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三月底，揭陽縣城。
五社的一戶居民家中，一隻老鼠突然從屋樑上掉下來，死了。
巧的是，八社另一戶居民家中，也有一隻老鼠大白天從樑上摔下而死。
“旋即有人染疾而死，當天死10多人，第二天上午死30多人，下午增至180多人，至四月下旬，疫情席捲全城，死者激增。這場疫情由下半縣向上半縣蔓延，災及全縣、死亡6萬多人，其中縣城死亡約19000人。”（《汕頭衛生志》）
當時揭陽縣城約42000人，死亡率高達45.24%。
繼而潮安庵埠、潮州郡城、饒平柘林、澄海的蘇南、蘇北、隆都等地也在同一年爆發災情，僅1902年一年間，潮汕地區感染致死的人數就逼近10萬。
這是一場流行性淋巴腺鼠疫，俗稱“黑死病”，是一種以老鼠和跳蚤為傳播媒介、傳播速度極快的傳染病。（百度百科）
（《埃及的第五次瘟疫》，透納）
自1894年傳入潮汕以來，歷經8年達到了集中爆發的最高峰，此後還延續十多年。這場鼠疫持續時間之長，波及範圍之廣（遍及潮州八邑），死亡人數之多，為潮汕災難史有記錄以來所罕見。由於時間跨度長，對經濟的損害更是難以估量，其傷害嚴重程度遠超1918年潮汕大地震和1922年的“八二風災”，實在不該被忘記。
可惜災情既可怖又不吉利，媒體不宣、學校不講，潮汕本地也沒有具體的紀念點，大概只有從個別老爺宮或善堂的歷史可以瞭解到，故而現今的潮汕人知者寥寥。
我先前因為寫文章查過一些資料，對此有所瞭解。前幾天有粉絲在我的公號發來私信“疫情”二字，估計想了解當下的信息，我很驚訝為什麼他會想到在一個寫潮州菜的公號裡去了解疫情信息呢？
這引發我重新去翻閱這段歷史，意外發現當時瘟疫發生後人們的反應竟如此的熟悉：不靠譜的縣令，組織聚眾引發感染事件的地方衙門，因救人而感染病逝的醫師，求救無門的病人、未感染而餓死的弱小者、疾聲呼告的報紙體、趁機牟利的神棍……
一百多年過去了，又好像沒過去。
於是我花了幾天時間整理成文，談不上創作，大多數是資料的堆砌；也無需創作，光是資料本身已經足夠。
1895年的汕頭福音醫院
觸目驚心的死亡數據
按照伍連德《鼠疫概論》記載：“汕頭於1894年受染，其病繼續繁滋直到1916年以後即無記錄可得”。二十餘年間，鼠疫在潮汕地區陸陸續續，忽東忽西，未曾真正間斷過，並集中於1898-1902年這五年間爆發，尤其以1902年達到最高峰。這期間還間或伴有天花、霍亂等烈性流行病同時並行，也有旱災、饑荒、狼災，極大地危害潮汕人民的生命安全。
儘管當時許多地方還沒有精確、科學的統計，但綜合潮汕各地誌書記載、《鼠疫流行史》的記錄、《汕頭衛生志》的統計，我們還是可以對這場瘟疫的殺傷力有個大概瞭解。
（以下數據除說明外均來自《汕頭衛生志》）
根據英國長老會醫學傳教士高似蘭(Philip B.Cousland)的報告，1894年鼠疫於廣州及香港暴發，8月份汕頭已有病例出現，到1895 年7月，“估計在三萬人口的汕頭約疫死三百多人”。（計300人）（數據來源：冼維遜:《鼠疫流行史》）
1896年，惠來縣城、靖海、神泉3鎮，三至四月鼠疫流行，波及郊鄉，發病4000多人，病者十之九死。（計3600人）
1897-1911年，惠來縣各地連年鼠疫流行，發病6000多人，十病九死。（計5400人）
1898年，四月郡城（潮州）內外鼠疫疊十五年，以龍溪都茂龍一鄉（今庵埠鎮）及郡城為甚，疫死者達二、三萬人，約佔當時全郡人口之25%，以1902年最為高峰。（計25000人）
1899、1913、1916年，揭西棉湖鎮及附近鄉村三次鼠疫流行共死亡2500人。（計2500人）
1901年，饒平、惠來二縣鼠疫大流行。惠來東隴的赤洲，原是一個有5000多人口的港口，鼠疫流行後，頓城廢墟。（計4500人）
1901年二月至五月，黃岡鼠疫，死亡約4000人。（計4000人）（數據來源：《饒平縣誌》）
1902年二月至五月，柘林鼠疫，死亡2000餘人。（計2000人）（數據來源：《饒平縣誌》）
1902年，三月下旬，揭陽縣鼠疫大流行，死亡6萬多人，疫起於桑浦山附近村莊大井等地，爾後鼠疫迅速蔓延，席捲全縣。在縣城約42000人中約有30%受感染，死亡約19000人。（計60000人）
（注：《汕頭衛生志》此段“約有30%受感染”的表述有誤，綜合《揭陽縣誌》“榕城疫前有4.2萬多人，疫後僅剩2.3萬多人”的說法，“死亡約19000人”的說法是對的。）
1902年，春夏，澄海縣蓮陽、東隴及其周圍地區（另一種寫法是蘇南、蘇北、隆都）鼠疫霍亂同時流行，死亡數百人。（計500人）
1903年，潮陽縣棉城鎮及附近山莊，二月鼠疫流行，至五月平熄，死亡萬餘人。（計10000人）
1904年，揭陽縣棉湖鎮（今揭西縣）鼠疫流行，死者1000多人。（計1000人）
同年，揭陽縣霍亂、鼠疫同時流行，僅1000多人的安樂村，死於霍亂就達500多人。
1904-1906年，澄海鷗汀、上蓬鼠疫大流行，死亡800多人。（計800人）
1913-1914年，澄海縣蘇北區樟林及十五鄉等地十五個村鼠疫流行，死者數以千計。據樟林合生記長生店店主憶述，當年鼠疫流行時售出的棺材就有1600餘具。（計1600人）
這些數據並不精確，也不周全，但已經足夠觸目驚心。我們採用保守統計：記錄數據後面含有“多、餘”字樣的去掉零頭；兩數之間取中間數；在此期間潮汕有許多地區都有鼠疫發生，但沒有記錄具體數字，不納入統計；有具體數字但時間不在此範圍內的，也不納入統計。保守算下來總死亡數超過121200人。
這還不計潮陽縣歷年交叉統計的另一項數據，據1952年和1957年的調查，1855年四月至1923年3月68年間：
潮陽縣兩英、司馬浦、陳店、峽山、銅盂、海門、達濠、河浦、和平、沙隴、石船等區共207個鄉村，曾發生過鼠疫流行累計發病285035人，死亡144535人。
汕頭埠全境，1870年，約翰·湯姆遜攝
慘不忍睹的災民災情
本節內容可能引起不適，慎看
鼠疫發病症狀極為可怖，主要表現為身上生核腫、發熱、昏迷等，民間俗稱“惡核”、“浮核”（核潮音讀【佛】）。
《申報》的報道如此描述：“當疫症初起時，身上生一惡核，大如青梅，小如綠豆，痛徹於心，頃刻間神志不清，不省人事。”
又：“ 所染之症皆系兩腿夾縫或兩腑底或頸際起一毒核，初時只如蚊蟲所噬，轉瞬即寒熱交作，紅腫異常，旋起有黑氣一條，蜿蜒至要害處，隨即天亡。”
1898年，潮州開春到舊曆四月期間旱情嚴重，米價暴漲，郡城內外鼠疫爆發。桑浦山下虎狼成群出來吃人，東莆、西莆附近鄉村，太陽還沒下山村民就關門閉戶，路上一個行人都沒有。
春旱至四月大旱，米騰貴，中米每石銀六兩，上米七兩，郡城內外鼠疫。時桑浦山狼虎成群出噬人，東莆上莆附近各鄉日將晡即閉戶，路斷行人。（《潮州志》）
1901年，惠來東隴的赤洲，原是一個有5000多人口的港口，鼠疫流行後，頓城廢墟。
1902年，惠來縣的一個村子，全村都搬走避災，僅有一戶貧民因為太窮沒有能力搬遷，母子二人相依為命，閉戶不出。等到疫情過後鄰里都搬回來了，發現兩人慶幸還存活著。
與其說是自我隔離，不如說是聽天由命。
惠邑有某鄉者，前月因染時症．通鄉遷外以避之。貧民某甲，家徒四壁，欲遷無貲，閉門 獨居，母子二人，相依為命。至災退鄰回，母子得慶俱生。（《嶺東日報》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初四“潮嘉新聞” “疫有餘威”條。）
《汕頭衛生志》描述1898年-1902年期間潮安和郡城鼠疫的特徵為“冬季發生，春初盛發，夏季停止”。
1902年，潮州的春天特別寒冷，因為饑荒導致米價大漲。從春天到夏天鼠疫大作，府城尤其嚴重，感染而死者二、三萬人。有全家被感染而死的，有孤兒寡母受感染而死的，親戚不敢前去收殮，以致陳屍多日……甚至未感染卻因無人照料而活活餓死的也不在少數。
郡自四五月間造疫之後，死亡已眾，或一門具備傳染，或僅一二孤寡，親戚既不敢恤，以致失節，餓死者亦復不少，輔仁善堂因於鎮平會館燈櫥設為收養孤寡之所，全活頗多。（《嶺東日報》光緒二十八年(1902)“潮嘉新聞” “開清節堂”條。）
春寒飢，鬥米錢千文。自春至夏大疫，郡城尤甚，死二三萬人。（《潮州志》）
由於是烈性傳染病，人們害怕被傳染，給救治帶來極大的麻煩。
1904年，潮汕鄰近的興寧，當地居民想救治病人又怕受感染，只好用長竹筒喂病人吃湯藥，效果可想而知。死於鼠疫者，親屬也不敢來看望弔唁，甚至有些死了好幾天都沒人知道。
間有用藥救 治，又恐其傳染，但以長竹筒遠探而飲之，其無效可知。死於是者，親屬不敢探視。甚至有倒斃數日而人不知者。（《嶺東日報》光緒三十年(1904)五月十八日“潮嘉新聞” “興寧患疫之近情”條。）
撲朔迷離的傳染路徑
這不是潮汕一個地區的瘟疫，而是第三次全球鼠疫大流行。
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界定，從1855年開始，一直延續到1959年才算結束，百餘年間蔓延到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總共六十多個國家，總死亡人數超過1200萬人。
而在中國，整個東南沿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等省區都發生了疫情，這些地方港口眾多，不少城市之間互有往來，到底誰先傳給誰？又或者彼此之間來回交叉傳染？源頭追溯起來更加撲朔迷離了。
高似蘭創辦的潮州最早的西醫院，俗稱“猴洞”
“根據英國長老會醫學傳教士高似蘭(Philip B.Cousland)的報告，1894年鼠疫於廣州及香港暴發，8月份汕頭已有病例出現。”（冼維遜:《鼠疫流行史》，第十一章，第230頁，廣東省衛生防疫站1988年版。）
其實至少兩個月前汕頭海港檢疫就查出了來自香港的感染病患。據《汕頭衛生志》記載：
“1894年5-6月檢查來自香港鼠疫疫區輪船34艘，發現華人鼠疫患者9名，均以隔離、留驗。其中7名死亡，2名經多日醫治而愈。”
根據《汕頭衛生志》的記錄，汕頭鼠疫在1894 年傳入並持續至1895年，隨後惠來和普寧於1896年發現災情，然後潮陽是1897年，潮安和澄海都是1898年持續到1902年，1899年揭西發現疫情，1901年饒平發現疫情，1902年到揭陽，從時間上看未曾間斷，故而潮汕本地傳播路徑相對清晰，源頭很大可能就在汕頭，當然也不排除不同時間段多個城市多種渠道輸入的可能性。
那麼，這場鼠疫究竟是從什麼地方、通過什麼方式傳入潮汕的呢？其源頭是否如冼維遜 《鼠疫流行史》所說的來自廣州、香港呢？
《海陽縣誌》
光緒版的《海陽縣誌》提供另外一種說法：“二十四年（1898年），……郡城內外鼠疫。鼠中地毒死．人感鼠毒而疫作，曰鼠疫。此症同治十年 （1871年）起自安南（今越南），光緒十六年（1890年），雷、廉盛行，至是延及郡地。”
《海陽縣誌》出版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正值鼠疫爆發期間，編纂者吳道鎔是親歷者，且書中多處論述皆以採訪為證，其說頗為可信。（饒宗頤纂《潮州志》延引時注為“《海陽吳志》”，即指此書。）
當時潮汕蔗糖業發達，但本地人多地少，甘蔗種植面積不能滿足蔗糖生產的需要，高州、雷州等地成為潮糖的種植基地。而且每年甘蔗收成旺季，潮汕僱主都要從雷州、廉州等地僱傭勞力收蔗。故此，兩地流動人口來往頻繁。假如是由此傳入，經由水路還是陸路？水路是直航還是到廣州、香港轉運？我們可以藉助《1894年廣州鼠疫考》一文關於傳入廣州路線的推測來論證。
冼維遜提出鼠疫傳入廣州的三種可能路徑：“從廣西梧州沿西江傳入廣州”、“從南路經水道傳到香港再由香港傳入廣州”、“從南路逐漸往東傳入廣州”。
賴文、李永宸在《1894年廣州鼠疫考》一文中通過查閱線路上各個縣市志書、資料記載的鼠疫發生時間順序，逐一論證否認三條線路的可能性，並提出較為合理的推斷：“19世紀後半葉的廣州鼠疫很可能是從北海疫區經海路直接傳入的”。因為北海在1867年就有鼠疫的記載，“是嶺南鼠疫最早傳入的地區。該埠是廣西、雲南客、貨運輸的集散地，與廣州之間闢有航線，其客、貨運船舶有可能把鼠疫直接帶入廣州”。
目前學術界的共識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起源於1855年的雲南，雲南雖然和越南、廣西都接壤，但北海疫情發生在1867年，要早於《海陽縣誌》所述的“此症同治十年 （1871年）起自安南”。而雷州、廉州地理位置在北海之後，無論水路、陸路都先經北海再入雷、廉。再者，雷、廉到汕頭不管是直航還是轉線，也須經北海，陸路傳播已被《1894年廣州鼠疫考》一文否認。故此，鼠疫傳入汕頭的路徑無需經由越南和雷、廉。
1894年香港的鼠疫要晚於廣州，也就是說香港鼠疫是由廣州傳入的。而據當時的《申報》報道，香港疫情爆發之後，約有三分之一的港人逃離本島。儘管有從香港傳入廈門再到潮汕，或是由廣州經由陸路傳到潮汕等可能，但從時間和路徑看，1894年汕頭海港檢疫查獲的香港病例無疑是最直接的傳入證據。
綜上，我推測清末潮汕鼠疫的傳入路徑是：雲南-廣西北海-廣州-香港-汕頭。
潮汕鄉村，清末，汕頭美璋照相館攝
五花八門的防疫招數
面對兇猛的疫情，不同角色有不同反應，朝廷、平民、地方衙役、醫師、商人與士紳、媒體、慈善機構，等等，面對災情使出的防疫招數五花八門，給我們展示了瘟疫期間的人間百態。有些務虛安撫，有些切實有效，有些讓人捧腹大笑，有些讓人感動落淚，有靠譜的，也有不靠譜的。
先說不靠譜的
朝廷
1898年的大清朝可謂外憂內患，此時清廷積弱已久，列強環伺四周，歷史課本上那幅著名的“時局圖”就是誕生於這一年。
對內，6月11日，光緒帝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推動下啟動了維新變法。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了戊戌政變，囚禁光緒帝，殺害六君子，康、梁外逃，百日維新以失敗告終。對外，清政府忙著跟各國簽訂各種條約，外租土地。
如此清廷，根本無暇顧及災情。
而推行103天的新法並沒有關於疫情防控之類的民生內容。
總之一句話，清廷沒有CDC，救災只能靠自己。
時局圖
平民
靠自己？那可怎麼辦？
潮汕人民的答案是：拜老爺。
俗話說：愛拼正會贏，拼唔過拜老爺。
在傳統觀念裡，瘟疫被視為天譴，於是通過備牲粿祭拜，或是全民齋戒、施孤普度、做戲、營老爺等，祈求老爺保賀，驅逐瘟神。拜神的習俗在全國皆是，不止是潮汕人這麼做。
聞潮陽人近以疫氣未平，成詣許真君廟求為驅逐卜吉，本月二十，廿一、二數日出遊。城廂內外目下即紛紛預備旗鼓、廣集梨園，為屆期熱鬧之助，預算此拳亦將耗費萬金雲。（《嶺東日報》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初六日“潮嘉新聞” “求神逐疫”條。）
又或設壇建醮，請仙降乩。
一旦請仙降乩，就給了神棍們趁機牟利的機會。普寧就出現乩童以消災為名，忽悠，不斷索要物資的，對此《嶺東日報》予以揭露批評：
普邑四五月間，有死於疫者，乩童即乘機作乩言以惑眾，謂陰兵已陳於郊，不聽餘言，後 悔無及。蚩蚩者信之，於是社豎大竿。街設神位，門懸“天地父母”燈籠，時際黃昏，香菸載道。而乩童以其無利於己也。更倡為逐疫之舉，糊紙虎紙鼠二物，故皤其腹，責令每家必以白米實之，沿途滋擾，其狀難堪。乃疫氣已平，其技想至於此。孰知變而加厲，複議於是月大張孟蘭會，以餞陰兵。即如白飯一款，索至六百筐之多，其他可知。（《嶺東日報》光緒二十八年(1902)七月初四日“潮嘉新聞” “乩童惑眾”條。）如果神仙有靈那還好，很可能會在本地形成崇拜。比如廣州黃埔銅鼓山的楊四將軍，潮安庵埠文裡的大峰祖師，澄海溪南埭頭的仙公（鬼谷子），其崇拜的形成都與此次鼠疫有密切關係。月浦賽大豬習俗據稱也是源於古代鼠疫殺豬祭神求福，但是否真如傳說源於明朝就不知道了，因為潮汕鼠疫最早的記錄始於1855年，此前只寫“瘟疫”。
如果神仙不靈，那就很尷尬了。最搞笑的是在廣州，有人組織拜神祈福消災，誰知道還沒拜完就有人感染上了，緊接著十天之內死了一百多人。居民看到神仙不靈，隨即遷怒於神，不但香油減少，而且竟然用糞便淋潑神像，讓人啼笑皆非。
“詎料叩拜未終，而癘疫踵至，旬日之內，染疫身死者已有百餘人。此時居民見神聽不聰，遂遷怒於神，不特香油頓減，且更以糞汁淋之，一時見者無不為之絕倒。”（《申報》）
地方衙門
非但平民拜老爺，地方衙門的太爺們也跟著拜，有的是順應民意安撫民心：
潮陽患疫。但恃神為之保險，耗費無益，詳 紀報中。不謂民已迷而不悟，而為民上者，亦從而愚之。可笑也。邑人趙某等昨以舉行齋醮事，稟請俞大令示禁屠宰。略謂“前年邑中疫氣盛行，極為慘虐，幸得珍珠娘娘降乩諭，打清醮五天，禁殺牲口，人民一體齋戒，誠心禱求玉皇上帝，乃得一律平安。今潮復蹈前年之症，人民皆不得聊生，故請娘娘降乩出神，今又諭閨邑誠心，禱求玉皇上帝，打清醮五天，自十五日起至十九日止，五天內禁止屠戶及魚市等切戒宰殺牲口，一體齋戒”云云。俞大令以據稟為之出示曉諭矣。（《嶺東日報》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十五日“潮嘉新聞” “官民除疫之舉動”條。）
也有的縣令主動組織聚眾祭拜城隍，結果造成有人被感染的悲劇，只好倉惶逃離：
清光緒廿八年（1902年），鼠疫在揭陽縣大流行。4月下旬，疫病席捲全域，死者激增。知縣虔爾均率領眾衙役前往城隍廟祈求“冥府同僚”驅疫消災。剛讀祭文，忽見有人倒地，陳屍案下。知縣嚇得面如土色，渾身發抖，惟恐染疾，急令回府。在一幫衙役攙扶下，倉惶逃回，緊閉衙門不敢出來。（《汕頭衛生志》）
- 再說靠譜的。
拜歸拜，畢竟保命要緊，對平民來說，實在不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有條件的居民紛紛選擇搬遷逃離疫區。
潮陽縣沿練江各鄉，近日疫癘最盛，鄉民多有移家避疫者。十室九虛。（《嶺東日報》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十五日“潮嘉新聞” “鼠疫之與盜賊”條。）
廣東澄海縣等一些地區也會封村隔離疫區人員，如：
“其他各鄉聞該鄉有鼠疫流行，則拒絕該鄉人入境。”（《澄海縣關於調查歷史鼠疫、霍亂流行情況的報告》，內部資料，1956年）
檢疫
由《汕頭衛生志》可以獲知，汕頭早在鼠疫傳入前就設置了檢疫機構。汕頭海港檢疫創辦於1882年9月，當時的高級檢疫官員均為洋人。
此前針對霍亂的流傳也採取過一些檢疫措施，廣州鼠疫爆發以後汕頭海港嚴陣以待，出臺了檢疫法規，對不同類型的疑似患者採取隔離、留驗、治療、消毒等措施，也取得對應的效果。
“1894年5-6月檢查來自香港鼠疫疫區輪船34艘，發現華人鼠疫患者9名，均以隔離、留驗。其中7名死亡，2名經多日醫治而愈。”
1894年6月公佈了檢疫法規共四條。其中第二條規定：“在檢查中如果發現船上有患傳染病或接觸者或檢疫官認為有可能發生傳染病時，或在航行中船上有人患傳染病死亡時，將採取措施撤離所有傳染源至指定地方對船舶和旅客的行李實施消毒。”
但受限於當時對鼠疫傳播的認知水平，多少會有漏網之魚。
媒體
一些良心媒體的報道也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進行獨立報道，自覺擔任了傳遞疫情資訊、科普防疫知識、倡導公共衛生、闢謠乩童惑眾、批判庸官蠢行等職責。儘管當時的民眾絕大多數是文盲，但通過影響鄉紳富商、達官貴人、書生要員，可以間接影響普通民眾，報紙上宣傳的救治措施和方法引發各縣互相效仿，從而起到切實有效的救災作用。
比如老牌的《申報》自1894年廣州鼠疫爆發起便全程跟蹤報道，間或有關於潮汕疫情的報道。
1902年3月26日在汕頭創刊的《嶺東日報》更是直面本地災情，批判潮汕民眾不講衛生，只知道拜老爺，指出“起居飲食之不潔為一大原因”。
夫蚩蚩者氓，平日不知衛生，灶下階前堆積汙穢，毒氣燻蒸，釀之大患，至於死喪頻仍猶不知，反以為神降之罰，巫祝紛陳，懸於門者莫非朱策也，繫於襟者莫非靈符也，籲，愚甚矣。（《嶺東日報》光緒三十年(1904)八月二十二日“潮嘉新聞” “調查興邑疫數”條。）
按鼠疫發生，大抵起居飲食之不潔為一大原因。故設潔淨局以清理積穢，乃地方上切要之舉。否則，設法捕鼠，亦防傳染之一道。徒以善書為消弭法門。此與潮州人之迷信神權等，吾知雖百善堂亦勞而無功耳。中國人每多務虛不務實，抑何可笑。（《嶺東日報》光緒三十年(1904)五月十八日“潮嘉新聞” “興寧患疫之近情”條。）
富商與士紳
每逢大災難，商紳捐款掏的都是真金白銀。他們經常在外面闖蕩，眼界相對開闊，容易接受新事物，儘管醫生可以提供技術、媒體可以建言獻策、善堂的義工可以提供勞力，一旦涉及到藥物、設備、場所、收殮等執行層面，都是白花花的銀子。而士紳通過自身的威望發動族群，紛紛成立善堂，組織救援、善後。富商和士紳在賑災中的作用不容小覷。
1908年下半年，日本醫師伴元造（你沒看錯，是日本人。“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有木有？）一直在《嶺東日報》刊登廣告，聲稱能夠注射血清療鼠疫。汕頭的商紳決定推行這一方法，於1909年2月發佈了章程，擬開辦慈善防疫會。《章程》序言如下：
我潮連年鼠疫，論者每歸咎於天行。而不知實人事之未盡也。去年臺灣銀行夥伴適染 是症，日本醫生以血清藥水救治。病霍然愈。其後嘉應疫症發現時，州人士用注射預防法，活者無數。則此藥水之奇驗。無待贅言。
今者庵埠疫症傳染，過者掩鼻，言者酸心。同人憫之。僉議創設防疫會，先自庵埠一區試辦。由同人量力捐資，購辦藥水，聘請日本醫生伴元造君專司一切療治。復於汕頭地方實行注射預防。伴元造君不計薪金之厚菲，慨然擔任，有足多者。日本領事官暨臺灣銀行復極力贊成。夫日本僅與吾國同種，尚熱心如此，何況吾輩，居同鄉，生同井，休慼相關，痛癢相關。
對弦浩劫之流行，與其事後諮嗟，空言無補，孰 若先時補救。既可保寶貴之性命，亦能造福於桑梓。《傳》日:“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況且茲舉宏大，必集群力，始克支持。邦人諸友有韙是舉者，請捐金助之，是則同人之所預祝也。
概括起來就先在庵埠試點，再到汕頭推廣，聘請日本醫師使用西醫注射，費用由商紳籌款募捐買單，所有治療免費，即便如此，仍有不信西醫者拒絕治療。
隔壁潮州府城的商紳看到後，立馬仿效推行。
（以上“富商與士紳”描述據《西醫、防疫、衛生與1898年潮嘉鼠疫》一文摘錄縮減）
存心善堂，清末，汕頭美璋照相館攝
善堂
在商紳的倡導下，潮汕各地廣建善堂，有不少一直維持到現在。
鼠疫期間善堂的主要舉措有：
一、收殮。包括施棺、組織青壯年收埋無主屍體。
二、施醫贈藥。包括聘請中醫義務診療、發放加入抗疫配方的涼茶、贈送藥品（有嚴格管理，須經核查確定是貧困者）。
三、舉辦扶乩建醮等活動，發放靈丹符水等。
（以上“善堂”描述據《晚清潮汕地區鼠疫的流行及防治措施析論》一文摘錄縮減）
醫生
自災情發生後，本地的醫生就沒有停歇過。許多醫生救死扶傷，不避癘疫，不計報酬，令人欽佩。但由於當時本地中、西醫初期對鼠疫的認知都不夠，雖有治好者，但總體上收效甚微，且一些醫師預防措施不充分，也出現自身感染身亡的情況。直到1909年推行注射血清之後療效才出現好轉，疫情逐步得以控制。
別的就不多說了，記住這幾位醫師的名字吧。
陳松齡
陳松齡，潮陽棉城木坑宮人。松齡行醫，日坐堂，夜出診，不計報酬，為人稱頌。
清光緒末年，鼠疫流行，死者日增，鄉民紛紛往靈濟宮求大帝神治，松齡力斥其謬，言“神不能醫者，抬來我醫，看是神醫靈，還是人醫靈”。其時，人心慌亂，一入黃昏，路絕行人，形同鬼域，惟有松齡一轎一燈籠，仍奔忙於鄉里間治病救人，夏同龢（晚清狀元）仰其醫術、醫德，親書一匾以贈，文曰：“累代真傳，濟世萬年”。（《汕頭衛生志》）
章仲華
在汕頭下蓬區，中醫章仲華為群眾治療鼠疫而死。（冼維遜:《鼠疫流行史》）
張煒
普寧縣的名醫張煒，精通醫術。縣裡疫癘流行，患者親戚不敢近，煒以救人心切，不避疫癘，每早晚必挨門巡視，分送方藥，不取人錢。前後起死回生，不可枚數，遠近鹹頌。（吳粵昌：《 嶺南醫徵略》）
開明的地方官員
一些開明的地方官員意識到環境衛生對防治鼠疫重要性，在各自的轄區內推行清潔，也有些官員四處尋求解藥分發給民眾。
早在1899年，海陽縣令劉興東就頒佈了“潔淨之令”，可惜好景不長，1902年在他離任後，“潔淨之令”變成一紙空文。
郡城當大疫之際，海陽劉大令頗留心潔淨 街道，近城內疫氣漸平，潔淨之令亦漸罷。街巷之側溲便如故。賣攤搭棚者亦日形擁塞，大約此弊須再俟明春方能整頓……（《嶺東日報》光緒二十八年(1902)六月廿二“潮嘉新聞” “潔淨匯志”條。）
大概是因為看到迷信活動沒有效果，或者是受到新觀念的衝擊，四個月前順應民意參與請仙降乩的潮陽縣令俞瑛開始覺醒，下令禁止舉辦孟蘭會醮，並將題款挪用於整治環境衛生：
所有各處擬設孟蘭醮會，應即一律停止，不準舉行。其各戶捐提醮金，即飭該紳董等。移為該社設立潔淨局，修理街道、開通溝渠經費，一轉移間，化無用為有用，款項既不虛糜，而於民間衛生之道，實大有裨益。（《嶺東日報》光緒三十年(1904)七月廿一日“潮嘉新聞”禁止孟蘭會示文”條。）
1906年，潮陽縣令董元度，配置丹藥分發給民眾，有沒有效果就不得而知了。
潮州當春夏之交，必發生時疫，各處流行，妨害生命不少。然卒無救治之法。邇日庵埠、汕頭及潮陽各鄉，又患此症。人民頗為慘苦。潮陽縣董大令心焉憫之，特配製經驗治疫膏丹藥散，發交各糧廠，分路贈濟，以期補一二雲。（《嶺東日報》光緒三十二年(1906)三月十九日“潮陽令施濟治疫方藥”條。）
從這些記載看來，至少媒體、醫師、商紳、善堂、以及部分開明的官員們的表現都值得點贊。他們自覺組成了有形或無形的防疫會，對救災治療起到了關鍵作用。
這場鼠疫使得潮汕人口銳減，生產力下降，經濟停滯，使得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歷經此劫，人們對西醫，從抗拒轉為接受；對環境衛生，從無視轉為自覺。
最後我沒有什麼結論和觀點，站在今天去批評一百年前的人是不公平的。我只是歷史資料的搬運工，能讓大家瞭解這段歷史就可以了。能耐心看完這麼長的冷門史料，相信各位自己心裡已經有結論了。
感謝
去不了圖書館，許多資料都是二手的，主要來自《西醫、防疫、衛生與1898年潮嘉鼠疫》、《晚清潮汕地區鼠疫的流行及防治措施析論》、《1894年廣州鼠疫考》這三篇文章，在此感謝文章作者！
圖片均來自網絡：感謝攝影者和收集留存者
參考資料：
黃挺、林曉照：《西醫、防疫、衛生與1898年潮嘉鼠疫》
宇光：《汕頭衛生大事記》
蘇新華：《晚清潮汕地區鼠疫的流行及防治措施析論》
賴文、李永宸：《1894年廣州鼠疫考》
冼維遜:《鼠疫流行史》
黃挺：《潮汕史簡編》
饒宗頤總纂：《潮州志》
廣東省汕頭市衛生局編：《汕頭衛生志》
澄海縣地方誌編纂委員會：《澄海縣誌》
饒平縣誌編輯委員會：《饒平縣誌》
楊正軍：《潮汕地區的善堂——現代化背景下宗教復興的社團因素研究》
《嶺東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