中的文化變異：不確定性厭惡的作用》（Cultural variability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ge and well-being: The role of uncertainty avoidance）通過融入文化視角，探究了年齡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研究發現：不確定性厭惡在年齡與幸福感之間關係中起調節作用：例如，中國不確定性厭惡較高，隨著年紀的增長幸福感會嚴重下降，但美國不確定性厭惡較低，年齡對幸福感影響不大。該論文於2019年12月發表於《心理科學》（Psychological Science）雜誌上。
作者：蒙格斯智庫 邵帥
研究內容
文中採用霍夫斯泰德文化維度理論（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來衡量各國的文化差異。這是荷蘭心理學家吉爾特·霍夫斯泰德提出的用來衡量不同國家文化差異的一個框架。他認為文化是在一個環境下人們共同擁有的心理程序，能將一群人與其他人區分開來。通過研究，他將不同文化間的差異歸納為六個基本的文化價值觀維度，包括：
(一)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指某一社會中地位低的人對於權力在社會或組織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
(二)不確定性的厭惡(Uncertainty Avoidance)指一個社會受到不確定的事件和非常規的環境威脅時是否通過正式的渠道來避免和控制不確定性。
(三)個人主義/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四)男性化與女性化(Masculinity versus Femininity)
(五)長期取向與短期取向(Long-term versus Short-term)
(六)自身放縱與約束(Indulgence versus Restraint)
數據來自於世界價值觀調查協會的世界價值觀調查，包含60個國家2010年至2014年的90350個樣本，在進行整理與刪除之後，得到了43個國家的64228個最終樣本。
研究方法
首先，研究人員通過調查問卷來評價被調查者的幸福感以及六個文化層面（包括不確定性厭惡）的霍夫斯泰德指數指數，同時還將一些個人和國家層面的因素作為協變量（見下表）納入對不確定性厭惡假設作用的穩健檢驗。
然後通過分析發現不確定性厭惡與人均GDP顯著相關，表明不確定性厭惡在經濟欠發達國家更為明顯。不確定性厭惡與其他國家層面的變量之間沒有顯著相關性。接下來，將年齡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相關性在不同國家之間進行了比較，並且發現了相當大的差異。隨著各國不確定性厭惡得分的增加，年齡與幸福感之間出現更強的負相關（見下圖）。隨著不確定性厭惡的增加，年齡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消極。
同時，測試了不確定性厭惡在霍夫斯泰德其他文化維度（個人主義、權力距離、男性氣質、長期取向和放縱）的獨立效果後發現，不確定性厭惡是年齡與主觀幸福感之間相關性的唯一顯著預測因子。在個人層面（即感知的相對收入、教育和性別）和國家層面（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政治穩定、老年人撫養比、兇殺率和出生時預期壽命）的所有控制變量都被包括在內之後，結果仍然與其一致。
下圖展示了年齡和不確定性厭惡之間的跨層次交互作用。年齡與主觀幸福感之間在不確定性厭惡程度較低的國家內沒有顯著相關性。相反，在不確定性厭惡程度較高的國家，年齡與主觀幸福感呈負相關。
結論
不確定性厭惡在年齡與主觀幸福感之間關係中起調節作用：在不確定性厭惡程度較高的國家中，年齡與幸福感之間的負關聯更多。同時還發現了控制感（即個體對自身能力等內部因素在面對壓力或不良境況時能起到的作用的評估和判斷）在年齡與主觀幸福感之間關係中起中介作用，美國是具有較低不確定性厭惡文化的國家，美國老年人面對壓力較多地使用高控制應對方式，因此與具有高不確定性厭惡的羅馬尼亞相比，他們積極應對壓力狀況的傾向可能會阻止主觀幸福感的下降軌跡。
在我國，老齡化已經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我們可能現在正值壯年，根本沒有想過幾十年後的生活是否會幸福，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本文正是從科學的角度提醒我們，在中國這樣一個不確定性厭惡較高的國家，隨著年紀的增長。幸福感會嚴重下降。雖然這是大勢所趨，但我們作為個體還是可以未雨綢繆，通過提升自己、增強控制感，來降低年齡與幸福感之間的負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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