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拍賣會上，有一封康生寫給宮維楨的書信，透露出當年“蘭亭論辯”的很多信息。
1958年以後，在南京等地出土了幾塊東晉墓誌，其中《王興之夫婦墓誌》和《謝鯤墓誌》尤為引人注目。
郭沫若以此寫了一篇《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的論文，指出同樣是東晉時代的作品，這兩篇墓誌的字體和《蘭亭序》的字體大不相同，所以《蘭亭序》是假的。並懷疑是智永造的假。這篇論文發表在《文物》雜誌，並由此在文化界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這就是那場著名的“蘭亭論辯”。
1965年4月10日，康生收到東晉墓誌拓片後，致信江蘇省委秘書長宮維楨，要求南京文管會寫一篇東晉墓誌出土經過的文章，並對郭沫若的文章提提意見，好在《文物》雜誌上發表。
郭沫若的論文最後發表於《文物》雜誌第六期。康生此信正值發表前夕。可見這場“蘭亭論辯”康生是重要的發動者與見證人。郭沫若在論文提及康生同志說：“王羲之的字跡，具體地說來：應當是沒有脫離隸書的筆意。這和傳世《蘭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徑庭的。”可見，當時二人是一個鼻孔出氣的。
康生書信全文如下——
宮維楨同志：
謝謝你幾次寄來的東晉諸墓誌拓片。王興之、謝鯤等墓誌出土，這是書法史料的一個重要的發現，對於研究晉代書法很有價值。南京市文管會關於王興之的考證，也是很對的。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王謝文物，重見天日，引起郭沫若同志很大興趣。他寫了一篇文章，對王、宋、謝、顏諸志，作了考證，由此並論及蘭亭序之真偽。這篇文章，如果得到你們的同意，將連同墓誌照片，在《文物》雜誌上發表。但，郭老和我的意見，在發表之前，先寄你和文管會的同志們看看，如果文章有不妥或錯誤之處，請你們不客氣的提出意見，以便修改。
我和郭老迫切希望南京文管會也寫一篇文章（至少寫一篇諸志發現的經過）與郭老的文章一道發表。如果只登郭文，不同時登你們的文章，不報道你們的工作成績，這就有點不好。為此，我們有如下的建議：
一請南京文管會盡快寫篇文章或報道寄來。
二請你們看看郭老文章，提出意見，以便修改。
三請將《顏謙婦志》發現的時間、地點和經過見告。
四王興之父親的墓，是否有志，如有，望能拓寄幾份。
據我估計，南京附近地下埋藏文物甚富，尤其是晉代書法史料，可能還有重要的未被發現，也可能王羲之真跡有一天也會發掘出來。
囑書唐碑題簽，順便寫了兩個，不知是否能用？自己覺得左手的較好一點，請你看看，是否真的“左比右好”？一笑！
敬禮！
康生
六五年四月十日夜
康生精於鑑賞，書畫尤見擅長，他常用“魯赤水”名作畫，意與“齊白石”並駕齊驅，又顯示其“紅”的一面。其不知天高地厚可見一斑。
康生喜歡寫章草。其人雖廢，其書流傳。這封書信可以說是康生不多見的章草佳品，另一件恐怕就得屬《茉子侯刻石》長跋了。
康生的書法水平參差不齊，今天看來，好的作品不多。雖然真草隸篆，樣樣都敢露兩手，但水準實在不敢恭維。
不知出於何種目的，康生還喜歡玩左右互搏之術，右手寫完左手寫，並以“康生左手”落款。
可惜了，字寫得過於熟練與圓滑，細筆出鋒處，也顯得異常軟弱做作。
就這樣，康生生前還享有很大書名，據說著名文物鑑賞家、前清翰林院編修陳叔通當時認為，當代中國有四大書家，分別是：康生、郭沫若、齊燕銘、沈尹默。不知他的標準是什麼？現在只能呵呵了。
這方明洮河石長方硯，清紀曉嵐藏物，經康生手後，他在上面題笑話紀氏不懂端硯，這明明是洮河觀嘛。看來在文物鑑賞方面，康生還是十分自負的。只是不知上面所謂端觀題款是不是真為紀曉嵐所為，如果是方山寨貨，那康生就玩砸了。
在康生的策動下，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發文指出《蘭亭序》為假，一時介於其學術權威和政治身份，剛開始幾乎無人反駁。南京市文史館館員高二適寫了《〈蘭亭序〉的真偽駁議》，稱郭此說為‘驚心動魄之論’，並進行了辯駁。
高二適先將文章寄給報刊，但未被刊用。他又將文章寄給章士釗，希望得到章士釗的支持和幫助。章士釗寫信將文章轉呈毛澤東主席。
毛澤東表態：筆墨官司，有比無好。
7月23日，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在《光明日報》發表。這才真正開始了這場著名的“蘭亭論辯”。
巧的是和康生一樣，高二適也喜歡章草。他不僅寫章草，還深入研究章草，有專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