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宣布“COVID-19”爆发至今，冷眼向洋看世界，2003年SARS显然成为了一座分水岭。短短的17年后的今天，历史仿佛重演。
17年，相对两场病因不明的瘟疫而言，间隔实在不长。我们条件式地把它看成SARS回来了，再正常不过。
是SARS真的回来了吗？从林林总总的学术报告中，我们如此判断没有什么大错。甚至于，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也将引发这次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SARS-CoV-2”。据说中国的某些科学家不甚同意，据说还因为有许多科学的理由而纠结。其实究竟有多大的理由反对这一命名呢？短短17年，同根同宗的病毒爆发，到目前为止造成的社会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我们以此再立一块碑，与2003年标有“SARS”字样的碑遥相呼应，有何不可？
我们总该审视一些东西了，为何还要继续遮遮掩掩？
十七年间，我们的医学研究针对SARS到底做了哪些工作？正如许多专业人士的总结，SARS不是被我们战胜的，而是自我消失的，原因就是:“天气转暖”。但，我们的防患未然的忧患意识也要随之终止吗？我们对于时刻威胁人类生存的病毒的刨根问底，激发不出科研人员的热情吗？为何每一次重大的流行性疾病爆发，都会使我们猝不及防，被动应对？
昨天，钟南山院士的答记者问，告诉了我们答案: 2003年非典时期，许多表示继续研究冠状病毒的科研人员，在疫情过去后，绝大多数人没有坚持下来。正因此，导致这次医务人员在治疗新冠肺炎病毒时，手足无措。
当然，说完全没有人在继续研究SARS，也不符合实事。还是有人在做这件事的。可惜，真相的另一面是: 这些人更感兴趣的是从病毒研究中获取数据，并以此为支撑撰写论文，再到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至于如何才能消灭病毒，他们明显缺乏兴趣！相对病毒的再次爆发，17年何其短暂！但，相对一种病毒的追踪研究，17年何其漫长！所以十七年，对这类病毒的医学研究连“纸上谈兵”都算不上！
科学的研究，如果不以服务社会、服务实践为宗旨，这种研究究竟价值几何？袁隆平院士的水稻研究不以服务于14亿人的吃饭为宗旨，谁又是袁隆平？
如果汤飞凡院士的研究只有数据和论文，他如何让中国提前十六年消灭天花；他如何生产了中国的第一支青霉素、第一支狂犬疫苗、第一支白喉疫苗、第一支牛痘疫苗……？
如果一个科研工作者，他的科研如果只是在玩数据游戏，只是在东拼西凑为论文服务，只是为了换取个人荣誉、地位、经济利益，这种所谓的科学研究便更像欺世盗名了。
医者仁心。无论在临床线，还是在科研线，“救死扶伤”仍然是最高宗旨。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首先要为百姓的生命安全服务。这项事业，断不能交给纸上谈兵者，更不可以交给精致利己主义者。
SARS后时代，希望是一个“生于忧患”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研究服务于人间烟火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管理者的社会担当高于个人利益的时代。我们的科学研究，不单单是要让人吃得上饭，而且还要救得回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