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タカ，爱你的真友英国人S.J.莫里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在上海的外国人墓地中，有不少墓碑刻着以上字样。这是献给当时的唐行妇（也叫“洋妾”）的，她们死在上海后不能葬回日本，只有她们的西洋爱人为她们立了墓碑。
唐行妇，指到中国或东南亚做外国人小妾的日本女性，以及以外国人为服务对象的日本妓女。然而这个群体的命运，在《日本女性哀史》一书里被日本作家金一勉认为是日本的耻辱。唐行妇多来自长崎，其名字后多带一个“生”字，比如美玉生、金玉生。因为日本人一般不称年轻女性为小姐，而称“漾”，读音和中文的“生”类似。
19世纪的日本，在经过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政策后，终于有了开国的一系列改革活动，以及紧随其后的明治维新运动。在改革中，很多人失去了过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中包括失去俸禄的150多万武士。因此，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到海外谋生存，成为很多底层人的出路。最初到上海的日本人多属这个阶层。
日侨是随着明治维新的发端和《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而开始进入上海的。从1870年的最初7人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超过10万人，日侨成为上海外侨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一书便是对这一段特殊历史的总结回顾。
当时的上海，除了农渔产品外，中国人喜欢的日本货是刀枪、陶器、纸张、漆器等。最早在上海开设的日本商店叫田代屋，不仅出售瓷器，还根据当时洋妾的现象，向她们提供木梳、化妆品、精子等化妆用品。
早期来上海的日本人的生活，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与英法美等西洋侨民相比。作为中国人，大家现在对世界各地旅游景点特制的中文警告已见怪不怪。其实，19世纪末在上海的日本人也有同样的遭遇。1890年，上海不少公园里都竖着指示牌：衣着正派，否则不允许进入；进入公园者必须穿西装或和服礼装。如此警告，便是针对日本人衣着粗糙、奇异甚至野蛮。日本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日本领事馆立即开展一系列文明教育，颁布《居留民心得规则》，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作了详细规定。
19世纪末，日侨逐渐往苏州河北岸美租界内转移。20世纪初，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大量日本人来上海，各种自治团体、协会也相继成立，日本人社会就这样逐渐成形。
根据职业、地位不同，日侨可分为土著派和会社派。土著派指的是中下层民众，根据1927年年度统计，占到当时日侨的三分之一，主要生活在虹口区吴淞路、文监师路为中心的日本人街。处于中上层社会的会社派则住在横浜桥以北的北四川路区域的高级住宅区，公园、学校、医院、书店等一应俱全。
土著派为了生存，多从事中小商业、中小企业、饮食服务业等，经营菜场、照相馆、日用品杂货店、印刷出版、药房、书店等。早期开在虹口的日本书店中，日本堂、至诚堂、内山书店最为著名。包天笑曾回忆：民国初年，上海的虹口已经开了不少日本书店，我每次到虹口去，总要光顾那些日本书店，选取他们翻译西文的小说。
其中，创于1917年的内山书店，被认为是追求光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了解世界的窗口，和联系中日友好和中日文化的桥梁。内山书店位于上海最早开出的1路有轨电车的终点，这一带也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们集聚的区域，鲁迅、瞿秋白、郭沫若、茅盾、田汉、冯雪峰、柔石和魏金枝等都曾在这里居住。
书店还邀请中日作家和文化人举办文艺漫谈会，郁达夫、田汉、鲁迅等皆在其中。1926年，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到上海，便是在内山书店与郭沫若等人会面。1934年11月30日下午，在上海内山书店，萧红、萧军第一次见到了鲁迅先生。电影《黄金时代》和《萧红》都有相关的镜头。
开架售书，是内山书店的特色，而且书店对任何顾客都实行赊账卖书。每到夏天，书店门口会摆上茶水桶，供路人免费饮水，这也是内山书店的“标配”，颇得路人、人力车夫的好感，是内山书店赢得信任的原因之一。而在茶桶的底部，常常会有几个铜板，是劳动者们为感谢内山书店所投。
日侨在上海长期定居以来，对于后代的教育问题，日本政府相当重视。在上海的学校除了教授日本国语、作文、算术等课程外，还有英文教育和中国文化教育。学校的建筑也下了大手笔，在当时的上海算是一流。校园里有草坪、池塘、树林、泳池等，让不少孩子有“梦中之国”之感。当然，随着中日战争的升级，正常的学校教育慢慢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吞噬。
东亚同文书院是当时日本人社会的最高学府，也是对华文化事业的主要团体之一。书院培养了一大批精通中国文化和商业的专门人才，日后在日本领事馆、银行等担任重要职务。
院长根津一，曾编辑出版三大册的百科辞典《清国通商总览》，涵盖了中国商业地理、运输、交通、金融、风俗等。由于根津一喜欢喝酒，书院对学生喝酒管的较松。“新生欢迎会上，用洗脸盆装满酒痛饮，入夜后，前辈在宿舍里不停教后辈唱寮歌和校歌，于是异乡一夜不再寂寞。”书院还曾开设过中华班，胡适、鲁迅都应邀到学校作过演讲。“鲁迅讲演一小时，题目是《流氓与文学》，同文书院给车费12元。”
二三十年代，同文书院里左翼思潮盛行。1924年建校30周年之际，学生就以学校发放的制服和鞋不合尺寸、食堂伙食不好等为由，举行了30周年纪念斗争，全体罢课，要求学院进行改革。
1945年，东亚同文书店被解散。
日本战败后，上海的十万日侨全部将被遣返回国。按照遣返政策，9月13日，先将日侨迁入虹口集中区居住，首批遣返日侨于12月回国，到第二年5月完成全部遣返工作。也即是说，日侨在虹口集中区的生活，短则三个多月，长则八个月。
期间，由于失去工作、资产被剥夺，大部分日侨都过着穷困的悲惨生活。虹口去的每个日侨，手上都套着一块白布，上面写有“日侨”字样。许多日侨迫于生计，摆起路摊贩卖旧货。他们感慨：归国是饥饿地狱，留下也是饥饿地狱。能留下来的毕竟是少数，对于一些申请归化的特殊技术人员，中国政府予以征用。“被征用的上海日侨中，有不少人已与中国女性结婚，其子女也以上海的习惯称呼起名，如阿囡、小妹、阿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