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拍卖会上，有一封康生写给宫维桢的书信，透露出当年“兰亭论辩”的很多信息。
1958年以后，在南京等地出土了几块东晋墓志，其中《王兴之夫妇墓志》和《谢鲲墓志》尤为引人注目。
郭沫若以此写了一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的论文，指出同样是东晋时代的作品，这两篇墓志的字体和《兰亭序》的字体大不相同，所以《兰亭序》是假的。并怀疑是智永造的假。这篇论文发表在《文物》杂志，并由此在文化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就是那场著名的“兰亭论辩”。
1965年4月10日，康生收到东晋墓志拓片后，致信江苏省委秘书长宫维桢，要求南京文管会写一篇东晋墓志出土经过的文章，并对郭沫若的文章提提意见，好在《文物》杂志上发表。
郭沫若的论文最后发表于《文物》杂志第六期。康生此信正值发表前夕。可见这场“兰亭论辩”康生是重要的发动者与见证人。郭沫若在论文提及康生同志说：“王羲之的字迹，具体地说来：应当是没有脱离隶书的笔意。这和传世《兰亭序》和羲之的某些字帖，是大有径庭的。”可见，当时二人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康生书信全文如下——
宫维桢同志：
谢谢你几次寄来的东晋诸墓志拓片。王兴之、谢鲲等墓志出土，这是书法史料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晋代书法很有价值。南京市文管会关于王兴之的考证，也是很对的。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文物，重见天日，引起郭沫若同志很大兴趣。他写了一篇文章，对王、宋、谢、颜诸志，作了考证，由此并论及兰亭序之真伪。这篇文章，如果得到你们的同意，将连同墓志照片，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但，郭老和我的意见，在发表之前，先寄你和文管会的同志们看看，如果文章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请你们不客气的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我和郭老迫切希望南京文管会也写一篇文章（至少写一篇诸志发现的经过）与郭老的文章一道发表。如果只登郭文，不同时登你们的文章，不报道你们的工作成绩，这就有点不好。为此，我们有如下的建议：
一请南京文管会尽快写篇文章或报道寄来。
二请你们看看郭老文章，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三请将《颜谦妇志》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见告。
四王兴之父亲的墓，是否有志，如有，望能拓寄几份。
据我估计，南京附近地下埋藏文物甚富，尤其是晋代书法史料，可能还有重要的未被发现，也可能王羲之真迹有一天也会发掘出来。
嘱书唐碑题签，顺便写了两个，不知是否能用？自己觉得左手的较好一点，请你看看，是否真的“左比右好”？一笑！
敬礼！
康生
六五年四月十日夜
康生精于鉴赏，书画尤见擅长，他常用“鲁赤水”名作画，意与“齐白石”并驾齐驱，又显示其“红”的一面。其不知天高地厚可见一斑。
康生喜欢写章草。其人虽废，其书流传。这封书信可以说是康生不多见的章草佳品，另一件恐怕就得属《茉子侯刻石》长跋了。
康生的书法水平参差不齐，今天看来，好的作品不多。虽然真草隶篆，样样都敢露两手，但水准实在不敢恭维。
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康生还喜欢玩左右互搏之术，右手写完左手写，并以“康生左手”落款。
可惜了，字写得过于熟练与圆滑，细笔出锋处，也显得异常软弱做作。
就这样，康生生前还享有很大书名，据说著名文物鉴赏家、前清翰林院编修陈叔通当时认为，当代中国有四大书家，分别是：康生、郭沫若、齐燕铭、沈尹默。不知他的标准是什么？现在只能呵呵了。
这方明洮河石长方砚，清纪晓岚藏物，经康生手后，他在上面题笑话纪氏不懂端砚，这明明是洮河观嘛。看来在文物鉴赏方面，康生还是十分自负的。只是不知上面所谓端观题款是不是真为纪晓岚所为，如果是方山寨货，那康生就玩砸了。
在康生的策动下，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文指出《兰亭序》为假，一时介于其学术权威和政治身份，刚开始几乎无人反驳。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写了《〈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称郭此说为‘惊心动魄之论’，并进行了辩驳。
高二适先将文章寄给报刊，但未被刊用。他又将文章寄给章士钊，希望得到章士钊的支持和帮助。章士钊写信将文章转呈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表态：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7月23日，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才真正开始了这场著名的“兰亭论辩”。
巧的是和康生一样，高二适也喜欢章草。他不仅写章草，还深入研究章草，有专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