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從未離開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大道，而且“立乎其大 、著眼於遠”，因此具有穿越時空的精神魅力 ，隨著時間推移 ，愈能顯現其現實價值
關山遠
一
在18世紀的大幕即將為人類世界徐徐拉開時,東方的大清帝國,當時偏遠閉塞的湖南,距離衡州城一百多里外的窮鄉僻壤間,一個瘦骨嶙峋的老人,在孤獨中走向了生命的盡頭。
這是個極其特殊的老人,他的晚年,大清帝國已進入了“康乾盛世”的康熙年代,再偏遠的鄉村,鄉民的腦門也是剃得光光的,腦袋後面拖著一根辮子。唯獨這個老人,頭頂結著髮髻,纏繞網巾。對的,他還保留著大明衣冠。此時距離吳三桂打開山海關引清軍鐵騎入關,已經過去將近半個世紀了。大明早亡了,他仍然保留著大明男子的髮型,鄉民流傳他的“奇事”:不管天晴下雨,他出門都頭戴斗笠、腳著木屐——頭不頂清朝的天、腳不踏清朝的地。
這個老人,就是王夫之,因晚年長期隱居衡陽縣石船山下,後世尊稱他為船山先生,也叫他王船山。
在中國歷史中,王船山是一個悲苦、孤獨卻又始終恪守氣節、堅忍不屈的人,並不多見,他和漢代的蘇武有些類似,將對生命的需要降至最低,卻始終聚攏、守護心中最後一脈元神,任憑狂風暴雨、天崩地裂,也不失散。但蘇武比王船山幸運的是,他還有一個寄託,他還有著大漢可以回去。
王船山1619年出生於湖南衡陽,此時大明王朝已經內憂外患,大廈將傾。王船山是個讀書種子,4歲進了私塾,14歲就中了秀才。如果天下太平,他將延續著讀書人的科舉軌跡,學而優則仕,然而卻撞進了一個天翻地覆的動盪歲月。24歲,他赴武昌參加湖廣鄉試,中第五名舉人,這一年是1642年,距離明朝覆亡,只有2年時間了。翌年,他北上參加會試,然而整個北中國,都已經狼煙四起、兵火遍地,道路被阻,他被迫返鄉,心中仍存一個讀書報國夢,期盼早日太平。但再過一年,甲申鉅變,李自成攻陷北京城,崇禎皇帝自縊身亡,旋即滿清入關。26歲的王船山,聞崇禎自縊,椎心泣血,數日不食,作《悲憤詩》一百韻,後盡毀於兵災。
天下大亂,群雄並起,朱明宗室紛紛在各路官員擁立下稱帝,王船山還有滿腔復國熱忱,舉兵起義,四處奔走,卻處處碰壁,尤其是看到這麼一幕:死到臨頭了,南明各個小政權仍然勾心鬥角、互相廝殺,被清兵得隙而各個誅除。王船山終於失望透頂,中年之後,痛定思之,悟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不再以恢復明朝為志向。但他也不向滿清屈服,著大明衣冠,藏身於山野密林之中,他開始高強度的閱讀與思考,即使斷糧幾日,仍手不釋卷。
今天梳理王船山的流浪與隱居生涯,又怎是一個“苦”字了得?他誓不剃髮,清廷豈能容忍,四處偵緝,他躲入大山之中,化為瑤人,避居偏遠窯洞,或寄寓荒山野寺,無米下鍋,三餐不繼,仍苦讀不輟,為當地文士授課,並開始自己皇皇鉅著之寫作。42歲時,遷居至今天的衡陽縣曲蘭鎮石船山下,覓得藏身之地,先後築“敗葉廬”、“觀生居”和“湘西草堂”。雖是偏遠鄉村,但仍不安全,他常常避入石船山洞窟。
他一直寫到生命的最後時刻,1691年,他73歲了,史論名著《讀通鑑論》《宋論》成書,他知道來日無多,生命火焰日漸黯淡,即將熄滅了,這年秋天,他寫下了絕筆散文《船山記》。1692年正月初二,王船山與世長辭,終於永遠放下了手中的筆。
他寫了多少?100多部、400餘卷、800餘萬字!他的陋室裡,手稿堆了滿滿一屋子。
除了他的至親,沒有幾個人知道,他寫了這麼多文字,他的文字中,蘊含著震古爍今的思想光芒。他的家人,無力將他的作品刊印,更何況,他是一個與當朝不共戴天的叛逆,在清初文字獄的恐怖下,他的文字,註定只能在時間中湮沒,在時間中發黃,被白蟻吞噬,於南方的潮溼中黴爛。他生前也說:“吾書兩百年後始顯。”但是,生前籍籍無名,200年後,還會有人記得他嗎?
二
1839年某一天,62歲的湖南人鄧顯鶴,在長沙城南書院,接待了兩位不速之客。
鄧顯鶴也是一個奇人,他頗有才華,又急公好義,因此交流廣闊,他不想當官,熱心編纂之事。他很愛他的家鄉湖南,堪稱湖南最早的“文化強省”實踐者,痛感明清數百年間,湖南所出人才甚少,為什麼不編些書,來激勵湖湘子弟?他四處尋找此類文獻,“乃從事搜討,每得貞烈遺行於殘簡斷冊中,為之驚喜狂拜”。他費盡心血,找到一本明朝佚書《楚寶》,重新校訂刊行,列出從楚國至明末這兩千年間湖南的歷代賢人,第一個是屈原,最後一個是王船山。鄧顯鶴尊王船山為“我師”,哀嘆王船山的著作已經遺失,但又存一絲希望,他在《楚寶》王船山一節中寫道:“安得士夫家有珍藏全部善本,重為審校開雕,嘉惠後學,使湖湘之士共知宗仰!”時為1829年。
十年後,他等來了,這兩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叫王世全,湘潭的一個商人,他的另外一個身份是:王船山的六世孫。他交給了鄧顯鶴一份從未出現過的王船山詩作手稿,同時告訴他:王船山的著作,還收藏於世。鄧顯鶴“大喜過望”。
這是人類文明的幸運,王船山的後人,延續著堅忍的風骨,無論何等貧困,仍始終小心翼翼守護著那些用生命寫就的手稿,一代代把這秘密藏在家族之中,等待時機。
此時距離王船山病逝,已經147年。清廷對王船山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文字獄的陰霾開始淡化,王船山還因為忠貞不貳,被樹為儒家精神的典範,而那些在明清更替之際叛明降清者,則在史書中成了“貳臣”。
鄧顯鶴組成了一個編輯小組,王船山後人也對此進行了大量投入。經過大量工作,鄧顯鶴共整理出《船山遺書》一百五十卷,於1839年在長沙開雕。這是中國歷史中一個常被忽視的偉大時刻,王船山的思想光芒,就此掙脫了一個半世紀之久的禁錮,雲開霧散,光芒大漲。
令後人感慨萬千的是,《船山遺書》開雕翌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中國近代史開啟,沉溺在天朝上國迷夢中的中國人驟然驚醒,面對列強入侵、世界鉅變,“心學”、“理學”對現實無能為力。幸好,有王船山。這是理論與時代的一次精準結合,在漫長的沉默與孤獨之後,王船山擁有了一大批隔代知音。
王船山主張“知而不行,猶無知也”“君子之道,力行而已”,反對空談,力倡學以致用的務實精神,治學當為國計民生致用,反對治經的煩瑣零碎和空疏無物。在當時學者熱衷於鑽在故紙堆裡考據的背景下,王船山學說之生命力,可想而知。
湖湘士子服膺王船山學說,並身體力行,關心國事時務,深究天下利弊,尋找解決之路。譬如曾國藩,他甚至在1862年與太平天國戰爭白熱化期間,用一個月的晚上讀完了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另一位湘軍系的晚清重臣郭嵩燾也與王船山“心心相印”,他曾這麼評價王船山的《讀通鑑論》:“盡古今之變,達人事之宜,通德類情,易簡以知險阻,指論明確,猝然一出於正,使後人無復可以置議。故嘗以謂讀船山《通鑑論》,歷代史論可以廢。”
這一波王船山學說的傳播者,以湘軍集團為主,他們理解、認同並大力闡發船山先生的“經世致用”的思想,為刊刻船山遺著更是全力以赴。正是在曾國藩的親力親為下,《船山遺書》歷時兩年,從同治二年(1863)至同治四年(1865)刻竣,共計56種288卷,成為歷史上第一部較為系統全面的船山著作彙編。
鄧顯鶴功不可沒,梁啟超稱他為“湘學復興之導師”。鄧顯鶴去世後,他的墓表由曾國藩撰文、左宗棠書寫並篆額。曾、左關係不好,這是他倆唯一聯手創作的作品。
三
1903年秋天,上海,一群熱血青年刊印了一本小冊子,名叫《黃書》,作者王船山。迅速間,全國掀起《黃書》熱潮,隨之而來的,是“驅除韃虜,復興中華”口號與行動之風起雲湧。
此時距離《黃書》最初成書時,已將近250年,當時王船山38歲,正逃避清軍之搜捕,假扮瑤人避難於窯洞之中。他當時身負亡國之痛,又命懸一線,內心之激憤,可想而知。《黃書》中重點寫了“夷夏之辨”,到了20世紀初,成為革命者的推崇的民族主義思想,他們藉助王船山的學說,還有他堅持不與滿清統治者合作的崇高民族氣節,號召國民投身於排滿反清的民族革命之中。腐朽透頂的滿清政府,已經搖搖欲墜,終於在1911年,終結於辛亥革命。
反清志士章士釗後來回憶說:“辛亥革命以前,船山之說大張,不數年清室以亡……船山志在鼓勵本族,從事光復。”
跟第一波傳播王船山學說者以湖南人為主不同的是,辛亥革命前,王船山學說已傳播至全國,孫中山、章太炎、章士釗等人,都大力推崇王夫之的民族主義思想,尤以章太炎為主。在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思想界,章太炎是對王船山評述最多,也最為推崇的學者之一。出於排滿革命的需要,章太炎不但高度評價了王船山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氣節,同時在民族思想、進步的歷史觀等方面繼承和光大了王船山的思想,將《黃書》等強調“夷夏之辨”的書籍,當成革命者的思想武器。辛亥革命勝利後,章太炎總結說:“船山學說為民族光復之源,近代倡義諸公,皆聞風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於斯。”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還怒斥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等在刊行船山遺著、傳播王船山學說中起了巨大作用的一群人,批評他們雖讀船山書,卻仍為清朝統治服務。
事實上,辛亥革命爆發前,滿清政府與革命者,都在爭奪王船山。滿清政府想把王船山包裝成正統衛道的大儒,而革命者則將王船山視為排滿的先驅。
王船山有名言曰“新故相推,日生不滯”,說的是新舊事物交替變更,不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停滯不前。滿清貴族思想僵化,故步自封,又如何能夠理解並利用王船山?
四
1950年,1956年,毛澤東兩次為“船山學社”題詞。
船山學社在湖南長沙,1914年由譚嗣同(王船山的超級粉絲)恩師劉人熙創辦,以研究和發揚王船山的思想。史載,青年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讀書時,受其師楊昌濟先生的影響,多次去船山學社聽講,並抄有王船山多處語錄。
楊昌濟學貫中西,也深受“經世致用”湘學傳統的薰陶,他是王船山的傾慕者,向學生特別強調“力行尤要”,“學者尤不可不置重於實行也”。青年毛澤東對楊先生“最所佩服”,深愛影響,他那時就強調“行”或實踐的意義,“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並利用暑假和同學一起遊歷湖南農村,調查研究,讀社會這本無字之大書。
1921年8月,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澤東返回長沙,利用船山學社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團組織,湖南自修大學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第一所傳播馬列主義和培養革命幹部的學校。他和楊開慧的新婚居室,也在船山學社。延安時期,毛澤東在寫作《矛盾論》《實踐論》的過程中,寫信給在長沙主持八路軍辦事處的徐特立,請他設法從湖南補齊《船山遺書》所缺各冊。《矛盾論》《實踐論》寫作,參考借鑑了王船山的哲學思想特別是重踐履重習行的思想。
毛澤東對王船山的經典評價是:“西方有一個黑格爾,東方有一個王船山。”
1985年,美國哲學社會科學界評出古今八大哲學家,其中四位唯物主義哲學家依次是:德謨克利特、王船山、費爾巴哈、馬克思。著名哲學家張岱年稱:王船山是中國古典哲學唯物主義的最高峰。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方克立教授在《現代新儒學與船山學》一書序言更是如此評價:“王船山是中國歷史上民族氣節最堅貞、傳統學問最淵博、哲學慧識最高卓的一座思想高峰,不僅封建時代無人能超過他,近代中國也得益於他開啟的思想曙光,甚至他也是辯證唯物論在中國傳播和發展最重要的‘內應’之一。”
王船山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用今天的話來說,他的思考基於“問題導向”,他的思想從未離開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大道,而且“立乎其大、著眼於遠”,因此具有穿越時空的精神魅力,隨著時間推移,愈能顯現其現實價值。“船山學”也日漸繁榮,遍及全球,成為中國向世界貢獻的東方智慧。
俄羅斯文學大師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我只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遙想1651年,33歲的王船山,終於斷絕了對南明小朝廷的幻想,從廣西潛回到衡陽,從此開始長達40年的讀書、思考與著述生涯,心力交瘁,歲月艱難,但他窮盡生命寫就的文字,對得起他所經受的所有苦難。
五
“三百年來神不死”——這是著名學者蕭萐父生前盛讚王船山不朽價值的一句詩。
這就是思想的力量!
假如沒有鄧顯鶴,假如沒有曾國藩……我們今天還能知道王船山嗎?答案是肯定的。思想的力量,在於傳播者的虔誠,在於薪火相傳的默契,更在於時代與人民對它的需求。
有學者大聲疾呼,“回到船山”。是的,本民族的先賢,本民族的文化,同源同種同血脈,最能啟迪、滋養本民族。這是最真切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