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家，當代著名小說家、編劇。作品有長篇小說《解密》《暗算》《風聲》《風語》《刀尖》，電視劇《解密》《暗算》《風語》《刀尖上行走》（編劇），電影《風聲》《聽風者》等。小說《暗算》獲第七屆茅盾文學獎。2019年，出版長篇小說《人生海海》 。
文學的傳承與創新
文丨麥家
弗蘭茨·卡夫卡生前默默無名，不是因為他死得早，而是讀者覺醒得遲：現代社會對人的異化。阿爾蒂爾·蘭波，14歲寫詩，16歲寫出《奧菲莉亞》，名揚天下，因為他“殺死上帝”的號角吹得恰逢其時，發令槍一樣的，一呼百應。艾略特說，經典作品只可能出現在文明成熟的時代（文明成熟的讀者）。博爾赫斯說，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讀者的某種合作乃至於合謀。我想，這都是在講一個道理：讀者是大地，作家或者作品是根植於大地的作物；什麼地長什麼作物，鹽鹼地是什麼也長不出的。
這一點，我寫《解密》時深有體會，是火烤三遍，油煎五回，又燜在高壓鍋裡煮個爛，這種殘酷的體會。《解密》、《暗算》《風聲》是“三部曲”，雖然年代、人物、故事各不相干，但構思是整體的，指向是一致的，血性是相通的：一個秘密部門701的前世後生，一群天賦異稟的人在暗黑的“地下”以命相搏，前仆後繼。他們是“同一個”，又是“另一個”。他們迷人的才華可以煉成金，傳奇的經歷充滿夢的紛繁無序，要把我撐破，又把我照亮。然而，《解密》作為開路先鋒，我在開發它時讀者並不樂意接受。換言之，這是一塊荒地、生地，種下去的作物容易死掉。
過去那麼多年，我仍清楚記得動筆寫《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當時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是馬上面臨畢業離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學都開始為即將離校奔走忙碌，我卻像發神經似的坐下來，準備寫個“大東西”。也許正是這種不合時宜的魯莽舉動，暗示我將為它付出成倍的時間和心力。但我怎麼也想不到，最終要用“十餘年”來計——準確說，是11年。20萬字，11年，你到底在幹什麼？我在接受一次次退稿，共計17次，很誇張吧。
《解密》2002年第6期
可以這麼說，編輯作為讀者的代表，並不打算和我合作去挑戰一種新小說：這小說題材有點敏感（特別單位、秘密部門），主人公是個無名英雄（天才破譯家）。題材敏感，搞不好要闖禍，英雄嘛，嘿，現在誰要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社會上的某些人中間曾經流行“反崇高、反英雄、反本土”，似乎月亮是西方的圓，人民幣才是英雄，慾望乃是天道。文學創作中出現了寫黑暗，寫醜惡，寫身體，寫雞零狗碎，雞鳴狗盜，追趕“慾望號街車”的東西，出現了“打倒英雄，消解崇高，消費慾望”的傾向。我背道而馳，哪壺不開提哪壺，豈不自撞南牆？唐人喜詩，宋人好詞，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讀者、讀物。
讀物與其說是作家寫出來的，不如說是讀者要出來的。讀者不要的東西，作家寫了也只能鎖在抽屜裡。《解密》一鎖就是11年，吃盡白眼，歷盡滄桑。這是我不識相，一意孤行，跟時代唱反調，挑戰“紅線”。這“紅線”既涉及保密審查，也關乎讀者審美（審醜）的趣味，前後夾攻，死路一條。
問題是我為什麼非要寫這類小說？坦率地說，決非我魯莽。我是深思熟慮過的，我有清晰的“戰略思路”。首先，我想寫一種新小說，以前沒人寫過的。中國文學在經歷上世紀80年代外國文學的狂轟濫炸下，表現形式（怎麼寫）已經十分多樣化，各種主義和流派都流進來，遍地開花。但在題材和內容上（寫什麼）依舊是老一套：農村、市井、個人、家族，幾乎一直仰仗的是日常生活、土地情結、歷史情懷。瓊瑤的言情、金庸的武俠，對不起，它們是通俗小說，咱們瞧不起。可人家有廣大的讀者，這是十分讓我羨慕的。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可以嘗試寫一種新小說，用通俗小說的材料，寫一種所謂的嚴肅小說？
然後，我研究發現，自古及今，中國有兩類小說最具讀者緣：一是才子佳人，纏綿悱惻；二是英雄好漢，旱地拔蔥。我打小在農村長大，17歲考入軍校，學無線電，身邊盡是一撥理工男；1991年，我連女人的手都沒摸過，才子佳人，隔著我十萬八千里，想來是白茫茫一片，也是黑乎乎一團，總之是摸不到邊，想都不敢想。於是只剩一條路，沒選擇。為什麼後來我寫了一系列天才，跟這個有關：男歡女愛面前我是廢柴一塊，只有去尋英雄好漢與讀者結緣（合作，乃至合謀）。我是堅信英雄之於文學的魅力的，天才是智力英雄，英雄的鄰居。
那麼，讀者當時為什麼反英雄？我認為這是以前我們塑造了大量假大空的“英雄”造的孽。或者說，讀者反的不是英雄，而是假大空。所以，真實是我當時創作牢固的出發點、支點。《解密》《暗算》《風聲》“三部曲”，說到底是一個主題：解密，揭秘，尋求真相。真的問題不解決，善也是偽善，美不過是面紗而已，不服人的。為了反假大空，我甚至特意選擇有缺陷的英雄，阿炳有生理缺陷（瞎子，弱智），容金珍有心理缺陷（孤兒，孤僻），黃依依有生活作風問題。我讓他們天賦異稟，也給他們找碴兒尋短。他們一方面是天才，英雄，一方面是天妒英才，英雄氣短。我不要浪漫主義，給英雄搞造神運動，刀槍不入，油鹽不進。我要真實，要現實，要英雄落在地上，長在崖上（不是懸在空中），有人性，有困苦，犯常人的錯，流凡人的淚，落難，認罰，決不完美收場。
《天知道》（《暗算》之一）2003年第4期
話說回來，怎麼寫可以設計，寫什麼是設計不來的。寫什麼，作家只能做選擇題，在經歷和感情範圍內選擇。我在農村長大，在軍營生活，只能在這兩地選擇。當時農村已被各路作家佔山為王，插遍紅旗，我自知攻不下，只好在軍營裡動腦筋。今天最聰明的人都在商界，互聯網、證券、金融，英才輩出。退回半個世紀前，最聰明的人都在軍營，東西對峙、冷戰、軍備競賽，把一堆精英人物都攏入鐵絲網，鑽研這個、破壞那個，風聲鶴唳、暗戰迭起。密碼是暗戰的深巷裡弄，於無聲處藏驚雷。要感謝生活、軍營、冷戰、密碼……簡而言之，我就這樣一步步接近《解密》。只是，人算不如天算，我想得美，卻想不到嘗試一種新小說有可能付出的代價。《解密》幾乎耗費了我全部青春：11年，17次。這是要置人於死地的數字，我沒有死，因為我是理工男，一根筋。
在《解密》面前，我其實也成了英雄。一點不誇張，我寫《解密》的過程，已有限接近西西弗神話：血水消失在墨水裡，苦痛像女人的經痛，呈魚鱗狀連接、綿延。我有理由相信，這過程也深度打造了我，我像一把刀，在時間和墨水（也是血水）幾近瘋狂殘忍的錘打和磨礪後，變得極為慘白，堅硬、鋒利是它應有的歸宿。2002年，《解密》出版後逐漸發酵，成為一部改變讀者（觀眾）趣味的“現象級”作品。今天,我們打開電視機就是諜戰劇、電波聲，我可以不謙虛地說，其源頭在這兒：“解密”三部曲，它們一部一個命——《解密》是殺紅了眼的先鋒隊，《暗算》是幸運的插旗手，《風聲》是錦上添花。
這一切當然離不開讀者的合作。世界日日新，在歷經十多年的“反英雄”後，讀者開始想念英雄了，同時那根敏感的“紅線”也變得不大靈敏了，降壓了。這正應了一句老話：風水輪流轉。我以堅持終於等到了讀者的合作，等到了時代的“文明成熟”。所以，文學創新，從來不是作家獨自作戰，而是和讀者與時代共舞。文學的創新路，是尋自己的路，也是尋讀者的路。創新也不單是大路朝天，一路向前，有時走回頭路也是創新。
毋庸置疑，作家首先是個讀者——難道有不吃草的牛嗎？閱讀是寫作最好的準備，寫作是寫作最好的老師。作為讀者，我也是自己作品的讀者——像照鏡子嗎？修改、編校性的閱讀不是普通的閱讀，不配為合格的讀者。10年乃至20年後，我重讀《解密》，一種陌生的感覺撲面而來，觸手可及：既是冰涼的，又是熾熱的；既猶豫，又大膽，彷彿行走在暗黑的老宅裡。我感激這種相逢，因為時間，我成了自己的陌路人。我摸摸索索地往前走，隨時準備止步，卻興致勃勃一路走到底，像被黑暗吸引著，要去尋光明。我把這看作是我的驕傲，經得起一個普通讀者的挑剔。如今，《解密》的讀者已經會講30多種語言，零散在上百個國家和地區，讓我沾沾自喜，也惴惴不安：因為，它在尋求更多讀者的合作，那些遙遙的生人陌客，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誤解它，歧視它。
本期微信編輯：劉玉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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