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儒學在中國古代歷代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體系一直都佔據著官方主導地位。儒學思想能夠在今後的封建王朝中佔據著如此重要的地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儒學思想從其宣傳的理論上來看就非常適合封建專制體制的，孔子起初宣傳的禮治強調的就是長幼有序，君臣有禮，而這種重要的禮治思想恰好就是今後封建君主建立的自上而下的封建統治秩序。
此外儒學在起初階段還有重要的仁政思想，這種仁政強調的是君主應當順天命而為之，不可依靠自己的意志隨意進行國家的決策和統治。一旦違反天意，就會引發社會矛盾的爆發以及廣大勞動人民的反抗，此時的君主正處於嚴重的危機包圍當中，如果沒有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和改善的話，政權必然會被顛覆，也就是到了改朝換代的時機了。
孔子
此後孔子建立的儒學經過之後的追隨者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在內容和形式上的補充，不斷得到完善、發展。西漢時期儒學重新煥發起強大的生命力，得益於儒學大師董仲舒的包裝，新儒學已經和之前的儒學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儒學逐漸添加了法家、陰陽家、道家等諸多學術流派的思想內容，逐漸更加適合封建統治的需要，成為了今後封建王朝的絕對統治思想。
中國從西漢時期就已經和當時的朝鮮半島產生了交集，當時西漢統治者對朝鮮半島正處於氏族部落進行了征服，並且於當地建立了四個郡，成為西漢中央的直接統轄地區。由於其屬於西漢的地方建制，因此雙方在經濟、文化產生了交流，儒學就在此時傳入了朝鮮。日本對於中國儒學的吸收應當是通過朝鮮方面輸入的，大約在5世紀以前。
講學場景
儒學思想在朝鮮半島的傳播
西漢統治者在征服朝鮮之後相繼建立了樂浪等四個郡，公元前1世紀中期，朝鮮半島在接受西漢先進封建文明，尤其是儒學思想之後，開始逐漸出現了國家建立的趨勢。朝鮮半島由此進入了歷史上的三國時代，高句麗、百濟和新羅分別割據一方開始各自的統治。三個王國也是正處在氏族部落階段，而儒學思想的傳入讓他們開始在統治過程中效仿西漢模式。
公元1世紀初期，中國封建王朝的儒學思想不斷向朝鮮半島地區滲透，並開始產生影響。當時朝鮮三國均有能有熟讀背誦四書五經之人，尤其在精通《春秋》方面的知識分子更多，這給各國統治者帶來了進行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雖然三國還沒有走向封建化的進程，但是這種先進的儒學思想的傳入，可以說為今後開啟封建化的道路起到了重要影響。三國的統治者都非常重視儒學對於王國統治的重要性。
西漢於朝鮮設立的四郡
董仲舒改造後的新儒學中那種天人合一、君權神授的思想，三國統治者非常感興趣，他們此時急需通過這種極具神化色彩的加上君主專制的思想來穩固自己的統治，提高自己的權威。此後三國分別在建立起了以儒學教育思想為核心的教育機構，有的設立了國子監，高句麗在接受中國儒學思想最早，並且也最深入。百濟和新羅也是在高句麗的影響下開始深入吸收儒學思想，並且不斷向中國派遣使者和留學生，以便對中國儒學進行全面吸收。
高麗結束了朝鮮半島的後三國割據時代之後建立起了統一的高麗王朝，在與隋、唐兩個先進封建王朝的長期交流中，高麗王朝在國內設立了與二者極為相似的儒學教育機構，中央設立國子監，又稱國學、太學，並且設置儒學博士。地方上設立各級鄉校，也都是以儒生教育為主，在教材上的制定上都是以儒學思想為絕對核心的。公元958年，高麗統治者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科舉制，大量推廣儒學思想。
高麗刻本《春秋左傳》
儒學在日本封建化時期的傳播和重要影響
日本對於中國古代儒學思想的吸收最早是通過朝鮮半島這個平臺進行的，公元5世紀以前，日本還處於部民制社會時期，就已經受到了由朝鮮傳來的儒學思想。當時的日本與朝鮮半島三國中的百濟正是盟國關係，並且通過百濟在朝鮮半島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正因如此，日本才能夠和朝鮮三國去的頻繁接觸，進而能夠吸收到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先進思想文化的影響。
當時百濟的一些深受儒學影響的知識分子，如王仁、阿直歧等人都曾經來到日本進行講學，他們將百濟的儒學經典《論語》等帶到日本，對於日本早已儒學思想的傳播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王仁深厚的入學造詣，引發了日本統治集團的關注，他還曾經進入宮廷對當時的皇太子進行儒學教育，令他們對於這種先進的思想文化進行學習和吸收，皇太子在之後一般都會成為日本的攝政，掌握實際權力，因此儒學的教育令他們十分注重在國內推廣儒學思想。
日本古抄本《論語》
聖德太子就是從小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重要皇族人員，他對於儒學整個思想體系有著深厚的理解。在擔任日本攝政之後，聖德太子進行了日本古代史中有名的封建化改革，他對於當時有著深厚基礎的部民制有著清醒的認識，認為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漸進。因此聖德太子率先從自己最拿手的思想文化層面對於當時封閉、落後的部民思想進行改革，他在全國推廣儒家思想，尤其是在統治集團內部加強儒家那種等級分明的禮制建設。
另外聖德太子對於冠位十二階的設立，以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作為官階劃分的重要原則，徹底將儒家的禮制和等級制思想滲透到整個統治集團。從此日本在思想層面上率先開始了封建化道路。之後的大化改新更是在聖德太子改革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從原來的思想層面開始擴展到政治制度，另外在教育機構的建設中，日本天皇效仿唐朝在中央設立太學，置儒學博士，地方設置各級國學，所教授的內容都以儒家經典為主。
日本儒學家
程朱理學在李氏朝鮮、日本德川時代的傳播
儒學在經過西漢時期董仲舒的封建化改革之後，在之後的封建王朝發展過程中又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改造。魏晉時期風靡一時的玄學，就是將傳統的儒學與當時老莊之學糅合在一起，將儒學改造成為了一種神之又神、玄之又玄的思想體系。當時所有的儒學大家統統在口頭探討那種虛無縹緲的儒學思想，這和當時充滿戰亂的複雜社會環境是相關聯的。隨後佛教、道教又在此時重新煥發了生機，嚴重威脅了儒學的地位。
唐朝時期由於佛教的興盛以及五代十國戰亂對於所有思想體系的破壞，這讓北宋時期的思想處於一種混亂的狀態。當時一些主要儒學大師，如二程、張載等人提出了復興儒學的口號，並且對傳統入學進行深化改造，將儒學上升到了天理的高度，南宋時期朱熹進一步完善和總結，程朱理學得以建立，並且延續到封建王朝末期。李氏朝鮮建立之時中國正處於明朝統治時期，並且其和明朝關係非常友好，成為了明朝的藩屬國。
李氏朝鮮
此後程朱理學開始傳入到了李氏朝鮮並造成了重要影響。當時的李氏國王非常注重程朱理學所宣傳的"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同時對其中的三綱五常、等級有序的內容非常注重，因此將程朱理學向全國範圍內推廣，尤其注重對於當時所有封建官員進行理學教育。李氏之所以這樣做為的就是希望向明朝那樣建立起一個高度集中的封建專制體制，保證最高統治者的絕對統治地位。
日本方面在武家政治時代的南北朝階段中，程朱理學就已經傳入，但是由於當時正處於戰亂當中，理學並沒有取得重視。德川幕府實現全國統一之後，開始注重加強對全國人民的思想控制，幕府將軍將極度重視等級制的程朱理學不斷推廣，效仿中國封建王朝將全社會人員按照職業的不同分為了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不久之後，德川幕府宣佈程朱理學為當時社會的官方統治思想。
新羅崔致遠
評價
從上文的內容中，我們講述和分析了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體系在朝鮮和日本的建立和發展，我們可以看出很早之前，中國這種儒家思想就已經在朝鮮開始傳播了。而日本由於地理位置和早期航海技術的限制，與中國的聯繫基本上處於閉塞的狀態，因此通常是通過朝鮮半島上的百濟作為中介來吸收中國儒學思想的。
朝鮮和日本在各自不同的發展階段對於儒學的宣傳力度也是不一樣的，由此可以看出儒學在中國作為一種統治思想是與封建社會的發展程度相適應的。朝鮮和日本在剛開始接觸儒學的時候，還沒有建立封建體制，因此他們更加註重的是對這種複雜思想體系進行簡單的消化吸收。
隨著在雙方逐漸建立起封建統治之後，再加上交通技術的提高，日本也能夠直接同中國封建王朝進行交流，儒學思想在朝鮮和日本開始了大規模的傳播。由於他們在各方面的體制建設上都大體效仿中國封建王朝，因此對於儒學的依賴和運用也就非常具有中國封建王朝特色。
儒學在中國封建王朝漫長的發展歷史當中也在隨著封建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不斷髮生變化，這不僅僅體現在儒學內容上的更新化，更加體現在儒學開始不斷成為多種思想體系的綜合體，這體現了儒學思想本身具有的那種開放性，這是使得儒學在封建統治中始終長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朝鮮和日本儒學的發展和演變同樣體現了中國特點，正是儒學在中國、朝鮮以及日本的長期發展，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為核心，以古代朝鮮和古代日本為兩翼東亞儒學圈。
參考文獻：《高麗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