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與明朝相差不到百年,為何文化區別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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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化差異主要是指價值觀與信仰的差異,表現為風俗習慣、科技、文學、藝術等等各領域。眾所周知,宋朝和明朝都是我國古代非常強盛的朝代。但是在文化方面,宋朝具有一定優勢,宋朝的文化處於一個歷史的頂峰,而且兩宋思想開放,出了不少有名的大文豪,繪畫和詩詞的成就也是鮮有朝代可以比肩。

反觀明朝設東西廠,錦衣衛,宦官弄權,思想控制嚴酷,相比宋朝的文化開放程度,明朝確實有所不足。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還是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大不相同。兩宋基於大唐而立國。大唐則是世界大國,稱得上是盛世,是整個世界的中心。宋朝繼承和發揚唐代的優秀思想和文化,社會基礎相對穩定,經濟發展再度繁榮,社會風氣日趨良好,具備了文化進一步繁榮的環境基礎。而明朝基於元朝立國,元朝入主中原後基本沒有采用中原文化和制度,我們所看到的元朝漢化實際上並沒有十分到位,與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相比,根本不在一個層面。元朝既沒有大規模的繼承宋朝的制度,明朝也沒有大規模的繼承元朝的制度,文化上的斷層或多或少割裂了唐、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傳承。

因此,宋朝的文化達到了中國歷史新的高度,開闢了中國文化史的最高峰。

縱觀歷朝歷代,宋朝對文人的待遇在中國史上屬於最高水平,由於宋朝非常重視考生素質,教育事業也得到了政府的強力支持。宋仁宗時,下詔州、縣辦學,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 宋朝官學,規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及四門學和廣文館。中央各部門也設立書學、算學、畫學、醫學。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學校,並設立學官。教師先由地方選聘,後改聘進士或國子監、太學畢業學生,教材有國家統一頒佈,多以《四書》、《五經》為主。這些均奠定了宋朝文化繁榮的堅實基礎。

英國史學家湯因比說:“如果讓我選擇,來我願意生活在中國的宋朝。”;中國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學者不在少數。

但宋、明兩朝均是中國歷史上建立300餘年的偉大帝國,其歷史影響各有千秋,意義源遠流長。

宋朝在唐宋八大家佔了六席,詞的成就鼎盛,出現了無數大家。而明朝小說和散文最輝煌,四大名著有三部出現在明代。著名散文家有張岱,宋濂,楊慎,歸有光等。明代的戲劇也非常突出,有徐文長,湯顯祖等著名大師級人物。

在書畫上宋朝成就極高。書法有“蘇、黃、米、蔡”四大家,宋徽宗的“瘦金體”更是獨具特色,瘦硬中寓於腴潤之致。繪畫有,範寛,李公麟,張擇端等頂級大師。《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這些鉅作都出現在宋朝。但明代的書畫藝術似乎一點不遜於宋代,書法有唐伯虎,文徵明,祝枝山,徐文長,董其昌等大師。明代的文人畫極輝煌,著名大家無數,比如徐文長,唐伯虎,文徵明,沈周。鉅作有《漢宮春曉圖》等。

在思想和哲學上宋朝文人學問都極高,著名思想家有革新派代表王安石,理學派代表朱熹。明朝思想家也是不少,有心學派代表陳獻章、湛若水、王陽明。

…… …… ……

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命脈和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各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不竭源泉。中華民族五千多年連續不斷的文明歷史為全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善於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這就確立了新時代我們文化繼承的理論基礎。

什麼是優秀傳統文化?如何繼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摸索的不古話題。正確認識中華文化、繼承發展中華文化,不僅關乎到當下乃至未來一個時期治國理政,而且關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史永wang


北宋以文治國,將“興文教、抑武事”定為國策,學術人才層出不窮,社會普遍崇尚讀書。至南宋初,文人學士南遷,也繼承了北宋尊孔重儒、提倡讀書、重視教育等特點,社會文化多元活躍。相比宋代,明代在文化政策上雖然也重視教育、尊崇儒學、提倡程朱理學,但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風格。明代的文化專制空前發展,典型的如朱元璋“刪孟”,禁止生員議論政事,實行八股取士、鉗制異端思想等,呈現出與南宋風格迥異、極為專權霸道的文化特點。

明代與宋代基於同樣的儒家理念,卻呈現出不同的文化風格,與各代具體的文化政策的制訂和實施密不可分,也與明宋期間的元朝文化政策轉向也有著極大的關聯。下面,小學徒主要以南宋與明代的情況作對比,從文化管理機構、儒學政策、科舉政策和出版政策進行比較分析,並從元朝文化政策的具體實施探究差異的形成根源。


一、南宋和明代文化政策比較分析

(一)文化理念比較

有宋一代,為防止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干戈擾攘的局面重演,自立國起一直採取“興文教、抑武事”的策略,以“重文崇儒”為導向,儒學和文人在整個宋代都很得重視,形成了百花齊放、互爭雄長的格局,以朱熹為代表的道學、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學、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嬰學、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之學等主要學派林立,維持近百年之久,後來至理宗時程朱理學才成為官方哲學,王國維曾指出“宋代學術,方面最多,進步亦最著”。此後的元明清三朝幾百年間,理學一直被奉為正統思想,成為人們日常言行的是非標準和識理踐履的主要內容。

對儒學的尊崇雖然在元代有所削弱,但在明代卻得到進一步的加強,明代對中國傳統的儒學採取尊崇的態度,積極利用它作為統治思想,強調“崇儒重道,尊禮先師”。洪武元年,朱元璋“以太牢祀孔子於國學,遣使詣曲阜致祭”,並規定科舉考試內容以程朱理學為主,要求學者“一宗朱氏之學,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鐮洛關閩之學不講。”確立了程朱理學的官方統治地位。對明朝中後期陽明心學的出現,明代甚至不遺餘力地對之進行了鎮壓,如禁講學、毀書院、殘殺士人等,呈現出高度的排他性。

雖然同樣將儒學作為尊崇,將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但不同的是統治理念的形成過程。南宋是學派林立百年之久、直到理宗時才奉程朱理學為正統。而明代,則是從立國開始,就將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通過權力持續鞏固,獨尊儒術、排斥他說,與宋代迥異。

(二)文化群體比較

晚唐以來,士族門閥地主受到了沉重打擊,其把持政治的傳統己被打破,庶族地主實力擴大。順應此潮流,南宋繼承北宋之制,對科舉制度也進行改革,取消門第限制,除犯人、奴掉等外各階層都可以參加科舉入仕,因而仕人的來源大大擴大。南宋貢舉開科考試共四十九榜,其登科人數有具體記載者為正奏名進士二萬三千一百九十八人,特奏名進士一萬九千零八十七人,合計四萬二千二百八十五人。據《宋史·宰輔表》記載,宋代133名宰相中,科舉出身的達到123名之多。南宋名宰相中,除韓詫胃一人外,全是進士出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例子很多,比如高宗名臣吳莆、光宗名臣陳亮。

明代的科舉承宋、元之制,處於中國古代科舉制度發展的鼎盛階段。明代的科舉制度,由洪武十五年年八月,朱元璋詔禮部“設科武取士”,仁至十七年年三月,禮部頒行《科舉成式》,遂成為定製。明人王世貞《棄山堂別集》中統計的數據,洪武至崇禎年間內閣大臣人中,進士出身者為82人,佔94%。科舉選拔的人才成為國家統治的中堅力量。

雖然南宋與明朝都是通過科舉制度選拔人才,士大夫成為國家治理的主要主體,士大夫階級都得到重視重用,但在管理方式上呈現很大不同,特別是士大夫群體與皇權的關係方面,宋代是士人共治、明代是皇權獨大。宋代奉行的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受皇權迫害的文人少之又少,北宋儒學大師程頤就曾說過這麼一句話:“帝王之道也,以擇任賢俊為本,得人而後與之同治天下”。而到了明代,對士大夫則實行特務統治和高壓管理,對待士大夫輕則梃杖,重則用刑,錦衣衛、東廠、西廠迫害了無數文人,明代的文人地位比起宋代一落千丈。

(三)文化作品風格比較

出版既是一項文化事業,是文化傳播、傳承的手段之一同時也是一項商業經營活動,追求經濟利益。南宋時轄十五路地方,無一路不刻書,刻書地點可考者達處183處。其中,官刻書重經、史,對待儒家經典格外看重,私刻書則偏重子、集,宋人詞集出版繁多。

而明代隨著印刷技術的普遍應用及教育事業的普及,圖書市場比起南宋更加繁榮,當時全國書坊遍佈全國各地,“南京書坊93家,北京書坊13家,杭州24家,蘇州37家,徽州10家,建寧84家。”在繁榮的圖書市場背後,明代有著與其他朝代不同的藝術成就,明代的古文、詩、詞一類的舊文學成就一般,而以《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為主的章回體小說,特別是我國第一部文人獨創的以家庭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金瓶梅》,還有大量的以歷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和傳記文學、寓言雜文、短篇話本、擬話本等等,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

(四)文化教育管理機構比較

在教育管理機構的設置上,南宋承襲北宋,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機構是尚書省屬下的禮部,禮部下屬的專門教育行政機構是國子監,“凡學皆隸國子監”。地方教育事業在宋代始創了路級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提舉學事司,“掌一路州、縣學政,歲巡所部以察師儒之優劣、生員之勤惰,而專舉刺之事”,提舉學事司受地方行政長官管轄。

明代的教育管理機構與宋代也是一脈相承,統歸禮部管理,禮部之下同樣設有中央教育領導與管理機構—國子監。有所不同的是,明代的地方教育行政更加下沉、相對獨立。與南宋的地方教育機構提舉學事司對應的,明代也在地方設置提學官,在南北兩京設提學御史。同時,在各府內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一員,訓導府學四員,州學三員,縣學二員,負責學校內部日常事務。按照明朝諭令,“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許侵越提督者職事。”可見,明代地方提學官有相對的獨立性,統領下級各府教育機構,比起南宋鬆散的文化機構管理結構,有利於貫徹執行明朝統治者的意志。

小結

明代文化與南宋文化是同宗同源,同樣尊崇儒家學說,同樣是士大夫群體治國,同樣的教育機構設置,在文化根源和性質上差別並不大,相對而言,南宋與元、元與明的文化區別更加明顯。元代一朝都沒有將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理政的主導思想,儒士大多充當學官和儒吏,科舉遲開,入仕狹窄,政治地位遠不及宗教首領,政府中高級職位幾乎為數十個家族所壟斷,與明代、南宋相比,元代更加呈現出較大的文化區別。

而明代與南宋相比,則是同樣的文化傳統,不同的文化風格,宋代文化更加包容開放,明代文化更加專制統一,這與元朝90多年的統治對中原傳統文化的影響有著直接的關係。


二、元代統治對“南宋—明代”文化差異的影響分析

(一)草原文化影響了明代專權文化的酷烈程度

蒙古民族習慣於草原遊牧文化,思維直觀,偏向於武力形式,認為一切都是長生天的旨意。所以終元一代,以呈帝為首的蒙古統治階級接受漢化的進程十分緩慢,整個元代儒家思想始終沒有被明確立為治國主導方針,失去了漢唐以來“獨尊”的顯赫地位。而儒學被統治者看作是替蒙古大汗“告天祝壽”的工具之一,僅作為一種宗教受到優待,在元代甚至有十儒九丐的說法。

元朝後期元代帝王對儒家的重視程度有所加強,但未必真正瞭解和尊崇孔儒,他們更看重是“尚霸術,要近利”的功利性來完成統一霸業,以推行傳統教育來安撫人心。因而往往給講授道德性命、聖賢之道的儒生以優待和榮譽,卻安排到閒散的職位上,對科舉也相當冷落。

元代對儒生的輕視傳統影響到後期的明代政權,加上朱元璋出身底層,是通過民間武裝起義的方式建立的政權,與文人士大夫群體格格不入,在明朝立國初期很多文士拒絕認同朱氏政權、拒絕出仕,即使是應明太祖的徵召而輔佐新朝之士,也抱有一種不得已的心理。如明史載“初,太祖以韓林兒稱宋後,遙奉之。歲首,中書省設御座行禮,基獨不拜,日‘牧豎耳、奉之何為’,劉基的態度在當時儒生中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雖然明朝重新確立了儒學的尊崇地位,也大開科舉之門,但對士大夫群體的尊重程度遠不如宋代,更傾向於採取一種酷烈專權的手段來進行文化統治,明代一朝對文人的迫害尤甚。

(二)奠定了程朱理學的儒家地位

雖然元代不重視儒家,但程朱理學在儒家的主導地位卻是在元代鞏固下來的。元代理學的北傳要得益於趙復,蒙古軍隊攻打南宋時俘虎了趙復,儒臣姚樞和楊唯中將其請到燕京,並建立太極書院,自此理學得以在北方傳播。自此到元統一全國,許多理學名家都進入朝中備列顧問,其中許衡、劉因、吳澄為元代三大學者,在開國初期參與制定禮儀官制,推行理學傳播,得以使理學成為官學。

在元代重新恢復科舉後,朱熹的《四書集註》被定為科場程式。元代科舉規定,答題時四書和《詩經》採用朱注,《周易》採程朱之說,《尚書》用朱熹門人蔡沈之說,《春秋》用程頤私胡安國之說。除《禮記》、《春秋》尚用古注,其他儒家經典一律採用程朱理學為統治階級正統思想。元代考試內容以程朱理學為主,只重道學家空洞教學,導致內容偏空泛,缺乏學術生命。而明代繼承了元代考試內容的規定,到了永樂年間,還以程朱思想為標準,編成了《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並詔頒天下,以此作為士子習業的經典著作、科舉考試的準繩和評定天下學術是非的唯一欽定標準,進一步發展成八股取士,對文化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三)士人地位的降低反而促進了明清小說文化的發展

由於元朝實行四等人制,取士重視家世出身,且長期廢行科舉,自金亡停科到元代中葉復科,科舉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權下停廢長達80年之久,元代科舉自延祐到元末共舉行七次,共一千二百多人,相當於文臣總數的百分之四,僅相當於唐宋時期的十分之一,且官職大多低下,難於升遷,因而元代鮮見科舉出身的布衣卿相。元代科舉無論是取士規模還是進士升遷,都是不及前代,儒士的社會地位也不高,漢族士人出路狹窄。

由於儒士失去了固有的社會地位,很多人不得不在傳統仕途之外尋求安身立命之道,儒士淪落下層,促使知識向的一般民眾普及,加之遊牧民族對禮法管理較松,造就了文化精神的世俗化轉向。俗文學,尤其是雜劇和小說的繁榮便與士人角色的轉變有著密切的聯繫。士人的加入促使元曲、雜劇和小說等俗文學水平的大幅提升,所以元末明初會有《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等經典小說的出現。


小結

元代九十多年的統治,對明代與南宋的文化差別的影響是顯著的,草原文化對儒家的輕視延續到明代,讓明代士大夫群體的尊崇地位遠不如宋代,明代文化統治更加顯示出殘酷的一面。而士大夫地位的下降反而促進了儒家知識的下沉,不再像唐宋士大夫那樣專注於道統學說、詩詞歌賦等典雅文學,反而促進了雜劇小說元曲等俗文化的發展。但總的來說,明代是繼承了宋代以來的儒家正統,將儒家作為統治思想,文化根源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只是經過元朝文化的融入改造呈現了不同的風貌。


格物小書齋


宋朝和明朝都是大一統王朝,深遠地影響華夏文明。兩者既有共性又有差異。其中一個差異就是文化差異。如題所言,為何兩者文化差異這麼大?

如果說A與B差異比較大,有兩層意思。

一是A與B根本就是兩個體系的東西,沒有指標去比較,例如不能比較沙子的數量和海水的體積。

二是A與B可以用共同的指標去比較。比如德系車和日系車區別,德系偏重性能,日系偏重實用。德系外形直線條為主,日系曲線為主,等等。

回到題目,文化可以比較嗎?當然可以,如果宋朝文化是A,明朝文化是B,兩者一個體系。但是文化是總稱,既然要比較要把,文化拆成幾個量化指標去看。

文化定義

文化定義多種多樣,這裡為了方便比較,採用如下定義: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總和。它包括物質文化,制度和心理文化兩個方面。

那就從這兩個方面來比較,為何宋朝和明朝文化差別如此之大。

制度和心裡文化比較

制度和心裡文化包括社會制度和生活制度,這兩種制度又決定人們的思維方式,美學追求,顯性表現在詩詞歌賦,文學哲學以及科技發展等。

  • 宋朝開國於趙匡胤陳橋兵變。剛經歷五代十國的混亂的宋朝百廢待興,趙匡胤定下重文抑武的國策,注意是重文抑武,不是重文輕武,後者是趙匡義走歪了,趙匡胤本身就是貴族出身。宋朝是為數不多的讀書人的朝代。“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這是宋朝文化繁盛的客觀因素之一。唐宋八大家,宋朝八佔其六,其他大儒更是如過江之鯽,蘇軾,朱熹等等。明朝人宋濂說:

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

不光是士大夫,皇帝本人都文化翹楚,比如宋仁宗書法,還有皇帝巔峰宋徽宗等等。

  • 明朝建立於朱元璋農民起義,朱元璋出生布衣,開國之後殺盡功臣,社會佞氣高升,對待讀書人沒有宋朝和善。隨後拔高利於皇權統治的理學,科舉採用八股文。從此讀書人就沒有了活力。後期更是閉關鎖國,實施海禁。明朝制度嚴格利於封建統治但不利於文化繁榮。

物質文化

  • 宋朝是歷史上最繁榮的時代之一。陳寅恪說: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總之就是無論農業,手工業,還是其他啥業都是世界第一就行,而且紙幣就是仁宗朝發明的。明朝和周邊貿易也是歷來朝代中規模比較大的。正因為制度心裡文化繁盛促進了物質文化的空前發展。反過來,物質發展促進制度心裡文化高升。相輔相成。而且宋朝在每年向遼國,西夏歲幣那麼多的情況下還是富得流油,可見實力雄厚。

  • 明朝初期,社會秩序逐漸恢復。隨後嘉靖朝,社會再次繁榮但是隨後實施海禁以來,社會經濟就被遏制了快速發展的勢頭,再加上面說的制度文化嚴厲不和諧,導致朝綱腐敗,黨爭嚴重。後期起義和倭寇橫行,這都導致物質文化發展衰落。但是明朝造船業絕對世界領先,鄭和七下西洋,每次都是開著幾十首航空母艦。隨著英國工業革命成功,華夏文明從此被西方超越,目前還在苦苦追趕。

綜上來看,宋朝和明朝的文化無論在物質文化方面還是制度心裡方面差異都比較大,其中宋朝因開明和諧的制度文化促使物質文化空前發展。而明朝前期社會秩序恢復有過發展但是因為後期朝綱腐敗,黨爭嚴重,加上外部因素等導致物質文化隨之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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