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題
營造·中華——中國營造學社成立九十週年回望
□ 本報記者 趙墨 / 策劃執行
【編者按】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營造學社這個私人性質的學術團體在短短十幾年間，於政局動盪的中國先後考察了上千處歷史遺構，而經他們調查被重新發現的珍貴建築遺存更是橫跨了漢唐至明清各歷史時期。學社中前輩先賢對中國古建築發展體系所進行的孜孜不倦的研究與梳理，及一系列珍貴的考察報告、建築測繪、攝影圖片，不僅為早期中國古建築研究積累了極為重要的基礎資料，也強有力地對“中國古代建築有價值嗎”這一疑問做出了回答，並就此開創了文獻發掘與遺蹟考察相結合的中國建築史學建構和理論體系研究的學術事業。與此同時，在中國建築史學的外延層面，如歷史建築保護、舊城改造、中國鄉土建築考察與研究等諸多方面他們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九十年後的今天，“傳統”與“現代”的對立與矛盾，已然成為中國文化現代轉型中所不可避免之痛。我們期冀對中國營造學社簡史及其學術成果的回顧與梳理，不僅能讓讀者藉此領略到傳統建築和時間渾然不可分之綿延與厚重，也能讓我們認識到建築不僅僅是一處處“房子”，它還體現了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與審美需求，以及與此相關的對人與環境、人與世界、人與信仰的思考和想象。想必，這都將敦促我們去思考如何在當代保存與發揚傳統建築的文化理念與價值，而這，就是對中國營造學社，對學社先輩最好的告慰。
營造學社的眼與手
□ 楊兆凱
九十年前朱啟鈐先生在北平創建“中國營造學社”的時候，應該很難想象在當下中國傳統物質文化復興的浪潮中，傳統建築的擁躉之眾和播布之廣，而這些之所以可能，端賴學社一力奠下的基礎——在人的方面實踐了社會精英對建築領域的深度滲透，在物的方面則釐清了唐宋法式以及初步搭建了全國重要建築遺產的譜系；因著梁思成、林徽因兩先生極高的社會和文化知名度，營造學社幾乎成為民國時期學術社團實踐科學精神、謀求國家利益和展示文化信念的標杆，古典化的中國建築演進史框架，正是與世界對話、與世界接軌的一部分，藉此中國建築師有了自己可以利用的形式語言和形式邏輯；與此同時，學社因研究需要而進行的學術旅行、學術調查與其精彩的發現一道，被鍍上了一層浪漫的色彩，以一種特殊的“壯遊”（theGrandTour）體驗樹立楷式，重走營造學社之路成為一種認同實踐；解散後的學社更開枝散葉，其學術遺產分別為今清華大學、東南大學、天津大學等高校和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故宮博物院等研究機構所繼承，影響日漸張大，持續為後輩學者提供著思想和資源，這也使得營造學社幾乎成為一座廟堂，成為用以校驗學科發展的量度，也成為還在關心人類營造的那些學術孤獨者們不欹不離的倚靠。
必也先正名，理解營造學社，就要先理解“營造”，現在我們都知道營造是建築的意思，是用來對應西文Architecture的，“建築”則是清末引進的日語外來詞，暫按下不表，“營造”兩字則有地道中國味。20世紀初經歷從帝制到共和變遷的中國新“士大夫”們，尤其是先覺的朱啟鈐先生等，認為宋代刊行的《營造法式》是理解中國傳統建築的關鍵鑰匙。
在被當時殖民主義全球化驅趕著走的中國，“天下大同”帶給知識精英們的是全方位的刺激，包括建築帶來的視覺和體驗衝擊。西洋建築從在乾隆皇帝的圓明園裡曇花一現到庚子事變後在全國的遍地湧現，無不與租界地道洋房之堅固、精潔和極具古典紀念性的示範意義與清末傳媒的崛起有關。隨之，中國人開始捲入這一嶄新業態，清末民初第一批海歸或本土的中國建築師多有在洋行從事設計的經歷，宣告與帝制時期的樣子匠和各作匠人把持的傳統營造業斷裂；弔詭的是，一戰以來，西人主動追捧、擁抱東方文化也作為全球化的最新成果被國人吸收——事實上更容易接納。此時在中國國內新的建築實踐中，中國元素開始佔據一席之地，這些項目往往由西人主持，彼對中國建築只有浮光掠影式的瞭解，建成作品不免有隔靴搔癢、畫虎類犬之病，國人納罕之餘，對地道中國營造的呼喚也在精英群體中形成氣候。因他者而喚醒自身文化自覺，創立中國傳統建築典範成為一樁可以由中國人積極參與的全球化實踐並藉此確立身份認同的美事。
朱啟鈐先生是梁任公的同輩人，歷仕於清、北洋時期，日據時引退，建國後為政協委員，是帝制與共和之交的一位銳意改革、博雅淹通的重要新派官僚。他開啟了清末民國北京的諸多市政、交通和建築改造事業，直接站在了“近代化”事業的前沿，其在工作之餘愈發留意考工，並意識到營造遺產蘊含的文明價值，延續發現《營造法式》的傳奇，成為他重要的人生安排。
其實當時中國人對於自身的認知是全方位的，在歷史、考古、博物到美術中都投入了極大熱情，諸多新事物湧現，用來凝視自身。營造學社的組建也是眾源歸流，一時俊傑雲集，留美的梁思成、林徽因，留日的劉敦楨，與原來已經聚攏的傳統或新派的士大夫學人，攢聚成掌握國際化科學方法的研究團體，形成了局部技術優勢。這些人舊學淹通，語文優勢明顯，清代鼎革未久，很多營造匠人尚健，通過“溝通儒匠”可將其經驗之談、匠家謠諺與清代則例、做法一一印證，又可實地科學記錄匠人技藝，發微補闕。中國是文獻之邦，可以廣泛搜求圖籍載記，加以詮釋解讀，甚至古為今用。因交通梗阻，國內的田野調查尚未系統展開，等待營造學社的可以說是一片希望之地，蘊含著各種可能。不過，對中國文化浸淫已久，並早一步通過全盤西化更早納入世界學術網絡的日本學者已經在中華大地上奔走多年——他們才是最具實力的“對手”——隨著中日關係的緊張並最終走向戰爭，對學社形成了直接的壓力。日籍會員淡出學社、交流中止。須知清末以來，伊東忠太、關野貞、常盤大定等就反覆踏上中國國土進行古蹟考察，成果豐碩，日本學者也頗以此自負。在他們看來，中國學者未必具備獨立田野調查的能力，應仰重日本學者的力量。彼時，在他們的努力下，日本建築當時業已在世界上享有更大的影響力，儼然是東亞木構建築的代表。中日一衣帶水，文化包括建築文化播遷是應有之義，日本學者和國民也以其擁有唐乃至唐以前的東亞木構建築而自豪，但一種自唐帝國以來東亞文明重心東移的史觀也令日本側重在中國探究唐以前建築的源流，有意無意間對宋及以後的大陸建築遺蹟有所輕忽。這種壓力在特殊的歷史時期，讓學社揹負了更多歷史和民族使命。
事實上，宋代建築和《營造法式》均承上啟下，賡續著漢唐建築正韻，構成了中華營造正統中樞紐性的一環。正如梁思成在營造學社李莊時期完成的中國建築史敘述中所講的：唐、遼、宋初建築被統歸為豪勁時期，光輝、燦爛、有力；《營造法式》及後《營造法式》時代的宋、金、元建築稱中國建築的醇和時期——大國樣式此時靡不畢備，呈現出文質彬彬的態度，藝術已臻於爛熟；明清建築則進入所謂羈直時期——在藝術上開始走下坡路了。如果說朱啟鈐先生甚至劉敦楨先生更注重文獻的整理和傳承，近於營造學之太史，那麼梁思成先生的歷史記錄和歷史研究則更為其中國古典建築理論的搭建做儲備。梁先生最終在李莊寫下的這些判斷，乃是基於學社系列的全新踏勘發現而作，但又從歷史的系年中跳脫出來，直接上升到了藝術理論的境界，這是梁先生的創舉，好的“品味”被選擇進而“致用”成為可能。這不是梁思成的突發奇想，早在1935年國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的設計過程中，在他的積極干預下，這座代表國家形象的大屋頂建築最終以遼代建築風格呈現，這是梁思成眼中當時最接近唐風的古典建築面貌——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夜，梁思成、林徽因才在山西考察中發現了真正的唐代建築佛光寺東大殿——其原型乃是他1932年重新發現的薊縣（今天津市薊州區）獨樂寺遼代山門及觀音閣，這是他通過建築實踐對世界建築的回應。
學社抓住中國木構建築演進這一大命題，以《營造法式》的解讀為發力點，闡發了“以材為祖”的材分制中國傳統建築模數式設計理念，建立了可與西方古典建築抗禮的東方古典建築理論體系。自此，斗拱得以成為中國建築立於世界建築之林的標誌性符號，以媲美西方柱式，材分制與比例說終於東西輝映。後人觀之，也不得不感慨，茲事體大。
自其初創，學社就是一個理想的開放型國際同仁網絡。值得一提的“我們太太的客廳”，作為北平一個頗具國際化色彩的文人沙龍，放大了學社的學術影響力，事實上也促進了多學科的啟發、交融，實踐了“浚發智巧”。
學社的關注點是全方位的，經典木構殿堂之外，園林、石窟寺、佛塔、陵墓、橋樑等都在其網羅之中，木作做法之外，瓦石彩畫等亦悉數歸整。針對中國幅員遼闊、文化多元，學社還特重民居的研究，其力所及，可以說涵蓋了今天建築研究的方方面面。
九十年來，營造學社開啟的一系列新範式，至今仍為各相關學科、行業所奉行，其眼、手所及，直臻高峰，離不開先進諸公的身體力行，今天的我們，又能做多少呢？
當下略感無力的是，消費主義興起，在城市鄉村、在名山勝境，以及古裝影視劇和新舊媒介中，中國傳統建築假“營造”之名，被大量複製、建造以及作為文化符號衝破嘈雜，指涉一種看似堅定的文化屬性。與此同時，許多真正的建築遺產被廢棄、被摧毀、被變賣——此與學社力求遺產保護、傳承的初衷背道而馳，不能不讓人唏噓。
（作者系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秘書長）
附錄小貼士
應縣木塔：佛宮寺釋迦塔，位於山西省應縣，建於遼清寧二年（1056），營造學社關於應縣木塔的測繪資料遲至本世紀才重新發現並出版，但當年梁思成通過與地方照相館聯繫獲得木塔照片的佳話早經傳頌。木塔是佛塔中國化的典型產物，融合了印度窣堵波和漢地樓閣建築，據信在漢代已經創造出這一建築形態。所憾者，傳世木塔極少，而如應縣木塔這樣明五暗四共計九層的巨構更是絕無僅有，能夠流傳至今堪稱奇蹟。
應縣木塔渲染圖
應縣木塔繁複而多樣的斗拱 朱巖 / 攝
獨樂寺：位於天津市薊州區，遼統和二年（984）重建，其山門和觀音閣均為遼代建築。1932年，梁思成在踏勘測繪後，發表《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藉遼代建築實例闡釋宋《營造法式》名物，並探討材分比例等設計原則，將其作為能夠代表唐代建築風采的典型，極力推崇其美學價值。山門單簷廡殿，比例得體優美。觀音閣為現存最早的木構樓閣，閣外觀兩層，藏平坐暗層一層。獨樂寺山門和觀音閣完整保留了遼代重建時的規制，是瞭解古代建築組群空間關係的重要實例。
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平剖圖 中國營造學社 / 繪製
1932 年，河北薊縣獨樂寺觀音閣
佛光寺：世界文化遺產，位於山西省五臺山豆村，其東大殿建於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單簷廡殿頂、七間八椽，斗拱雄大、出簷深遠，有側腳、生起，是我國現存的三座唐代建築之一，也是規模最為宏大的一座（另兩座南禪寺大殿和廣仁王廟大殿均為鄉間小廟，僅闊三間），殿內雕塑為唐塑精品。1937年東大殿為梁林考察重新發現，適逢盧溝橋事變，發現唐代建築消息傳來，一時海內振奮。佛光寺內的北魏祖師塔、金代文殊殿均為建築珍寶。
1937 年，林徽因在測繪佛光寺內的唐代經幢
高臺上的佛光寺東大殿 朱巖 / 攝
晉祠聖母殿：位於太原市晉源區晉祠內，梁思成、林徽因在 1934 年的山西 考察中記錄了這座宋代建築。周柏唐槐後的重簷歇山勾勒了這座建築的醇和之美，聖母殿前的魚沼飛樑和徹上露明造的金代獻殿，共同營造了中國傳統建 築的最美軸線。
古樹掩映中的晉祠聖母殿 朱巖 / 攝
高頤闕： 位於四川省雅安 市，1939 年梁思成、陳明達等 調研記錄，興建於東漢建安年 間，以石刻反映了當時木構建 築的面貌。李莊時期營造學社 開展的西南古建築調查，開闢 榛莽，恰對此前中原建築的體 認形成了絕佳的補充。
1939 年，梁思成在測繪 雅安高頤闋
1933 年，梁思成在正定隆興寺轉輪藏殿簷下
中國建築之 『order』中國營造學社 / 繪製
河北趙縣安濟橋測繪圖 中國營造學社 /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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