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故事:李政道請他做演講,學界用其姓氏命名理論和模型,憑啥

“中國夢是國家的最高戰略,是在更高的層次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定製的宏偉藍圖,如果上下一條心,踏踏實實的去做,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是沒問題的。”

2018年9月21日下午,按照約定的時間,筆者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採訪了高傑研究員。

1961年11月生於北京的高傑是清華恢復高考後第一屆工程物理系加速器專業的學生。在初到清華園的體育課上,老師帶著大家跑到了圓明園。這個曾盛極一時的皇家園林現如今滿目瘡痍的橫亙在世人面前,斷壁殘垣昭示著這個歷盡劫難的民族凝固的嘆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喟嘆讓17歲的高傑不勝唏噓的同時也產生了深深的思索,“作為一名青年大學生,如何實現知識分子的價值?如何通過知識報國才能不讓屈辱的歷史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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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人翁高傑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計劃實施50GeV質子同步迴旋加速器項目,這個大科學項目也被稱作“87工程”,計劃在北京昌平建造。高一讀完就考入清華園的高傑是“作為培養 ‘87工程’人才隊伍被招入清華工程物理系加速器物理與技術專業85班的學生,心裡總有著要為國家大科學工程做貢獻的追求與理想。”

“知識報國,光有一腔熱血是沒用的,需要提高能力,獲得真正的力量。”清華大學給予他儲備知識、增長才乾的絕佳平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讓他在學海遨遊之時生髮出對祖國昌盛、科技報國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

從1978年到1986年,清華的八年時光,校徽的底色從大學生的白色變到研究生的粉色,科學研究由淺入深,眼界學識愈加開闊深遠,研究方法愈趨成熟。本科畢業論文階段,高傑形容自己是“到了拿上獵槍試著自己獵取食物”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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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訪問在俄羅斯的杜博納核子聯合所(Dubna)時與王淦昌照片合影

“大學畢業論文是1983年初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的,當時的那個情形簡直就像海軍陸戰隊學員被教官扔在大海中的一個荒島上,在黑暗中摸索前進了三個月,我慢慢感覺到了獨立從事科學研究的樂趣。”三個月之後他獨立獵到了科研之路的第一隻獵物。

通過大學畢業論文結緣中科院高能所以及對“87工程”項目總設計師、2011年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謝家麟院士的深刻印象,讓他下定決心在1986年研究生畢業後走出清華園奔向高能物理研究的前線,因為那裡有他一直關注的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而這個工程的第一任首席設計師和工程總經理就是他心目中始終仰望的科學巨擘謝家麟先生。

“在我人生中與中科院高能所和謝先生的緣分就是那時建立起來的。老師和我有著一致的目標,就是立足於自己的學科,愛國報國,雪中送炭,為國家的崛起努力做事。這個目標一代一代地傳承著,好比一根鏈條,一環接著一環。”——高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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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與參與世界第一臺正負電子對撞機實驗的法國科學家Prof. J. Haisski合影

恩師家中的檯燈曾經記錄下他們秉燭夜談的身影,恩師開闊的科學視野曾讓他醍醐灌頂茅塞頓開。老師“人不能做井底之蛙”的教誨加上個人的勤奮,他的科研課題做的有模有樣,雖然這個過程充滿了曲折,但自己所參與的研究項目北京自由電子激光項目(也是亞洲第一臺)在1987年被國家定為863計劃項目也算是沒有辜負大家過去兩年的心血。

“我的研究工作除了理論設計,就是畫圖紙,跑材料,找工廠,出差,聯繫合作伙伴,安裝,實驗,失敗,再實驗,再失敗,再實驗……”如果說專業的物理學術語讓人們費解的話,那麼用相對通俗的文字詮釋高傑當時的研究就是美國總統里根八十年代提出的“星球大戰”計劃中的天基武器之一——當時只有美國掌握的自由電子激光加速器。

1988年,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直線加速器研究所的所長Prof. M. Davier和該所加速器物理室的室主任Dr. J. Le Duff先後到高能所實驗室參觀,高傑負責給他們介紹了整個裝置和實驗結果。臨別前,所長對高傑說:“歡迎你畢業後到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的直線加速器研究所(LAL)來工作。”很快,高傑就收到了法方的邀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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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回國前與法國的博士導師 Prof. J. Le Duff及夫人合影

人生,選擇與努力同樣重要。

“出國留學不僅為了學習和掌握專門知識和技能,更為了學習和掌握科學精神和思想方法,而促使我不斷進取的精神動力就是愛國、報國。”——高傑

1989年4月,高傑作為訪問學者到了巴黎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直線加速器研究所。在那裡,他於1992年獲得法國博士學位,1996年獲得法國大博士學位(Habilitation)。1993年1月1日,他成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直線加速器研究所的終身研究員,他是這個研究所第一位獲得這個職位的中國人。被國際同行稱為“高理論” 和“高模型”的創見讓他在國際上名聲漸隆。

1996年夏天,高傑接到著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教授的邀請信,請他在中國高等科學與技術中心(CCAST)做為期三天的未來正負電子直線對撞機研究的報告。2003年8月,時任ICFA主席、SLAC所長向高傑發出了ICFA Beam Dynamics Panel Member 的邀請,這是法國在這個委員會唯一的職位,“我回國後這個職位也帶回國了,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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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接任亞洲對撞機主席時與前任主席日本黑川真一教授合影

“在法國近16年,我回國的想法從未間斷。我認為出國是必要的,回國則是必然的,回到中科院,回到高能所,在祖國的大平臺上為國家做事,心裡很踏實,有一種歸屬感和幸福感。”2004年底,高傑放棄了國外優厚的待遇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的終身研究員職位,回到中科院高能所任研究員。

在北京國際機場見到前來接機的家人那一刻,高傑說了一句在今天聽來依然是很奇怪的一句話,“今天我又把自己重新生了一遍”,高傑解釋道,“我知道別人不一定能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說給我自己聽的。”

2005年夏,高傑獲得了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的資助,這讓他能夠全身心地投身到國際直線對撞機(ILC)的國際合作研究中去。2010年5月他被ACFA任命為亞洲直線對撞機指導委員會主席(ALCSC Chairman),2013年2月又被ICFA任命為Linear Collider Board Member。

擔任這兩個關於未來正負電子對撞機國際合作的重要職務當然要歸功於他所取得的學術成績和國際影響力。2013年6月高傑被任命為CEPC-SppC機構委員會副主席,CEPC-SppC加速器負責人,同時負責CEPC-SppC的國際合作工作。2018年9月高傑作為CEPC-SppC加速器負責人帶領團隊完成並公開發布了CEPC概念設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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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參加第四屆全球華人物理學家大會

“任何國家要想成為世界科技強國,都必須通過以我為主的國際科技合作與大科學計劃的成功實施這場國際考試,以證明自身的真實能力與貢獻。政治上,我們加入了聯合國,在國際舞臺上有了發出中國聲音的平臺;經濟上,我們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在世界範圍內有了一展身手的渠道,在科學領域,我們亦應如此。”

在國家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的牽引下,科學界也應該適時拿出自己的行動計劃,“只要我們繼承和發揚兩彈一星的光榮傳統,不畏困難,勇於承擔,踏實工作,中國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就一定能實現”,高傑說。

北宋大儒張載賦予天下讀書人的使命: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概括為“橫渠四句”的名言一語道盡了中國人的精神座標。清華苦讀的學子身影,實驗室中的精研細算,國際學術論壇的沉穩發聲,政協大會上的建言獻策,從昔日熱愛科學的追夢少年,到今天建樹頗豐的愛國科學家,高傑踏過的每一個足跡都鐫刻著理想、膽氣和深深的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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