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歲末至今，奮戰在“戰疫”一線的醫生、護士、志願者及各行各業人們的事蹟，讓處於新冠疫情之下的寒冬也充滿了溫暖。
有人說：“疫情是一把放大鏡，它放大了所有的優點與缺點”。我們心懷感動之時，也為不免為“雜音”所擾——“超國民待遇問題”，先是上海、南京，繼而又有青島，引人憤慨。
一連串的“事件”引得無數人發問，“超國民待遇”何時能休？想要搞清這個問題，我們或許還要先探索一下它的前世今生...
對於中國人而言，“超國民待遇”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直存在。只不過近現代與古代相比，反差實在太大——此前上千年，受優待的是“在外華人”；最近二百年，受優待的是“在華外人”。
威加海外：備受尊崇的古代中國
自張騫鑿空西域，及至隋唐時期，中國作為東亞朝貢體系的核心，“天朝子民”在國外總能被高看一眼，或多或少的享受些特殊待遇。
唐宋時期，一些日本商人僅僅是在福建泉州做過生意，回國後就被奉為上賓，連老者也不能與之爭座。元代周達官（曾奉命出使南洋）的《真臘風土記》亦有記載：真臘人一遇華人便頂禮膜拜，“呼之為佛”。
航海家王大淵的《島夷志略》中記載：“國人......殺唐人則死。唐人殺蕃人，亦重罰金”。這種法律地位上的差異雖然不是我們今天提倡的，但仍可見古代華人在海外地位之高。
盛唐，可謂中國古代對外交往最為繁華的時期之一。按《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的觀點：彼時的長安城，“檢括胡客田宅四千戶，人口超五萬”。
繁華之下，中原王朝既有寬容、優待之“恩”，也有務實管理之“威”。人頭攢動的長安城中，若遇有胡人作奸犯科、危害漢人之事，則按《唐律疏議》“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北宋的《萍洲可談》中也記載：外僑犯徒刑以上重罪者，由地方判之；若為徒刑以下輕罪，核實後直送蕃坊，任蕃長處斷。唐宋之制，同樣也為明朝借鑑使用。（注：蕃長由朝廷任命，有官銜和朝服，屬北宋正式官員）
唐代長安極為開放，從《長安十二時辰》中也可見一二
清代還頒佈了各種“防範夷人章程”，不許外籍人等稍有越境摻雜，甚至對外商的隨從人數都做了規定。對其中滋生事端、作奸犯科的酌其輕重分別究擬斥革。官員想要息事寧人、督察不利的，一併參處。
至於其它的一些慣例，如“禁止外商城居”實際一直可以追溯至宋代。清代不僅延續了之前的做法，還進行了強化。可以說，清代中前期對外國人的管制可謂歷代最嚴。
嚴格的措施之下，更大程度上是清廷為了杜絕中外連結滋事，維繫滿清統治的需要，而且還帶有明顯“閉關鎖國”的思想。這為“落後於時代”埋下伏筆，終在英國人的堅船利炮下失掉了所有的“光環”。
《南京條約》，中國近代的苦難由此開始
刻骨銘心：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到了明代後期，隨著歐洲殖民者東來，中國對周邊地域的影響力和海外華人所受的“優待”遭遇了挑戰和打壓。此後數百年間，“天朝光環”逐漸暗淡、消失，藩屬國次第落入殖民者手中，東亞“朝貢體系”在列強的艦船利炮前被擊了個粉碎。
隨“朝貢體系”一起崩潰的，還有國人的心態——從天朝上國、居高臨下，走向了了另一個極端。如晚清李寶嘉《官場現形記》第53回“制臺見洋人”寫的那樣：“那制臺一聽洋人二字，不知為何，頓時氣焰矮了大半截，怔在那裡半天”。
正因如此，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上至清廷下至一般民眾，逐漸形成了一種“外國人無小事”的觀念，處理涉外事件時總是過分謙讓，以至卑躬屈膝。
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任何與“洋人”有關的事務，稍有不慎就可能變成“大事”，輕則賠款，重則爆發戰爭，進而割地求和。“馬嘉理事件”如此，“克林德事件”也是如此。
國運起伏之下，“外國人無小事”的觀念加上列強通過“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攫取的特權，形成了事實上的外國人“超國民待遇”。而其對此後中國的影響逾百年之久，不可謂不深遠。
今日之事：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何時休？
建國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國家為了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讓步”。不過，這種讓步主要體現在經濟層面，即對外商投資給予的稅收、投資等多種優惠，並在2010年時宣告結束。
至於“外國人的優待”，顯然要比外資的優待的時間要久多了。追根溯源，還是逃不開“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的雙重影響......
維爾納·格里希（德國人）是我國改革開放後聘請的第一位外籍廠長
◎ 歷史原因
“外交無小事”！這是人們根據1949年周總理發言所整理的（並非原話），意在囑託當時新成立的外交部門和一些經驗尚淺的人員，“切不可掉以輕心”。
時代在變，環境也在變。70年間，中國國力蒸蒸日上，外交上也褪去青澀，成熟起來，舊有準則已不再完全適應新的環境。如2018年表明的那樣：外交是有“小事”的。
只是經年累月下來，“外交無小事”不僅早已從外交系統中溢出，也逐漸的被濫用。一些基層更是將“外交無小事”的概念曲解成了“外國人無小事”。於是，便有了種種亂象。
周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
另一方面問題出在“人”的身上。從清末國運跌入谷底，到如今再度崛起，百年間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間的差距深入人心，久而久之難免讓人產生一種嚮往感，甚至是出現了崇洋媚外、奴顏婢膝之流。
在這種心理的影響下，不僅外國人有了“跋扈”的資本，一些出國留學的人也變得“矯情”起來，出現了眾多“歸國巨嬰”。殊不知在今日之中國，這不叫優越，而是自作多情。
只能說，讓你回來已經不錯了
◎ 現實原因
自1949年後直至70年代末，到中國來的外國人可謂鳳毛麟角。因而對於絕大部分國人而言，接觸外國人不過是近30年的事兒，這就難免造成一種“新鮮感”。
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當時的《小學生守則》中還有這樣一條：“在街上看到外國友人，不圍觀，不干擾，不尾隨，熱情大方，不卑不亢”。
此外，由於早期進入中國的外國人多是以外聘專家、富商為主的精英人士。加之國人的好客熱情，因而往往會給予這些“外國友人”以禮遇。
1978年，走在北京大街上的“老外”，這個人叫“皮爾·卡丹”
此後，隨著對外交往的加深，鮮新感逐漸褪去。國人也深刻的體會到外國人並非全是精英，也有些許渣滓。於是，外國人不再是高大上的代名詞，而國人的“外賓情結”也逐漸崩塌了。
有變的，但也有沒變的。中國並非移民國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有一部《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辦法》。而且其中的處罰標準曾20年不變，早已跟不上需求。
再加上一些地方對“外交無小事”的曲解，才造成了外國人在客觀上享受了很長時間的“超國民待遇”。
最後，回到最初那個問題：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何時休？
或許是真正能夠做到《小學生守則》上八個字的時候：熱情大方，不卑不亢。即歡迎真正的朋友，也絕不慣著某些渣滓。
本文參考文獻：
1.警惕一種“超國民待遇”——高峰
2.“外交無小事”觀念與中國外交——宋傑
3.誰給你們的專橫霸道？堅決反對給外國人“超國民待遇”！——環球視野
4.中國古代外國人治安管理研究——四川警察學院學報
5.清代對來華外國人學習中文態度的演變——歷史教學
6.在華老外的“超國民待遇”——若兮
7.中國人的“外賓情結”正在坍塌——鳳凰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