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郭說歷史
這兩個都是開啟絲綢之路的人，只是前者是開啟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人，後者是開啟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人，若沒有他們說不定就沒有現在很多國家在聽說了我國重啟絲綢之路後紛紛響應的緣由了，就因為當年我們給他們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及方便，才使得他們對我們以前幫助過他們的事銘記於心，知道我們的到來不是和他們搶地皮和奪資源，而是幫他們改善生活情況，提高生活品質的。所以他們很歡迎我們這次能重啟這樣的活動。
以下就是我對這兩次開啟絲綢之路的介紹：
張騫出使西域
歷史事件
張騫出使西域又稱張騫通西域，指的是漢武帝時期希望聯合月氏夾擊匈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各國的歷史事件。
建元元年（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即位，張騫任皇宮中的郎官。建元三年（前138年），漢武帝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欲聯合大月氏共擊匈奴，張騫應募任使者，於長安出發，經匈奴，被俘，被困十年，後逃脫。西行至大宛，經康居，抵達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歸途中，張騫改從南道，依傍南山，企圖避免被匈奴發現，但仍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匈奴內亂，張騫乘機逃回漢朝，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情況，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張騫在西域有威信，後來漢所遣使者多稱博望侯以取信於諸國。
張騫出使西域本為貫徹漢武帝聯合大月氏抗擊匈奴之戰略意圖，但出使西域後漢夷文化交往頻繁，中原文明通過“絲綢之路”迅速向四周傳播。因而，張騫出使西域這一歷史事件便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張騫對開闢從中國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有卓越貢獻，至今舉世稱道。
位置
“西域”一詞，最早見於《漢書·西域傳》，西漢時期，狹義的西域是指玉門關、陽關（今甘肅敦煌西）以西，蔥嶺（帕米爾高原）以東，崑崙山以北，巴爾喀什湖以南，即漢代西域都護府的轄地，今天的新疆地區。廣義的西域還包括蔥嶺以西的中亞細亞、西亞、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烏茲別克至地中海、沿岸，甚至達東歐、南歐。
西域以天山為界分為南北兩個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圍。西漢初年，有“三十六國”：南緣有樓蘭（鄯善，在羅布泊附近）、菇羌、且末、于闐（今和田）、莎車等，習稱“南道諸國”；北緣有姑師（後分前、後車師，在今吐魯番）、尉犁、焉耆、龜茲（今庫車）、溫宿、姑墨（今阿克蘇）、疏勒（今喀什）等，習稱“北道諸國”。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後蒲額和東西且彌等。它們面積不大，多數是沙漠綠洲，也有山谷或盆地。
人口不多，一般兩三萬人，最大的龜茲是八萬人，小的只有一兩千人。居民從事農業和畜牧業。除生產穀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產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飼草苜蓿。畜牧業有驢、馬、駱駝。此外，還有玉石、銅、鐵等礦產，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銅鐵鑄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國，雖然很小，但大都有城郭。各國國王以下設有官職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軍隊。公元前二世紀，張騫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貴族勢力伸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國設有幢僕都尉，向各國徵收繁重的賦稅，“賦稅諸國，取畜給焉”[1]，對這些小國進行奴役和剝削。
背景
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偉人。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位時，年僅十六歲。此時，漢王朝已建立六十餘年，歷經漢初幾代皇帝，奉行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特別是“文景之治”，政治的統一和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並進入了繁榮時代，國力已相當充沛。據史書記載，政府方面，是“鄙都庾廩盡滿，而府庫餘財”，甚至“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在民間，是“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以至“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與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漢武帝正是憑藉這種雄厚的物力財力，及時地反擊匈奴的侵擾，從根本上解除來自北方威脅的歷史任務，提上了日程。也正是這種歷史條件，使一代英才俊傑，得以施展宏圖，建功立業。
原因
匈奴威脅
西漢建國時，北方即面臨一個強大的遊牧民族的威脅。這個民族，最初以“獯鬻”、“獫狁”、“儼狁”、“葷粥”、“恭奴”等名稱見於典籍，後統稱為“匈奴”，春秋戰國以後，匈奴跨進了階級社會的門檻，各部分別形成奴隸制小國，其國王稱“單于”。楚漢戰爭時期，冒頓單于乘機擴張勢力，相繼征服周圍的部落，滅東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國東北部、北部和西部廣大地區，建立起統一的奴隸主政權和強大的軍事機器。匈奴奴隸主貴族經常率領強悍的騎兵，侵佔漢朝的領土，騷擾和掠奪中原居民。漢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頓單于率騎兵圍攻晉陽（今山西太原）。劉邦親領三十二萬大軍迎戰，企圖一舉擊潰匈奴主力。結果，劉邦反被冒頓圍困於白登（今山西大同東），七日不得食，只得採用陳平的“奇計”，暗中遣人納賄於冒頓的閼氏夫人，始得解圍。從此，劉邦再不敢用兵於北方。後來的惠帝、呂后，和文景二帝，考慮到物力、財力的不足，對匈奴也都只好採取“和親”、饋贈及消極防禦的政策。但匈奴貴族，仍寇邊不已。文帝時代，匈奴騎兵甚至深入甘泉，進逼長安，嚴重威脅著西漢王朝的安全。
聯合大月氏
天山南麓，因北阻天山，南障崑崙，氣候特別乾燥，僅少數水草地宜於種植，缺少牧場，漢初形成三十六國，多以農業為生，兼營牧畜，有城廓廬舍，故稱“城廓諸國”。從其地理分佈來看，由甘肅出玉門、陽關南行，傍崑崙山北麓向西，經且未（今且未縣）、于闐（今于田縣），至莎車（今莎車縣），為南道諸國。出玉門、陽關後北行，由姑師（今吐魯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經焉耆（今焉耆縣）、輪臺（今輪臺縣）、龜茲(今庫車縣)，至疏勒，為北道諸國。南北道之間，橫亙著一望無際的塔里木沙漠。這些國家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種民族，人口總計約三十餘萬。張騫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諸國也已被匈奴所征服，並設“僮僕都尉”，常駐焉耆，往來諸國徵收糧食、羊馬。南路諸國實際已成匈奴侵略勢力的一個重要補給線；三十多萬各族人民遭受著匈奴貴族的壓迫和剝削。
蔥嶺以西，當時有大宛、烏孫、大月氏、康居、大夏諸國。由於距匈奴較遠，尚未直接淪為匈奴的屬國。但在張騫出使之前，東方的漢朝和西方的羅馬對它們都還沒有什麼影響。故匈奴成了唯一有影響的強大力量，它們或多或少也間接地受制於匈奴。
從整個形勢來看，聯合大月氏，溝通西域，在蔥嶺東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漢朝的威信和影響，確實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軍事行動，最後徹底戰勝匈奴的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步驟。
漢武帝即位不久，從來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連一帶曾住著一個遊牧民族大月氏，中國古書上稱“禺氏”。秦漢之際，大月氏的勢力強大起來，攻佔鄰國烏孫的土地，同匈奴發生衝突。漢初，多次為匈奴冒頓單于所敗，國勢日衰。至老上單于時，被匈奴徹底征服。老上單于殺掉月氏國王，還把他的頭顱割下來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經過這次國難以後，被迫西遷。在現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帶，趕走原來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國家。但他們不忘故土，時刻準備對匈奴復仇，並很想有人相助，共擊匈奴。漢武帝根據這一情況，遂決定聯合大月氏，共同夾擊匈奴。於是下令選拔人才，出使西域。天山北路，是天然的優良的牧場，當時已為匈奴所有，屬匈奴右部，歸右賢王和右將軍管轄。西北部伊犁河一帶原住著一支“塞人”，後被遷來的月氏人所驅逐。而大月氏後又為烏孫趕走。
漢朝日趨強盛後，計劃積極地消除匈奴貴族對北方的威脅。武帝聽到有關大月氏的傳言，就想與大月氏建立聯合關係，又考慮西行的必經道路——河西走廊還處在匈奴的控制之下，於是公開徵募能擔當出使重任的人才。
當漢武帝下達詔令後，滿懷抱負的年輕的張騫，挺身應募，毅然挑起國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張騫，漢中成固（今陝西城固縣）人，生年及早期經歷不詳。漢武帝劉徹即位時，張騫已在朝廷擔任名為“郎”的侍從官。據史書記載，他“為人強力，寬大信人”。即具有堅韌不拔、心胸開闊，並能以信義待人的優良品質。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從官，沒有固定職務，又隨時可能被選授重任。
過程
首次西行
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奉命率領一百多人，從隴西（今甘肅臨洮）出發。一個歸順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願充當張騫的嚮導和翻譯。他們西行進入河西走廊。這一地區自月氏人西遷後，已完全為匈奴人所控制。正當張騫一行匆匆穿過河西走廊時，不幸碰上匈奴的騎兵隊，全部被抓獲。匈奴的右部諸王將立即把張騫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見當時的軍臣單于（老上單于之子）。 軍臣單于得知張騫欲出使月氏後，對張騫說：“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這就是說，站在匈奴人的立場，無論如何也不容許漢使通過匈奴人地區，去出使月氏。就像漢朝不會讓匈奴使者穿過漢區，到南方的越國去一樣。張騫一行被扣留和軟禁起來。
匈奴單于為軟化、拉攏張騫，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頭，進行了種種威逼利誘，還給張騫娶了匈奴的女子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達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漢節不失”，始終沒有忘記漢武帝所交給自己的神聖使命，沒有動搖為漢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決心。張騫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也沒有動搖他一定要完成任務的決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機會。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敵人的監視漸漸有所鬆弛。一天，張騫趁匈奴人的不備，果斷地離開妻兒，帶領其隨從，逃出了匈奴王庭。
這種逃亡是十分危險和艱難的。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張騫等人詳細瞭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並學會了匈奴人的語言，他們穿上胡服，很難被匈奴人查獲。因而他們較順利地穿過了匈奴人的控制區。
但在留居匈奴期間，西域的形勢已發生了變化。月氏的敵國烏孫，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從伊犁河流域，繼續西遷，進入鹹海附近的媯水地區，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園。張騫大概瞭解到這一情況。他們經車師後沒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進發，而是折向西南，進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過庫車、疏勒等地，翻越蔥嶺，直達大宛（費爾幹納盆地）。路上經過了數十日的跋涉。
這是一次極為艱苦的行軍。大戈壁灘上，飛沙走石，熱浪滾滾；蔥嶺高如屋脊，冰雪皚皚，寒風刺骨。沿途人煙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資準備又不足。張騫一行，風餐露宿，備嘗艱辛。乾糧吃盡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殺禽獸聊以充飢。不少隨從或因飢渴倒斃途中，或葬身黃沙、冰窟，獻出了生命。
張騫到大宛後，向大宛國王說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種種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並表示今後如能返回漢朝，一定奏明漢皇，送他很多財物，重重酬謝。大宛王本來早就風聞東方漢朝的富庶，很想與漢朝通使往來，但苦於匈奴的中梗阻礙，未能實現。漢使的意外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張騫的一席話，更使他動心。於是滿口答應了張騫的要求，熱情款待後，派了嚮導和譯員，將張騫等人送到康居（今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內）。
由大宛介紹，又通過康居（今哈薩克共和國東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又遣人將他們送至大月氏。
張騫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來，大月氏這個“行國”已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烏孫的攻擊，又一次向西遠徙。烏孫，63萬人，也是個“行國”，曾在敦煌一帶遊牧，受過大月氏的攻擊。後來匈奴支持烏孫遠襲大月氏，大月氏被迫遷到阿姆河畔，而烏孫卻在伊犁河留住下來。自從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由於新的國土十分肥沃，物產豐富，並且距匈奴和烏孫很遠，外敵寇擾的危險已大大減少，改變了態度，逐漸由遊牧生活，改向農業定居，無意東還，再與匈奴為敵。當張騫向他們提出建議時，他們已無意向匈奴復仇了。加之，他們又以為漢朝離月氏太遠，如果聯合攻擊匈奴，遇到危險恐難以相助。張騫等人在月氏逗留了一年多，但始終未能說服月氏人與漢朝聯盟，夾擊匈奴。在此期間，張騫曾越過媯水南下，抵達大夏的藍氏城（今阿富汗的汗瓦齊拉巴德）。
張騫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結果，只好在元朔元年（前128年），動身返國。歸途中，張騫為避開匈奴控制區，改變了行軍路線。計劃通過青海羌人地區，以免匈奴人的阻留。於是重越蔥嶺後，他們不走來時沿塔里木盆地北部的“北道”，而改行沿塔里木盆地南部，循崑崙山北麓的“南道”。從莎車，經于闐（今和田）、鄯善（今若羌），進入羌人地區。但出乎意料，羌人也已淪為匈奴的附庸，張騫等人再次被匈奴騎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
元朔三年（前126年）初，軍臣單于死了，其弟左谷蠡王自立為單于，進攻軍臣單于的太子於單。於單失敗逃漢。張騫便趁匈奴內亂之機，帶著自己的匈奴族妻子和堂邑父，逃回長安。這是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從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出發，至元朔三年（前126年）歸漢，共歷十三年。
張騫出使時帶著100多人，歷經13年後，只剩下他和堂邑父，還有他的匈奴妻子三個人回來。這次出使，雖然沒有達到原來的目的，但對於西域的地理、物產、風俗習慣有了比較詳細的瞭解，為漢朝開闢通往中亞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漢武帝對張騫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滿意，特封張騫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為“奉使君”，以表彰他們的功績。
張騫回來以後，向武帝報告了西域的情況。這就是《漢書·西域傳》資料的最初來源。之後，由於張騫隨衛青出征立功，“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被武帝封為“博望侯”。
二出西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這時，漢朝業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積極進行武帝時對匈奴最大規模的一次戰役。幾年來漢武帝多次向張騫詢問大夏等地情況，張騫著重介紹了烏孫到伊犁河畔後已經與匈奴發生矛盾的具體情況，建議招烏孫東返敦煌一帶，跟漢共同抵抗匈奴。這就是“斷匈奴右臂”的著名戰略。同時，張騫也著重提出應該與西域各族加強友好往來。這些意見得到了漢武帝的採納。
張騫率領300人組成的使團，每人備兩匹馬，帶牛羊萬頭，金帛貨物價值“數千鉅萬”，到了烏孫，遊說烏孫王東返，沒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節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張騫回來，烏孫派使者幾十人隨同張騫一起到了長安。此後，漢朝派出的使者還到過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鹹海與裡海間）、條支（安息屬國）、犁軒（附屬大秦的埃及亞歷山大城），中國使者還受到安息專門組織的二萬人的盛大歡迎。安息等國的使者也不斷來長安訪問和貿易。從此，漢與西域的交通建立起來。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張騫回到漢朝後，拜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後，漢同西域的關係進一步發展。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烏孫王以良馬千匹為聘禮向漢求和親，武帝把江都公主細君嫁給烏孫王。細君死後，漢又以楚王戊孫女解憂公主嫁給烏孫王。解憂的侍者馮鐐深知詩文事理，做為公主使者常持漢節行賞賜於諸國，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稱為馮夫人。由於她的活動，鞏固和發展了漢同烏孫的關係。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內部分裂，日逐王先賢撣率人降漢，匈奴對西域的控制瓦解。漢宣帝任命衛司馬鄭吉為西域都護，駐守在烏壘城（今新疆輪臺東），這是漢朝在蔥嶺以東，今巴爾喀什湖以南的廣大地區正式設置行政機構的開端。
匈奴奴隸主對西域各族人民的剝削、壓迫是極其殘酷的。西漢的封建制度，較之匈奴的奴隸制度要先進得多。因此，新疆境內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擺脫匈奴貴族的壓迫，接受西漢的統治。西漢政府在那裡設置常駐的官員，派去士卒屯田，並設校尉統領，保護屯田，使漢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影響
漢通西域，雖然起初是出於軍事目的，但西域開通以後，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軍事範圍。從西漢的敦煌，出玉門關，進入新疆，再從新疆連接中亞、西亞的一條橫貫東西的通道，再次暢通無阻。這條通道，就是後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把西漢同中亞許多國家聯繫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文化的交流。由於中國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稱邊疆少數民族為“夷”，所以張騫出使西域促進了漢夷之間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蠶豆苜蓿等十幾種植物，逐漸在中原栽培。龜茲的樂曲和胡琴等樂器，豐富了漢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漢軍在鄯善、車師等地屯田時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術，習稱“坎兒井”，在當地逐漸推廣。此外，大宛的汗血馬在漢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那時大宛以西到安息國都不產絲，也不懂得鑄鐵器，後來漢的使臣和散兵把這些技術傳了過去。中國蠶絲和冶鐵術的西進，對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貢獻甚大。[2]
評價
張騫這次遠征，僅就預定出使西域的任務而論，是沒有完成。因為他未能達到同大月氏建立聯盟，以夾攻匈奴的目的。如從其產生的實際影響和所起的歷史作用而言，無疑是很大的成功。自春秋以來，戎狄雜居涇渭之北。至秦始皇北卻戎狄，築長城，以護中原，但其西界不過臨洮，玉門之外的廣闊的西域，尚為中國政治文化勢力所未及。張騫第一次通使西域，使中國的影響直達蔥嶺東西。自此，不僅現今中國新疆一帶同內地的聯繫日益加強，而且中國同中亞、西亞，以至南歐的直接交往也建立和密切起來。後人正是沿著張騫的足跡，走出了譽滿全球的“絲綢之路”。張騫的“鑿空”之功，是應充分肯定的。
張騫出使西域，既是一次極為艱險的外交旅行，同時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科學考察。張騫對廣闊的西域進行了實地的調查研究工作。他不僅親自訪問了位處新疆的各小國和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諸國，而且從這些地方又初步瞭解到烏孫（巴爾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裡海、鹹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條支（又稱大食，今伊拉克一帶）、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國的許多情況。回長安後，張騫將其見聞，向漢武帝作了詳細報告，對蔥嶺東西、中亞、西亞，以至安息、印度諸國的位置、特產、人口、城市、兵力等，都作了說明。這個報告的基本內容為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傳》中保存下來。這是中國和世界上對於這些地區第一次最翔實可靠的記載。至今仍是世界上研究上述地區和國家的古地理和歷史的最珍貴的資料。
軼事典故
民間傳說，張騫奉漢武帝之命，開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黃河源頭，會見牛郎和織女，帶回了天馬。時逢 戰亂，國社動盪，人民流離，憂國憂民的詩人站在中西古道上，不禁想起這位“鑿空”西域，遠播國威，造福後世的名臣。
現在介紹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源
鄭和下西洋
明朝歷史事件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首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結束於宣德八年（1433年），共計七次。由於使團正使由鄭和擔任，且船隊航行至婆羅洲以西洋麵（即明代所謂“西洋”[1]），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寶太監鄭和率領船隊從南京出發，在江蘇太倉的劉家港集結，至福建福州長樂太平港駐泊伺風開洋[2][3]，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裡、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遠到達東非、紅海。[4]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5]。然而，關於鄭和船隊的航海目的、航行範圍等史實以及對七次航行的評價，仍存在爭議。
（概述內圖片來源：《中國史稿地圖集》[6]）
事件背景
外交背景
明初的外交有意沿襲元代的規模，[10] 但在邦交理念上有所不同。明太祖積極、主動發展與藩國的邦交關係，對周邊國家採“不侵佔”的態度，並在《皇明祖訓》中開列了十五個“不徵之國”，試圖構建一個以中國為主導,有等級秩序的、和諧的理想世界秩序。[11] 有觀點認為，明廷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和平外交模式，影響有明近三百年。[12] 也有觀點認為，“不徵”是明朝對內設定的最優外交目標，並不意味著完全排斥武力；明朝的目的在於以武力為後盾，力爭以不動兵戈的方式實現威服眾邦，構建以明帝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格局；[13] 而具體交往模式的選取，又與交往對象在明朝外交層級中的位置有關。[14]
朱棣篡位後，銳意溝通域外國家。在鄭和之前，他派遣尹慶於永樂元年（1403年）出使了古裡、[15] 滿剌加（當時尚未建國），又於永樂二年（1404年）出使了爪哇和蘇門答臘。[16] 在鄭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又發動南征安南，將之納入明王朝版圖。“郡縣安南”之後，明朝從陸路近可制占城，遠可控滿剌加，為鄭和後續的下西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貢體系得以順利建立和鞏固。[17]
經濟背景
明代初期，由於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農業經濟恢復了。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冶、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外，元末時江南地區已有相當規模的海船建造業，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規模龐大的官營造船業，除南京寶船廠外，在蘇州、松江、鎮江等地均設有官廠。[18] 明初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和下“西洋”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
明成祖通過靖難之役奪得皇位時，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十多年，農業與人們的生活未受這場政變的影響。這時，中國廣州等沿海的大都市發展得十分繁榮。在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之後，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貿易已經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國的絲織品、瓷器受到西洋諸國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而中國對不能自行生產的香料等物，也有較大的需求。[19]
科技條件
造船業的發達，羅盤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航海知識的增加（明太祖於1389年編制的《大明混一圖》就是實例），為鄭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條件。
造船技術
在鄭和下西洋前，中國造船技術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約在唐代，中國人已經發明水密隔艙、車船、[20] 平衡舵、開孔舵。[21] 在船型方面，宋元時期，中國海船的船型已經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廣船最為著名，被認為中國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應用最廣、影響最大。在海船船殼結構上，中國海船採用搭接法，形成“魚鱗式”結構（亦稱“錯裝甲法”結構），從而使船殼板聯結緊密嚴實，整體強度高， 且不易漏水。船舶載重量也相當可觀，南宋時已可達萬石以上；[20] 在載客量上，大海船可載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環境上，中國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設施齊全，配備洗漱設施，[21] 設有可以攜帶家屬的幽雅客房，[20] 備有充裕的食品， 甚至在船上養豬、種菜、種藥材[21] 、釀酒，以及種植盆景以供觀賞。[20]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繫。
在天文航海技術方面，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關於航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於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22]
事件起因
總述
鄭和下西洋的起因眾說紛紜，《明史·鄭和傳》同時提供了尋找建文帝和宣揚大明威德的說法，[23] 此外還有防範帖木兒帝國、獲取海外朝貢以及出於宗教目的[24] [25] 等說法。
尋建文帝說
建文元年到四年（1399-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最後攻下國都應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燒皇宮，不知所蹤。在明代，顧起元曾引述他人之語，稱建文帝亡命海外、朱棣派鄭和下西洋含有尋找建文帝的用意[8] [26] ，鄭曉、沈德符等也均有此懷疑。[26] [27] [28] [29] 此後，查繼佐《罪惟錄》、傅維鱗《明書》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鄭和傳》[23] 與《胡濙傳》[30] [31] 均收錄這種說法，[32] 近現代學者如許立群、范文瀾也曾加採用。[33]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繫。
在天文航海技術方面，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應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關於航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於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22]
事件起因
總述
鄭和下西洋的起因眾說紛紜，《明史·鄭和傳》同時提供了尋找建文帝和宣揚大明威德的說法，[23] 此外還有防範帖木兒帝國、獲取海外朝貢以及出於宗教目的[24] [25] 等說法。
尋建文帝說
建文元年到四年（1399-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最後攻下國都應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燒皇宮，不知所蹤。在明代，顧起元曾引述他人之語，稱建文帝亡命海外、朱棣派鄭和下西洋含有尋找建文帝的用意[8] [26] ，鄭曉、沈德符等也均有此懷疑。[26] [27] [28] [29] 此後，查繼佐《罪惟錄》、傅維鱗《明書》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鄭和傳》[23] 與《胡濙傳》[30] [31] 均收錄這種說法，[32] 近現代學者如許立群、范文瀾也曾加採用。[33]
此種說法受到不少批評。明人朱國禎認為，建文帝為人“仁弱”，即使未死而竄入異域，也不再對朱棣的皇位構成威脅。[34] [35] 還有研究者指出，鄭和下西洋次數多、時間長，朱棣的皇位在此過程中早已穩固下來，不可能歷次都為了尋訪建文帝。[33] 此外，這種說法也缺乏可靠史料作為支撐，《明史》就此還有自相矛盾之處。[36] 儘管如此，也不排除尋找建文帝是一個可能的動因。[37]
宣揚威德說
如果說尋找建文帝下落的說法主要出於猜測，那麼宣揚國威說則有史料根據。[38] 對於宣揚威德這一點，學界有多種解讀。其一，認為下西洋是為了“通好他國，懷柔遠人”[39] ，踐行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並認為所謂 “耀兵異域”的說法應該有所修正。其二，認為這從根本上出於明成祖本人的好大喜功，即以天朝上國自居，而令蠻夷國家畏威懷德、輸誠納貢。[40] 其三，認為下西洋並非出於“誇多鬥靡”的目的，而重在宣揚德化。[41]
軍事目的說
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是針對帖木兒帝國而採取的行動，具體又包括聯絡印度抗擊帖木兒等說法。[42] 但鄭和下西洋開始時，帖木兒本人已經去世，其繼承者則同明朝關係友好，加之該國已經開始分裂，帖木兒帝國不再對中國西陲形成威脅。[43]
此外，朱國禎認為鄭和下西洋有避免張士誠舊部通倭的用意。[34] [35] 鄭一鈞進一步指出，明初對南糧北運採取海運方式，永樂年間則先後改為海陸兼運和單行漕運，讓不再負責運糧的海員參加鄭和船隊，可以解決他們的出路問題，並避免他們鋌而走險、勾結倭寇等等；但他同時認為，這些只是鄭和下西洋的積極效果，而非其動因。[32] 李新峰則結合下西洋與明成祖北伐在時段上的關係，推測朱棣或許對以南方軍士為主體的水軍缺乏信任，故在皇帝離京、北伐時儘量派水軍出洋以消除隱患。[44]
事件經過
第一次
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1405年7月11日），三寶太監鄭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45] [46] 途經麻喏八歇國時，該國東西二王交戰，西王誤殺鄭和船隊登岸人員。事件發生後，西王派使者謝罪。鄭和鑑於西王請罪受罰，對該事件予以剋制。[47]
在三佛齊舊港，鄭和招諭當地海盜陳祖義，陳祖義詐降，圖謀襲擊鄭和船隊。鄭和擊敗了他，殺敵五千餘人，燒燬敵船十艘，俘獲敵船七艘，生擒陳祖義等三人。[48] [49] 其後，鄭和任命廣東華僑施進卿為舊港之主。[50]
永樂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鄭和船隊攜諸國使者、押陳祖義等俘虜還朝。明成祖下令斬殺了陳祖義等三人，[48] [51] 又寬恕了謝罪的西王，[47] 並對鄭和此行感到滿意，[52] 賞賜了舊港之戰的有功將士；[53] 又因鄭和稱航海期間天妃多有感應，遣朱焯加以祭告。[54] [55]
第二次
鄭和回國後，立即進行第二次遠航準備，這次遠航的主要是送外國使節回國，規模較小。鄭和船隊在永樂五年（1407年）奉命出發，訪問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羅（今泰國）、爪哇和蘇門答剌北部，然後再一次駛往印度洋，以柯枝和古裡為目的地。明朝使節們正式冊封古裡王，並在古裡刻石立碑以紀念這一盛事。這次的回國途中有一部分船隊訪問了暹羅和爪哇。[5] 到錫蘭時，鄭和船隊向有關佛寺佈施了金、銀、絲絹、香油等。永樂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鄭和、王景弘立《佈施錫蘭山佛寺碑》，記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現存科倫坡博物館。[56] 永樂七年（1409年）夏，鄭和船隊還朝。
這次下西洋，《明實錄》及《明史》均未記載，上述永樂五年至七年的出訪時間系據《天妃之神靈應記》[57] ，學界就此仍存有爭議。
第三次
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候顯率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艘，從太倉劉家港啟航，敕使占城，賓童龍，真臘，暹羅，假裡馬丁，交闌山，爪哇，重迦羅，吉里悶地，古裡，滿剌加，彭亨，東西竺，龍牙迦邈，淡洋，蘇門答剌，花面，龍涎嶼，翠蘭嶼，阿魯，錫蘭，小葛蘭，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蘇祿等國。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
滿剌加當時是暹羅屬地，[58] 正使鄭和奉成祖命招敕，賜給當地酋長雙臺銀印，冠帶袍服，樹碑並建立滿剌加國，暹羅自此不敢侵擾滿剌加。[59] 滿剌加國王感念明朝的幫助，後曾於永樂十三年（1415年）親赴明帝國朝覲。[60] [58] 滿剌加九洲山盛產沉香，黃熟香；鄭和等差官兵入山採香，得直徑八九尺，長八九丈的標本6株。
鄭和訪問錫蘭山國時，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鄭和覺察，離開錫蘭山前往他國。回程時再次訪問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誘騙鄭和到國中，發兵五萬圍攻鄭和船隊，又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趁敵軍傾巢而出，國中空虛，帶領隨從二千官兵，趁夜突襲亞烈苦奈兒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亞烈苦奈兒並家屬。[61] [62] [63]
永樂九年（1411年）六月，鄭和船隊還朝。成祖赦免了亞烈苦奈兒，下詔另擇賢君，[61] [62] 進一步提高了明帝國在東南亞的威信。[64] 對於下西洋將士，成祖下令在太倉宴請犒勞。[65] [66]
此次航行，《明史》及《明實錄》均作永樂六年（1408年）九月成祖派遣鄭和等出發，[67] [68] 且《明史》將此作為鄭和第二次下西洋。一說，《佈施錫蘭山佛寺碑》是在這次航行中樹立的。[64] [69]
第四次
永樂十年（1412年）十一月，成祖命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統軍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出使滿剌加，爪哇，占城，蘇門答剌，柯枝，古裡，南渤裡，彭亨，吉蘭丹，加異勒，勿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等國。[70] [71] 船隊於永樂十一年（1413年）出發，使團中包括官員868人，兵26800人，指揮93人，都指揮2人，書手140人，百戶430人，戶部郎中1人，陰陽官1人，教諭1人，舍人2人，醫官醫士180人，正使太監7人，監丞5人，少監10人，內官內使53人其中包括翻譯官馬歡，陝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揮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
鄭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賜占城王冠帶。到蘇門答剌時，蘇幹剌剛剛弒君篡位，明朝方面認為他是“偽王”，他則惱怒明廷不賞賜自己，遂率大軍截殺鄭和船隊。鄭和率明軍以及當地部隊奮戰並獲勝，追擊到喃渤利國，生擒了蘇幹剌。[72] [73] （費信稱鄭和是奉明成祖消滅蘇幹剌[74] ，恐誤）船隊還曾在三寶壟休整一個月，期間鄭和、費信常在當地華人回教堂祈禱。鄭和命哈芝黃達京掌管佔婆華人回教徒。此後，船隊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東非麻林迪（肯尼亞）。
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鄭和船隊回國。[75] [76] 九月，鄭和等人獻俘於北京，明廷誅殺蘇幹剌，賞賜立功將士。[72] [77] 同年十一月，麻林國等國使者嚮明廷進獻“麒麟”等獸。[78] [79] （此前，榜葛剌特使也於永樂十二年（1414年）進獻“麒麟”。[80] [81] ）此“麒麟”被認為可能是長頸鹿，顯示出鄭和使團首次對東非沿岸國家所進行的訪問取得了圓滿的成功。[56] 次年，成祖御製碑文，樹立“天妃宮碑”以示對天妃庇佑下西洋船隊的感謝。[82]
第五次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年12月28日），明成祖命鄭和等人護送古裡、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裡、卜剌哇、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裡、沙裡灣泥、彭亨各國使者及舊港宣慰使歸國。[83] [84] 據“鄭和行香碑”，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1日），鄭和在泉州行香。[85] 同年秋後，鄭和率船隊出發，[86] 隨行有僧人慧信，將領朱真、唐敬等。鄭和奉命在柯枝詔賜國王印誥，封國中大山為鎮國山，並立碑銘文。忽魯謨斯進貢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貢“麒麟”；祖法爾進貢長角馬；木骨都束進貢花福鹿、獅子；卜剌哇進貢千里駱駝、鴕雞；爪哇、古裡進貢麾裡羔獸。鄭和船隊約在永樂十七年（1419年）七月回國，[87] 當年七月十七日（1419年8月8日），朱棣下詔，按等級對下西洋將士進行賞賜。[88]
一說，宋末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之侄蒲日和，也與太監鄭和，奉敕往西洋尋玉璽，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85]
第六次
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鄭和送十六國使臣回國。[89] [90] 為趕東北季風，鄭和率船隊很快出發，到達國家及地區有占城、暹羅、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刺撒、卜剌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馬里朱巴河）、麻林、古裡、柯枝、加異勒、錫蘭山、溜山、南巫裡、蘇門答剌、阿魯、滿刺加、甘巴里、幔八薩（今肯尼亞的蒙巴薩）。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鄭和船隊回國，隨船來訪的有暹羅、蘇門答剌和阿丹等國使節。[91] [92] [93]
暫停期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明成祖命鄭和前往舊港賜施進卿之子施濟孫官印和官服，令他接替已故父親的位置。[94] [95] 同年七月，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聞訊後即位，隨即調整了其父的擴張政策，對內採取措施減輕民困，對外進行戰略收縮。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的即位詔書中，明仁宗宣佈停止下西洋。[96] [97] 《明史》稱，鄭和是在返航後方才得知成祖去世，本次出航也是《明史》記載的鄭和第六次下西洋；[98] 另說鄭和未及成行，成祖即已去世，鄭和的使命被改交他人[5] 。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鄭和被任命為南京守備，率下西洋的明軍鎮守南京。[99]
第七次
宣德五年六月九日（1430年6月29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鄭和出使西洋忽魯磨斯、錫蘭山、古裡、滿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蘇門答剌、剌撒、溜山、阿魯、甘巴里、阿丹、佐法兒、竹步、加異勒等二十國及舊港宣慰司，[100] [101] （據《天方至聖實錄》等書，七月二十七日（8月15日），宣宗還曾就製造舟船等事下詔。[102] [103] [104] ）隨行有太監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根據明代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記載，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弄手、醫士、鐵錨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9]
宣德六年二月七日（1431年3月20日），明宣宗因獲悉滿剌加國王欲親自前來朝貢、但被暹羅阻礙，故令鄭和向暹羅國王傳達敕諭，要求暹羅與鄰為善。[105] [106] 二月二十六日（4月8日），鄭和船隊抵達福建長樂港，在長樂停留約半年，在此期間，鄭和曾率領興平三衛指揮千百戶和州府官員，到福建湄州嶼，賣辦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宮。又在長樂縣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長樂天妃宮（十一月建成），樹立《天妃靈應之記》碑，[107] 並鑄造銅鐘一口，銘文：“永遠長生供養，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監鄭和，王景弘同官軍人等，發心鑄造銅鐘一口。”
這次航行，鄭和船隊從竹步西行，最遠到達非洲南端，接近莫桑比克海峽。[108] 一說鄭和在這次航行的過程中去世。[109]
事件結果
宣德九年（1434年），王景弘率船隊出使蘇門答臘等南洋國家，[110] [111] [109] 船隊約在年末回國。[112] [113] 宣德十年（1435年），宣宗去世，明英宗繼位。同年，隨王景弘船隊入貢的蘇門答臘國王之弟哈尼者罕奏國王老耄，明廷嘉許老王，令老王之子嗣位。[114] [115]
正統元年（1436年），明廷遣古裡、蘇門答臘等十一國使臣隨同爪哇使臣出航，並請爪哇國王分送其他國家的使者回國。[116] [117] 一說，輔政大臣還曾於該年以明英宗的名義命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停罷採買營造，並由此終止下西洋貿易；[118] [119] 這與《明實錄》原文有出入，或為誤讀。[120] [121] 但無論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109]
天順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監福安幾次嚮明英宗派陳奏自下西洋停罷後珍珠、黃金等奢侈品不足，[122] [123] [124] [125] 並曾請求派官員下西洋採購黃金，為明英宗所拒。[126] [127]
事件影響
政治
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軍事方面，鄭和下西洋頗有建樹。在總體保持和平的同時，鄭和船隊使用武力，打擊了斯里蘭卡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的統治，消滅篡奪王位的蘇門答臘君主蘇幹剌，懲治海盜陳祖義，並在東南亞扶植由施氏華僑統治的舊港宣慰司。有學者認為，鄭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東南亞全面建立起華夷政治體系；而這種政治秩序由於是基於傳統的“王者無外”、“懷遠以德”的觀念，故總體上是非侵略性的。[128]
拓展朝貢體系
在下西洋的過程中，鄭和船隊展示了明帝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加之經濟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導的朝貢體系的規模大為擴展。[5] 這種朝貢體系是非霸權（無論是軍事、政治、經濟還是宗教、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強國國際政治體系。[129] 鄭和也被視為明朝的和平使者。[130]
經濟
開拓海外貿易
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鄭和下西洋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等形式。朝貢貿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為大宗，甚至有學者認為尋找海外香料、滿足國內需求，是促成鄭和下西洋的一個根本原因。[19]
官方貿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開，遵循平等自願、等價交換等原則，其使用的“擊掌定價法”傳為美談；民間貿易則由私人自發展開，例如據考證鄭和船隊的官兵便可以攜帶商品在沿線國家展開貿易。[22]
改進國內生產
學界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為中國輸入了新的工藝產品、原料、技術，從而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例如，性堅質細的海外硬木因鄭和下西洋而進入中國，使中國匠師們對於硬木操作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31] 在陶瓷生產方面，明朝工匠們使用由鄭和下西洋而進口的蘇麻離青（又稱“蘇勃泥青”）為呈色劑[132] ，形成了永、宣青花顏色濃重、暈散的風格；又吸收伊斯蘭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產生了新器型（如扁壺、花澆）和新紋樣。一說，景泰藍的發展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133]
引發財政危機
鄭和下西洋以朝貢貿易為主，“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有“厚往薄來”之說[38] ，從而也使得遠航難以為繼。根據歷史資料顯示，鄭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對這些外邦朝貢者的大量賞賜，引發了帝國的恐慌，僅耗費銀兩一說即達600萬兩，[134] 還不包括對兩萬官兵的嘉獎。由於船隊攜帶銅錢出國收購，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嚴重消耗了國庫儲備，引起錢幣的大規模貶值。[135]
文化
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也留下了介紹沿岸國家、地區情況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圖。
宗教文化
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伊斯蘭教在印度尼西亞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傳播，[136] 《三寶壟華人編年史》被認為是這方面的一項證據。[137] 在伊斯蘭教的輸入方面，鄭和船隊的分船隊曾經到達天方國，帶回了該國大清真寺的寫真畫本，[138] 加強了中國和伊斯蘭教文化區的聯繫。[139] 鄭和船隊也在海外傳播佛教，《佈施錫蘭山佛寺碑》就是這方面的例證。還有推測稱，以天妃信仰為代表的道教也隨鄭和船隊在海外傳播。[140]
地理著述
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明朝對外界的瞭解。航海的參與者中，馬歡留有《瀛涯勝覽》[141] ，費信有《星槎勝覽》[142] ，鞏珍有《西洋番國志》，介紹下西洋途徑諸國的情況。[1] 在地理認識上，鄭和下西洋後，“西洋”一詞的含義更為擴大，有了泛指海外諸國、外國之意。[143]
鄭和下西洋，還留下了《鄭和航海圖》。原圖呈一字形長卷，明代中晚期茅元儀將之收錄在《武備志》中，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圖20頁，共40幅，最後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誌、灘、礁、山脈和航路等。其中明確標明南沙群島（萬生石塘嶼）、西沙群島（石塘）、中沙群島（石星石塘）。《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144] 也是遠洋航行的寶貴資料。[1] 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鄭和航海圖》製圖的範圍廣，內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22]
此外，有觀點認為《兩種海道針經》中的《順風相送》的成書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145] [146]
事件評價
顧起元：按此一役，視漢之張騫、常惠等鑿空西域，尤為險遠。後此員外陳誠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駕博望，然未有如和等之泛滄溟數萬裡，而遍歷二十餘國者也······惜哉！其以取寶為名，而不審於《周官·王會》之義哉！[26]
何喬遠：葢太監鄭和與王景弘、侯顯輩領之有歲。當是時，四夷君長，執贐獻琛，頂踵相望。賜宴之日，有忭舞天日，稽首闕庭，嘆未嘗有，譯鞮之館，充牣旁皇，奕然壯觀矣。然而往來使送接伴賞賚，費亦不貲。[147]
茅元儀·：夫勞近以務遠，君子不取也。不窮兵，不疲民，而禮樂文明赫昭異域，使光天之下，無不沾德化焉，非先王之天地同量哉。唐起於西，故玉關之外將萬里；明起於東，故文皇帝航海之使不知其幾十萬裡。天實啟之，不可強也。[148]
萬斯同等《明史稿》：①諸邦憚其兵威，且貪中國財物，莫不稽顙稱臣，厚禮使者。是蠻邦絕域、前代所不賓者，亦皆奉表獻琛，接踵中國；或躬率妻孥，梯航數萬裡，面謁闕庭。殊方珍異之寶，麒麟、獅、犀、天馬、神鹿、白象、火雞諸奇畜，鹹充廷實，天子顧而樂之，益泛海通使不絕，中國物力亦頗為之耗焉。②和將命絕域，三擒賊魁，威震海外，自是諸番益欽其威信，凡所號令，罔敢不服從，而番人利中國貨物，益互市通商，往來不絕。③所至頒中華正朔，宣揚文教，俾天子聲靈，旁連於無外。自古奉使絕徼，擒王摧敵，數建奇勳，未有若和之盛者也。自宣德以還，中華聲教，漸不及遠，殊方雖以時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年老且死，不復能奉使矣。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示外蕃，故俗傳三寶太監下西洋，為明世盛事雲。（諸版本文字有差異，此據南京圖書館藏清佚名《明史稿・鄭和傳》）[149]
張廷玉等《明史》：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雲。[23]
梁啟超：①鄭和之後，再無鄭和。②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③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150]
伯希和：十五世紀初中國人的偉大海上旅行。[151]
孫中山：乃鄭和竟能於十四個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載運二萬八千人巡遊南洋，示威海外，為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152]
蔡東藩：雖宣威異域，普及南洋，為中國歷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屬諸閹人，褻瀆國體，毋亦太甚。且廣齎金帛，作為招徠之具，以視西洋各國之殖民政策，何其大相徑庭耶？人稱鄭和為有功，吾獨未信。[153]
呂思勉：自鄭和下西洋之後，中國對於南方的航行，更為熟悉，華人移殖海外的漸多，近代的南洋，華人成為其地的主要民族，其發端實在此時。然此亦是社會自然的發展，得政治的助力很小。[154][10]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國與南洋各地的聯繫，很多國家都在和他的接觸之後派使者來中國貿易。鄭和下西洋也開拓了中國人的視野，在他的影響下，中國人到南洋去的也日益增多。鄭和的歷史功績是不能磨滅的。[155]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鄭和的出使遠航，在古代中國對外關係史和航海史上都是罕見的壯舉，它增強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的交流。[1]
柏楊：他們（鄭和與張騫）對國家的貢獻和東西方文化交流，有偉大的功績。不過，張騫處在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而鄭和卻處在一個暮氣日增的時代，所以結局完全不同。[156]
斯塔夫裡阿諾斯：①這七次遠洋航行規模盛大，功績卓著，是史無前例的。②15世紀早期明朝航海業的異乎尋常的歷史，提供了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報消極態度的最富戲劇性的實例。這些航海範圍驚人，顯示了確實證明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居領先地位的技術優勢。隨之而來的是，皇帝下達的禁止進一步海外探險的命令和官方對這一命令的立即執行。③正是體制結構和向外拓展的動力方面的方面的根本差別，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內部，將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由此，不可避免的結局是偉大的“天朝”在數世紀內黯然失色，而西方蠻族此時卻嶄露頭角。[157]
《劍橋中國明代史》：鄭和的這些遠航背後的目的實現到什麼程度？如果它們是要尋訪建文帝，那麼，它們獵取的是一個虛幻的目標，並且失敗了。如果這些壯舉是意在揚永樂帝的聲威於殊方異域，在於顯示中國的兵力，在於增長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在於保護華人的利益，或者在於再找些新的民族參加朝貢系統，那麼，它們的目的當然都已實現，儘管明朝政府此後沒有繼續實現這些目的而充分加以利用。[5]
鄧小平：恐怕明朝明成祖時候，鄭和下西洋還算是開放的。[158]
黃菊：鄭和下西洋傳播了中華文明，促進了經濟文化交流和經貿往來，擴大了中外友好關係，為世界航海事業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既是中國人民的光榮，也是全人類的自豪。[159]
胡錦濤：中華民族歷來愛好和平，主張強不凌弱、富不侮貧，主張協和萬邦。早在600年前，中國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率領龐大船隊4次到達非洲東海岸。他們給非洲人民帶來的是和平的願望和真誠的友誼，而不是刀劍槍炮和掠奪奴役。[160]
事件爭議
總述
鄭和下西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事件，在近代以來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然而由於歷史資料缺乏或彼此有出入，加之評價標準、分析路徑等的差異，學界就鄭和下西洋爭議頗多。其中，僅涉及鄭和本人的，就有關於其主要宗教信仰（有伊斯蘭教說[161] [162] 、佛教說[163] [164] [165] [166] 、道教說[167] 、多元信仰[168] 等等觀點[169] [170] ）、“海權思想”[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1] 、死亡的時間地點[179] 等的爭議，這些詳見詞條“鄭和”，本詞條主要梳理其他有關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事件的爭議。
寶船大小
關於鄭和航海船隻（尤其是寶船），《西洋番國志》等均概言其巨大，但缺少具體尺寸。[180] [181] 不過，《皇明紀略》[182] [183] [184] 、《客座贅語》[8] [26] 等也有零星記錄。其中，馬歡所撰《瀛涯勝覽》一書，部分版本的卷首記載稱：“寶船六十三號，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180] 這段記載提供了寶船具體的尺寸，《明史·鄭和傳》的說法與此相同。[23] 在明代南京龍江船廠遺址上，兩次出土了全長超過11米的巨型舵杆[180] ，似可與之相符。而支持存在大“寶船”的鄭和研究學者，也為數不少，如鄭鶴聲、鄭一鈞[185] 、莊為璣[186] 等著名學者均持此說。
學界也存在反對觀點。通過對《瀛涯勝覽》多種版本的比對，有學者指出寶船尺寸的記載很可能並非出自馬歡本人之手，而是後人的附會。[187] 而附會的來源，可能是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188]
檔案去向
據《殊域周咨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憲宗成化年間，皇上下詔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兵部尚書項忠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車駕郎中劉大夏事先藏起來。項忠追問官員，庫中檔案，怎麼能夠失去？當時在場的劉大夏說：“三保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麼益處？舊檔案即使還在，也當銷燬，怎麼還來追問？。”[189] [190] 《客座贅語》則稱劉大夏焚燬了鄭和下西洋的檔案。[8] [26]
對於劉大夏銷燬檔案說， 也有學者提出了質疑。其一，《大明律》嚴禁銷燬官文書，如果劉大夏銷燬官文書，不可能不受懲罰，但劉大夏反而平步青雲；其二，劉大夏的墓誌銘只記載了其藏匿徵安南檔案而沒記載其銷燬下西洋檔案；其三，綜合判斷下，所謂劉大夏銷燬下西洋檔案有移花接木之嫌，可能是根據劉大夏藏匿徵安南檔案而虛構的故事。[191] [192] 即使是《殊域周咨錄》的記載，也並未指明是劉大夏銷燬了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而只是他表明自己對於下西洋的態度。
《鄭和出使水程》應當包括大量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的編制、名單、航海日誌，帳目等。大批鄭和檔案如果沒有被劉大夏銷燬，則其去向仍然是個謎。大批鄭和檔案失蹤，給鄭和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和限制。
航行範圍
中國學界一般認為，鄭和航海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即今肯尼亞和坦桑尼亞一帶。域外存在不同看法。李約瑟曾引地圖學家弗拉·毛羅所言，稱1420年鄭和艦隊已越過好望角。澳大利亞人菲茨拉德認為，鄭和的船隊有可能到達澳大利亞西北的達爾文港。.馬來西亞學者祖菲加提出，鄭和艦隊於1422年到達了南極。[193]
在2002年出版的暢銷書《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中，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又提出鄭和船隊的分隊曾經實現環球航行、且先於西方發現美洲和大洋洲的論點。其證據包括所謂鄭和船隊繪製的世界地圖、《異域圖志》所繪製的各地動物、考古證據以及DNA分析等。[194] 其中的世界地圖即中國律師劉鋼收藏的《天下全輿總圖》。劉鋼稱該圖是永樂十六年（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複製品。他本人又撰寫了《古地圖密碼》一書加以論證。[195]
中國學界對上述外國學者的觀點普遍持否定態度，尤其反對孟席斯的觀點。[193] 外國也有學者對《天下全輿總圖》提出了質疑。[196] 反駁理由包括當時的中國人幾乎無人接受地圓說，不可能嘗試環球航行；經緯線繪圖法尚未傳入中國，著名的《鄭和航海圖》也只是一字排開繪製而成的，等等。[197] [198] 反駁者並且指出，脫離史實的宣揚不僅不能激發激發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反而“只能是對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的嘲弄”。[199]
停罷原因
從1405年開始，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之後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3年）之後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著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對於下西洋活動停罷乃至中國航海事業衰落的原因，學界多有討論。
戰略重點轉移
有觀點認為，明初時海外威脅受到重視，故有鄭和下西洋之事。然而，或許鄭和過於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並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王賡武自選集》)。由於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200] 也有學者認為，是頑固的封建思想以及農業帝國的土地觀念戰勝了海洋觀念，導致下西洋的終止。[135]
虛耗靡費太甚
中國航海史研究會認為，明帝國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停止了海上遠航。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其中每隻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200] 鄭和艦隊寶船之大，並不完全取決於實際需要的載重量，而是為了給人“巍如山丘，浮動波上”的觀感。為了保證造船質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201] “支費浩繁，庫藏為虛”，被認為是下西洋終止的直接原因。[135]
不過，有學者認為明朝在洪武、永樂的基礎上達到仁宣之治，單從財力上講，此時遠航的物質條件應該較永樂年間更為充足。[1]
海洋國家壟斷
從表面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從實質上看，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後面沒有，也不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明成祖不許沿海軍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一再下令“仍禁頻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禁頻海民私通海外諸國”，對於沿海居民的海外貿易，下令“嚴禁絕之”。嚴厲的海禁危及沿海居民的生計，[202] 而且導致在停止國家組織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的同時[200] ，海洋也被封閉起來了。亦即，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滿足，一旦他們聽到了海晏河清的消息，便從國家層面到百姓層面，徹底地封鎖了海洋，以至於造成了在世界史的關鍵時期海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缺位。[200]
其他原因
除以上種種因素外，學者論及的因素還有很多，例如：
文官集團與宦官集團爭權奪利，以鄭和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失敗；[135][157]
仁宗、宣宗二帝在閱歷及個人能力上遠遜於太祖、成祖二帝，加之社會的穩定，他們無力也無心向外開拓發展，轉而以守成為主；[1]
鄭和的去世，使下西洋失去了“最重要的領導者”，船隊無法再連續出航。[32]
無論如何，中國就此和人類社會史上一次偉大的轉折擦身而過。
中西對比
公元1405年之後的28年間，鄭和七次奉旨率船隊遠航西洋，航線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蠟、古裡、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後到達西亞和非洲東岸，開闢了貫通太平洋西部與印度洋等大洋的航線。這一系列航行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早92年，比麥哲倫早114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創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蹟。總而言之，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其船舶技術之先進，航程之長，影響之巨，船隻噸位之大，航海人員之眾，組織配備之嚴密，航海技術之先進，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他們的航海成就顯然絲毫不比西方人遜色，甚至在航海時間，船隊規模以及航海技術諸方面，均是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所望塵莫及的。
然而也有學者指出，鄭和遠航與西方人開闢新航路有著截然不同的後果。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船隊便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國的航海事業突然中斷了，這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業已建立起來的聯繫戛然而止。從此，中國人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逐漸被歐洲人所佔據，並最終退出了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場。相反，哥倫布和達·伽馬開闢新航路後，在西歐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在中國，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的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東方的商品和航海貿易的利潤直接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
也有論者提出，學界在鄭和下西洋的研究偏好中西對比，尤其是傾向於用西方的航海模式否定東方，可能是受到“歐洲中心論”束縛的體現。[203]
後世紀念
紀念地名
南海島礁
1947年、1983年，中國政府以明成祖、明宣宗兩位下西洋發起者的年號，以及鄭和等下西洋領導者、參與者以及其他相關人物的姓名，命名南海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諸島礁。
西沙群島：永樂群島、宣德群島，分別是西沙群島中位於西部和東部的兩組群島。
南沙群島：鄭和群礁，尹慶群礁（尹慶：配合鄭和行動的明朝宦官）；馬歡島，費信島，鞏珍礁（鞏珍礁為1983年首次命名）；景宏島，晉卿島，道明群礁，楊信沙洲（紀念施進卿、梁道明、楊信等相關人物）。[204]
海底地物
2015年，中國命名的124個國際海底地理實體中，涉及鄭和下西洋的有鄭和海嶺、鞏珍海丘群、鞏珍圓海丘。[205] [206]
2016年《南海地質地球物理圖系（比例尺1:200萬）》標註的南海海底地名中[207] ，涉及鄭和下西洋的包括馬歡海丘、費信海丘、尹慶海山、景宏海山等。此外，還有以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命名的長寧海丘，以鄭和船隊的船隻類型命名的寶船海丘、戰船海丘和水船海丘。[204]
此外，在印度尼西亞等國，也留下了與鄭和有關的地名，例如三寶壟。
紀念郵票
1985年為紀念鄭和下西洋580週年（1405－1985年），中國曾發行4枚紀念郵票。[208]
紀念活動
2005年7月11日，被確定為鄭和下西洋600週年紀念日。中國舉行包括文物展、紀念大會[159] 在內的系列紀念活動。[209] 國務院也正式批准將每年的7月11日（也即鄭和下西洋的決策日）確定為“中國航海日”，同時也作為“世界海事日”在中國的實施日期。[210] 同年連戰訪問大陸時，胡錦濤總書記贈以象徵和平開放的“鄭和七寶寶船”模型。[211]
2019年1月15日，“鄭和下西洋”圖片展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總部開幕。[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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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雯珏
雖然張騫通西域與鄭和下西洋都是歷史上非常重要的對外交流的大事，但相對來說，個人認為還是張騫通西域的意義與價值更大，反觀鄭和下西洋，雖然看上去相當的雄壯，但說白了很大程度上屬於在賠本賺吆喝，能夠造成的影響也就是宣揚了明朝當時強大的實力，除此之外再沒其他的實際價值，而且對明朝的元氣造成了很大的損耗。
張騫通西域的規模雖說遠沒有鄭和下西洋那麼雄壯豪邁，而且與風光體面出海的鄭和船隊相比，當年的張騫等人受盡了辛苦，而且隊伍也相當磕磣寒酸，但張騫通西域帶來的影響價值，是鄭和下西洋遠不能相比的，這種實際價值直到今天仍舊存在。可以說鄭和下西洋產生的影響張騫通西域都做到了，而張騫通西域帶來的價值鄭和下西洋就難比了。
首先對比一下兩者的意義：
張騫通西域的本意是聯合西域的大月氏圍攻匈奴，解除漢朝北部的隱患，雖然一開始的目的是軍事方面，但結果產生的影響早就遠遠超過。張騫通西域以後，絲綢之路得以貫通，漢朝與西域各國之間的交流也越發頻繁，極大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文化融合。
鄭和下西洋是我國古代規模最大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而關於其本意眾說紛紜，既有尋找建文帝的說法，也有宣揚威德的說法。雖然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也像張騫通西域那樣促進了文化交流，但無論是交流的領域還是持續的事件方面，都很難與張騫通西域相比。
其次對比一下兩者的實際價值：
張騫通西域以後，絲綢之路貫通，來自西域的音樂、舞蹈、諸多的農產品都傳入了中原，而中原的冶鐵術、絲綢等也傳播到西域和更遠的地方，東西方之間的貿易文化交流從此密切起來持續至今。更重要的是，張騫通西域使得漢朝在天山南北的威望得以建立，為之後設立西域都護府，將之納入中原奠定了堅實基礎。
而鄭和下西洋，實際上的支出與收入完全不成正比，先後其次下西洋耗損巨大，雖然推動了所謂的朝貢貿易，然而中原歷來朝貢貿易都是薄來厚予，完全是在做虧本買賣。鄭和下西洋非但沒有給明朝帶來多少實質上的收益，反而使得明初時期的財力壓力陡增，最終也不得不終止，而後曾遠揚海外的中土船隊，也逐漸淡出。
對兩者進行總結：
無論是張騫通西域，還是鄭和下西洋，在中外交流史上都是非常重要，足以彪炳千秋的大事，但兩者最終產生的影響與帶來的實際意義還是相差甚遠。張騫通西域的成功之處就在於，其本來的目的就是為了開拓，所以使得鑿通西域以後的絲綢之路得以興盛千年，而漢朝乃至後世帶來的利益都是實實在在的，看得見摸得著的。
而鄭和下西洋，則更多的是象徵意義與榮譽意義，其本身的目的就帶著濃重的炫耀色彩，當時的明朝的確富有強悍，但這種大規模的基本無收益的吆喝活動，很難持久。如果鄭和下西洋當時真得是為了進行貿易，確實能夠促進經濟文化上的持續性交流，那麼鄭和下西洋的意義與價值就遠不止於此了，那才足夠與張騫通西域相比。
澹奕
要說意義和價值，當推張騫通西域。
首先，我們看一下難度。張騫、鄭和他們二人一個出使西域，一個下達西洋，但是難度絕對不一樣！張騫出使西域之前，西漢對西域的情形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就像人類剛開始登陸月球一樣，每走一步都是突破；鄭和下西洋則不同，在鄭和遠洋航行前，我們國家的海上絲綢之路早已開通。早在南宋時期，我國的商船就已經去過波斯灣附近的阿拉伯國家。
其次，意義不同。張騫兩次次出使西域，加上了西漢王朝與西域諸國、中亞國家等的經濟、文化之間的交流。而鄭和下西洋，最大的目的是炫耀國威，順便交流。而隨之以後，隨著西方列強的逐漸強大，像鄭和下西洋這種壯舉再也沒有發生過，取而代之的確是閉關鎖國、愚昧落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