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套用下，文学研究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文学世界，而作家们却在创造文学世界。
如果马克思的逻辑是对的，那么，文学研究者得到的社会承认较文学家为低，则是十分正常的了。大学所培养的文学博士和文学院的文学教授，不如作家们名气大，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做学者，需要一定的学术训练，而学校是就是训练场。故而，文学研究者多在学院内完成训练。
莫言：第一位中国籍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做文学家，需要一定的知识文化积累，更需要自己的创造，未必非要在学院内接受训练。
在专业分工精细，学科研究深入的今天，学校教育对学术研究非常重要。而学校教育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显然要低很多。
故而，可以说，学历教育对学院内的学者很重要，而对学院外的作家并不重要。
相对而言，研究已有的东西，需要熟悉既有的研究成果，当然需要天分，而耐性毅力也非常重要，更需要理性冷静，需要烛照他者，不太需要和鼓励学者发挥自己的个性。
瑞典化学家诺贝尔。他用自己的遗产设立的诺贝尔奖在世界现代史上影响巨大。
与之相对，文学创作，虽然需要了解过去的文学史，人类的精神史，但文学创作更像是“无中生有”，打破成规，创造原来没有的东西，或者创造更新的、更完美、更有趣、更能反映当时人们心声的东西。文学创作，鼓励作家张扬个性。
文学研究，解释文学世界，找出文学世界的规律规范，寻求的是确定性。
文学创作，构建新世界，打破原有的文学世界，冲破既有规范，崇尚的是自由，推重的某种不确定性。
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屠呦呦。此前，有许多人对中国科学家获诺奖都非常没信心。
因此，可以说，文学研究，帮助人们寻求确定性。文学创作，帮助人们寻找自由！
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文学家要优于文学学者。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文学学者，原本怀揣着作家梦学习文学的，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了研究者，作家梦断，时常因此而耿耿不寐，有时甚至自觉低作家一头了。
当然，作家与学者的高低短长，只是笼统而言，具体到个人，需要具体分析了。
一流的学者，作出的贡献，多半要比三流、二流的作家大的多。
余英时先生。2014年“唐奖”汉学奖得住。余英时先生的影响力也远非寻常作家可比。
况且，无论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都是精神生产活动，其价值和意义，难以准确估量。
文学家爱好名誉，学者也不能免俗，但究竟谁高谁低，还真不好判断。
更重要的是，高低先后，优劣短长，对文学家和文学学者并无甚意义。
至于说，作家如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文学研究者诸如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不能。这也并非因为后者太弱，水平太差，而是诺贝尔文学家奖奖励的主要是作家，是文学家，而非研究者。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名高四海，却因学历等问题，很晚才获评“中研院”院士。
此外，是否获奖，无论何种奖项，包括诺贝尔奖，都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高低的精确方式。
诺贝尔奖等的颁发，不过是表彰了一些诺奖评委所认为的优秀的人物。诺奖评委不是上帝，见闻有限，也有偏好，他们不是作家作品价值的终审法官。时间才是！
更何况，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懂得汉语者极少，多少评委是通过译本进入中国作家的文学世界，而由外文翻译的文学世界，与作者用汉语写作的版本，多少存在一些差异，这种差异多半是差距，而且可能难以弥补。就像我们的文学经典唐诗宋词和《红楼梦》等民族化色彩浓郁的作品，用外语翻译都很难保证原汁原味，更难以和原作媲美了。
英人戴维·霍克斯所译《红楼梦》，口碑极好，然若较真起来，与原著之差距，何啻云泥？
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固然因为他的文学创作水平高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更因为他的文学观念和作品内容，恰恰与欧美主流对中国的想象相吻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他们对旧中国的判断。莫言能够获奖，也因为他的作品被大量翻译为欧洲的主流语言如英语、法语和德语等，而且翻译得还不错，恰好诺奖评委中喜欢他作品者比较多，他就更容易得到诺奖的青睐了。
莫言获奖的五年前即2007年，在一次讲座上，当代中国大陆的一流作家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说，莫言是个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但在国内在世的作家中，他可能排不到前三。
当代顶级汉学家宇文所安所译《杜甫诗全集》，非常难得，然原诗的韵味流逝了多少？识者自知。
这自然是这位作家的一家之言，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莫言未必就一定是当代中国最卓越的作家。五年后，他获奖，也不能证明他就是最优秀的那一个！
得到诺贝尔等权威奖项的作家，多半是优秀人物，有一定水平。
未得诺贝尔奖的人物，未必就一定平庸，一定不如得奖者。
这本来应该是常识，而奇怪的是，常识往往是最稀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