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初
我一點也不喜歡“年關”這個詞，所以明明知道年和歲的區別，也固執的用“歲末”來指代農曆一年快結束的這段時光。
小時候在農村，我們確實普遍經歷過過年如過關的日子。闔家團圓少有，物質也相當匱乏，即便在國家取消農業稅之後的幾年，情況依然談不上有多大改觀。如果有朝一日我們躺在佛洛依德的椅子上做夢，毫無疑問滿腦子都會是小時候過年的情景。
等到我們長大了，地主被打倒了70年，每每到了這個時間點，經常還是能夠看到“年關將至，吧啦吧啦”。做年貨節的商人打出來“年關將至，打年貨上XX”；那些販賣焦慮的公號發文，也要趁這個熱點，說什麼“年關將近，記得回家”；就連公司發個內部郵件，也是一開口就“臨近年關，大小節日即將來襲”。如此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充滿了大悲憫的詞語，成了一句娛樂大眾毫無意義的語氣助詞，不能不說是在把好多人本來就十分脆弱的心理不斷按在地上摩擦。
不過說回來，不管是“歲末”還是“年關”，沒有人就沒有任何意義，人和人的處境的變化又多端莫測，發明的定義數都數不過來，所以到底叫什麼又顯得不那麼重要了。至於“歲末”前的定語，秉著字越少，事越大的準則，索性給空了出來。
詛咒
新曆2019年快結束的那幾天，惘聞那首《垂死的歲末》每天晚上都在耳機裡面播放，循環到我頭皮發麻。後搖樂隊但凡能填出幾句蹩腳歌詞，就像流氓會武術一樣，讓人毫無招架之力。而對於謝玉崗來說，只要開口，或是如廁，就能達到同樣的效果。“我的啤酒還有意義嗎？”是這一年到頭，我見過的最深刻、最宏大的提問。
其實平日裡我是不會刻意去聽這樣看起來沉重、聽起來真正也沉重的曲子的。可一到歲末，總不自覺的會搜出來放一放。彷彿是春天的太陽出來了，南方人要把醞釀了一冬黴味的被子晾出來曬一曬一樣自然。說“自然”，是因為為了感受“當下的自己”，我們總是在試圖尋找一些應景的元素，來烘托氣氛。譬如到了成都就會哼唱雷子那首神曲；到了杭州就聽人歌唱家俊；到了桂林就想到歌仙劉三姐...他們唱的什麼不重要，甚至情緒基調如何也沒影響，重要的是，他們能支撐起某一方面不能無中生有的遐想。
不過，考慮到在我們生長的那片土地上，過年期間談及“死”這個字被視為禁忌，跟舊思想的人見不得烏鴉一樣。我就不再聽了，清淨耳根，準備過個好年。可摘下耳機之後，雖沒有餘音繞樑三日不絕，隨即發生的很多事情卻讓人心塞。彷彿一瞬間我們變成了藐視神權的西西弗斯，因為觸犯天條，只能成天從山腳往山頂推石頭，到了山頂又眼睜睜看著石頭滾下山去。被施詛咒的人，終其一生，週而復始、徒勞無功。
疾病
2020的開門紅，是一場曠日持久的頸椎病。從元旦當天的午覺醒來開始，整整持續了20天時間。疼痛從後背流竄到前胸，又流竄到兩肩和脖頸。有趣的是，每到一處都是不一樣的疼法，後背是一直經久不衰沉浸式的痠痛，胸口是伴隨著呼吸和心跳隱隱牽扯的疼，而肩膀和脖子則是在舉手投足間跟隨者關節運動疼。這期間坐臥難安，與人交流時語速都明顯比平常快些，總是動不動就表現出一副不耐煩，甚至開始懟人。
出現這麼一個不好的兆頭，身體健康自然被列為了來年要重點關注的課題，每天一粒沙最後沙哈拉的警誡時刻縈繞心上。人只有生病，才會覺察到健康的可貴，也才會對健康的生活方式心存敬畏和嚮往，才能勉強做到知行合一。可病痛給我們帶來的又何止這些呢。我部分同意日野原重明先生所說的，“如果現在你最愛的人病了，那麼請先告訴他，要感激疾病帶來的內省機會，並且感受你們在一起的喜悅，感謝你們在一起的那些時光，彼此依偎、互相鼓勵，祈禱在一起的時間儘可能更長久。我從心底認可，疾病是上天的恩賜。”
把疾病當成上天的恩賜自然只是先生漫步到人生盡頭時的一面之詞。我並不以為然，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場比拼健康和愛的花樣滑冰比賽，“有疾”則可以視為一次跌倒，只可能被扣1分；而“有愛”則可以視為一次乾淨利落的沙霍夫一週跳，加1分；若一場比賽兩樣都有隻會正負相抵，0分入賬。無疾有愛或者大病痊癒了愛還常伴左右，方才可以拿分勝出。疾病是至始至終要解決的問題，解決不了，才用來克服。
如此一來，頸椎病似乎成了一種可以讓比分兩極分化的存在。一方面如果有人陪伴著幫忙貼活血止痛的膏藥，並輔以適度按摩，對康復必定有益。而另一方面，如果患上頸椎病又沒有人陪伴，大概率就只能靠著身體自有機能調整恢復。一個人要強大到什麼程度，才能往自己的後背精準無誤地貼上一片膏藥呢？
2019年11月27日，年僅35歲的臺灣藝人高以翔在浙江衛視綜藝節目錄制現場突然心源性猝死，讓全國上下一片譁然，大家討伐不良綜藝單位的同時也掀起了對日常急救的學習高潮。正是從那時起，我們好多人才開始知道了心臟除顫器為何物，以及它在公司吸納灰塵的位置。2020年1月21日，起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確診患者猛增，波及城市範圍擴大，通報的死亡人數達到3例，人傳人特徵實錘，一夜之間神州大地可謂是一口罩難求。那天我正好從北京乘機去桂林，一上飛機目測機艙裡有超過一半的乘客戴著口罩，每個人都跟想象中明星坐飛機全副武裝的造型一模一樣，讓人誤以為是誤上了金雞百花電影節的包機。
“我們永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個先來”，歷事越多，這些話越讓人脊背發涼。在意外到來之前，願天下愛和被愛的人都不用孤軍奮戰。哪怕是有些“頸椎病”一輩子都好不了，“沒有呼吸閥的N95口罩”永遠都買不到，哪怕我們沒辦法拿滿分，卻也要爭取別負分出局。
詩人說，深情可以拿來續命。
硝煙
不久前，我還在拼命嘲笑美國學者塔拉·韋斯特弗的父親，一個在20世紀90年代仍然獨霸巴克峰、挖地洞、囤積軍火汽油桃子罐頭，隨時處於戰備狀態的極端摩門教徒。我笑他不可理喻，覺得只有神經病這個名字勉強能夠配得上他。戰爭，哪怕是動亂，對我們生長在和平時代的孩子來說實在太過遙遠。
更早時間的911，恐怖襲擊在美國遍地開花的那天，我並沒有任何銘心的記憶，模糊的也沒有。頂多能推測出來的，次日是我10歲生日，可10歲並不意味著長大，那依然是個少不更事、無憂無慮的年紀。以至於雖然我一直記得2011年本拉登被擊斃現場血肉模糊的景象，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單純的認為那只是一場禮尚往來的復仇，擁有的也只是很單純的同仇敵愾。
對中東最深刻的認識，來自阿富汗裔作家胡塞尼在《追風箏的人》小說裡面的描述，滿大街的廢墟和乞丐，猝不及防的戰鬥和彈片，更直接戳中人心的是那一句，“戰爭,讓父親成為了稀缺物品”。 一切，依然是遙遠的共情。
可就在1月3號特朗普大總統下令暗殺了伊朗少將蘇萊曼尼，伊朗揚言復仇的時候，頭條上隨即有了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討論，我猛地意識到，我們離戰爭可能很近。如此一來，塔拉的父親備戰世界末日的舉動貌似又合情合理。以競爭為核心的分配邏輯會永遠伴隨著人類和人類以外的所有物種，世界歷史是在利益爭奪的過程中得到的前進動力。
比戰爭更先來到的是戰爭前的恐怖氣氛。蘇萊曼尼遇刺後的第五天，一架搭載著176人的烏克蘭波音飛機，從德黑蘭機場起飛不久後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不同於911的是，這次飛機不是被劫持故意墜落，而是被伊朗自家軍隊誤判成敵機，然後發射導彈打下來的。回過頭來看這場襲擊的獲勝方美國，國內並沒有大快人心，反而爆發了多場反戰遊行。
不知道這樣人心惶惶的緊張局勢要維持多久，也看不懂各方勢力會如何參與其中的角逐。我甚至不太確定這一切究竟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影響至少不是國際油價大漲，對公司機單公里TCO上升）。在公司舉辦的各種新年許願活動中，我都只寫四個字，不是身體健康，而是世界和平。像個天真的孩子一樣，希望世界和平，儘管我可能連兩個爭搶玩具急了眼要幹仗的八歲小孩都拉不住。
尾聲
社會心理學上有一個叫“近因效應”的現象，說的是當人們回憶一系列事物時，對末尾部分的記憶效果會比中間部分的記憶效果更好。我們站在當年的歲末，尚且難覓靜好。等若干年後我們回憶起2019，佔滿篇幅的不會有什麼好的東西。又興許再過很多年，看慣了驚濤駭浪的我們，又會把2019視為一個毫無波瀾的年頭...
願2020，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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