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益唱說育兒
”獨家原創，圖片來源於網絡，如侵權請聯繫刪除“大曆”不僅是一個年號，而且是一個短暫的詩歌時代，一個文學史的概念。如此而言，年號的時間起訖，就未必是它的固定界限，因為大曆詩風對其後一段時間也有所輻射。這是一個從盛唐詩到中唐詩的過渡帶。在唐詩發展史上相對來說有些暗淡。這個階段詩人很多，而且我們對他們也並不陌生，只是與盛唐詩壇相比，大曆詩人的創作失去了前者的豪邁雄強英氣勃勃，更多地呈現出一種冷落清寂的風貌。活躍在這個時期的主要詩人有韋應物、長卿李嘉祐、戴叔倫、戎昱等人和被稱為“大曆十才子”的錢起、司空曙、李端、盧綸、耿、吉中孚、苗發、崔峒、夏侯審、韓翃，以及著名詩論家皎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生長於開、天盛世，經歷了“安史之亂”，而其創作活動主要在大曆、貞元年間。他們受到盛唐精神的薰陶，盛唐詩歌的風神壯採，還時而有所顯露。
這一點在韋應物身上表現得較為明顯。應該說，韋應物在詩史上主要是以閒雅清淡的風格面目出現的。“王孟韋柳”的並稱，正是這樣的一種定位。但韋詩中時有壯逸之氣，如《寄暢當》中的“丈夫當為國，破敵如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這類詩流露出盛唐詩人那種建功立業的追求和昂揚風貌。然而，韋應物詩中更有代表性的是那種清寂閒淡的風格。白居易稱其詩“高雅閒淡，自成一家體。”（《與元九書》）其詩以五言見長。
如《寄全椒山中道士》、《賦得暮雨送李胄》、《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淮上喜會梁州故人》《秋夜寄邱二十二員外》、《長安遇馮著》、《觀田家》等，都是其五言詩中名篇，詩中頗多蕭散幽寂的氣氛；同時，又有著世事滄桑的感慨。如《淮上喜會梁州故人》雲:“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何因不歸去？淮上有秋山。”世事滄桑之感是相當濃重的。韋應物多有題詠禪院佛寺之作，更充滿了幽寂的氣氛。如《行寬禪師院》:“北望極長廊，斜扉映絲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獨。唯有山鳥啼，愛此林下宿。”這種風格的詩，在其詩集中有很大代表性。“
劉長卿、錢起是這個時期最有代表意義的詩人。明胡應麟說詩到錢、劉，遂露中唐面目。”並說他們“神情未遠，氣骨頓衰”（《詩藪·內編》卷三）抓住了大曆詩歌作為轉折點的特徵所在。號為“五言長城”的劉長卿，其詩確以五言律、絕見長。詩風與王、孟相近，卻不再有王、孟詩中那種蘊含在靜謐中的蓬勃生機，缺乏他們那種對於生活的自信心與樂觀情緒。劉長卿的詩，追求寧靜清雅的詩境，而在此詩境之上，蒙上一層冷落與寂寞的情思。長卿詩頗富韻味，多有餘味不盡之妙。
元人陳繹曾說:“劉長卿最得騷人之興，專主情景。”（《吟譜》）長卿集中五律、五絕頗多佳作，五絕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春草宮懷古》、《聽彈琴》《送方外上人》、《送靈澈上人》《江中對月》等等；五律如《寄普門上人》《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和靈一上人新泉》《過橫心顧山人草堂》、《尋南溪常山道人隱居》等等。略舉幾首:“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夕陽，青山獨歸遠。”（《送靈澈上人》）“空洲夕煙斂，望月秋江裡。歷歷江上人，月中孤渡水。”（《江中對月》）“逢君穆陵路，匹馬向桑乾。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戰後，耆舊幾家殘。處處蓬蒿遍，歸人掩淚看。”（《穆陵關北逢人歸漁陽》）“東林一泉出，復與遠公期。石淺寒流處，山空夜落時。夢閒聞細響，慮澹對清漪。動靜皆無意，唯應達者知。”（《和靈一上人新泉》）等等。由這些詩作不難看出長卿詩的風格澄澹清雅，幽寂孤清，與盛唐詩迥不相侔。即便是與之相近的王、一派，也是各有不同的時代印跡。
錢起是大曆十才子的“班頭”，與劉長卿同為大曆詩風的代表。錢起詩亦以五言著稱，詩才清逸閒雅他曾任藍田尉，與當時隱居終南山的前輩詩人王維過從甚密，詩風頗受後者影響。錢起有《藍田溪雜詠二十二首》即為模擬王維《輞川集》之作，風格意境都頗近似。如其中《石上苔》:“淨與溪色連，幽宜松雨滴。誰知古石上，不染世人跡。”《東陂》:“永日興難忘，掇芳春陂曲。新晴花枝下，愛此苔水綠。”等等。錢起又與王維頗有不同之處。王維詩渾厚含蓄，錢詩則刻削直露，即便是古體詩亦不能免。如《藍田溪與漁者宿》《杪秋南山西峰題準上人蘭若》等，清空閒雅，韻致清絕。其著名的應試詩《省試湘靈鼓瑟》亦如此。“清”是明人高棅對錢起的評價，應該說是頗為準確的。
大曆詩人中還有戴叔倫、戎昱、李嘉祐、盧綸、郎士元等較為著名，戴叔倫也長於五律，集中頗多佳作，五絕中《過三閭廟》最為傳誦。在詩論方面頗有見地，曾有這樣的名言:“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司空圖《與極浦書》引）對著名詩論家司空圖的影響至為深刻。戎昱的詩在大曆詩壇上較有特點，氣勢剛健，悲歌慷慨，如《賦得鐵馬鞭》《詠史》等都較有代表性，他的七絕寫得多而且好，如《移家別湖上亭》《旅次寄湖南張郎中》等都清新可喜。郎士元與錢起齊名，時稱“前有沈、宋，後有錢、郎。”郎士元長處在於律詩，造語平易，佳者有流暢圓活之美。以一首《楓橋夜泊》享譽千年的張繼，也是大曆時期較有特色的詩人，高仲武評其詩特色為“清迥”，如:“興因尊酒洽，愁為故人輕。暗滴垂花露，斜暉月過城。”（《春夜皇甫冉宅歡宴》）“風滿迴廊飄墜葉，水流絕澗泛秋花。”（《遊靈巖》）等等，都給人以“清迥”的審美感受。
李益是這一時期不同凡響的著名詩人。李益以邊塞詩成就最高，數量佔其詩作的三分之一。他本人有著長期的邊庭生活經歷，熟悉塞上風情與軍旅生活，其邊塞詩作有濃郁的生活氣息。有些詩作抒寫了捐軀報國、立功邊塞的壯烈情懷。如《塞下曲》雲:“伏波惟願裹屍還，定遠何須生入關。莫遣只輪歸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這類作品直承王昌齡的邊塞詩，迴盪著盛唐之音的餘響。但大曆畢竟不是盛唐，社會境況的蕭條給他的邊塞詩帶來了悽之音。李益詩中突出地表現了戍邊士兵那濃重的鄉愁。以《從軍北征》:“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裡徵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夜上受降城聞笛》:“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徵人盡望鄉。”都是最能代表李益詩傾向的佳作，在盛唐邊塞詩之中別開生面。
李益詩各體俱佳，五律多作於早期，頗多名篇，如《喜見外弟又言別》:“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幾重。”通過與外弟重逢又別的情景把世事滄桑寫得分外深刻。其七絕成就最高，如明胡應麟即說“七言絕，開元之下，便當以李益為第一上引《從軍北征》《受降》《春夜聞笛》諸篇，皆為其七絕代表作。
皎然是這一時期的著名詩論家，以《詩式》著稱。唐代詩學著作，以“式”、“格”標名者不少，大多論述各種作法及修辭造句的法則，如對仗、聲調、病犯等，失之瑣碎。皎然沒有停留細節的羅列上，而是進一步探討詩歌的內部結構與創作藝術思維，在詩的本質、風格、鑑賞等各方面都作了較為深刻、獨到的闡述。《詩式》揭示與倡導了詩歌中“文外之旨”的審美屬性。皎然提出了“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的詩學命題，這在詩學理論史上是一個重要進展。“旨”即詩意。“兩重意以上”，實際上就是義旨深遠以至於不可窮盡。皎然抓住了詩歌意境“情在言外”的特徵:“但見情性，不睹文字，蓋詣道之極也。”（《詩式·重意詩例》）。這個觀點，開了後來司空圖“味外味”說的先河。
《詩式》還對詩的風格類型進行了歸納提煉，這便是“辨體有十九字”。這十九個字，其實便是十九種風格類型，有:“高、逸、貞、忠、節、志、氣、情、思、德、誡、閒、達、悲、怨、意、力、靜、遠。”每個字後面，都有一句話加以說明。如以“風韻切暢曰高”釋“高”，以“情性疏野曰閒”釋“閒”。在這些風格之中，皎然最為倡導的風格便是“高”、“逸”。因此他說:“夫詩人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尤重高逸之風格。在其他方面，皎然也有重要論述，如關於取境等問題，都是有很高理論價值的，對後來的司空圖等人的詩論有直接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