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乃“益唱说育儿
”独家原创，图片来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删除“大历”不仅是一个年号，而且是一个短暂的诗歌时代，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如此而言，年号的时间起讫，就未必是它的固定界限，因为大历诗风对其后一段时间也有所辐射。这是一个从盛唐诗到中唐诗的过渡带。在唐诗发展史上相对来说有些暗淡。这个阶段诗人很多，而且我们对他们也并不陌生，只是与盛唐诗坛相比，大历诗人的创作失去了前者的豪迈雄强英气勃勃，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冷落清寂的风貌。活跃在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有韦应物、长卿李嘉祐、戴叔伦、戎昱等人和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钱起、司空曙、李端、卢纶、耿、吉中孚、苗发、崔峒、夏侯审、韩翃，以及著名诗论家皎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生长于开、天盛世，经历了“安史之乱”，而其创作活动主要在大历、贞元年间。他们受到盛唐精神的熏陶，盛唐诗歌的风神壮采，还时而有所显露。
这一点在韦应物身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应该说，韦应物在诗史上主要是以闲雅清淡的风格面目出现的。“王孟韦柳”的并称，正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但韦诗中时有壮逸之气，如《寄畅当》中的“丈夫当为国，破敌如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这类诗流露出盛唐诗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追求和昂扬风貌。然而，韦应物诗中更有代表性的是那种清寂闲淡的风格。白居易称其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体。”（《与元九书》）其诗以五言见长。
如《寄全椒山中道士》、《赋得暮雨送李胄》、《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淮上喜会梁州故人》《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长安遇冯著》、《观田家》等，都是其五言诗中名篇，诗中颇多萧散幽寂的气氛；同时，又有着世事沧桑的感慨。如《淮上喜会梁州故人》云:“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世事沧桑之感是相当浓重的。韦应物多有题咏禅院佛寺之作，更充满了幽寂的气氛。如《行宽禅师院》:“北望极长廊，斜扉映丝竹。亭午一来寻，院幽僧亦独。唯有山鸟啼，爱此林下宿。”这种风格的诗，在其诗集中有很大代表性。“
刘长卿、钱起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意义的诗人。明胡应麟说诗到钱、刘，遂露中唐面目。”并说他们“神情未远，气骨顿衰”（《诗薮·内编》卷三）抓住了大历诗歌作为转折点的特征所在。号为“五言长城”的刘长卿，其诗确以五言律、绝见长。诗风与王、孟相近，却不再有王、孟诗中那种蕴含在静谧中的蓬勃生机，缺乏他们那种对于生活的自信心与乐观情绪。刘长卿的诗，追求宁静清雅的诗境，而在此诗境之上，蒙上一层冷落与寂寞的情思。长卿诗颇富韵味，多有余味不尽之妙。
元人陈绎曾说:“刘长卿最得骚人之兴，专主情景。”（《吟谱》）长卿集中五律、五绝颇多佳作，五绝如《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春草宫怀古》、《听弹琴》《送方外上人》、《送灵澈上人》《江中对月》等等；五律如《寄普门上人》《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和灵一上人新泉》《过横心顾山人草堂》、《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等等。略举几首:“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送灵澈上人》）“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江上人，月中孤渡水。”（《江中对月》）“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干。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东林一泉出，复与远公期。石浅寒流处，山空夜落时。梦闲闻细响，虑澹对清漪。动静皆无意，唯应达者知。”（《和灵一上人新泉》）等等。由这些诗作不难看出长卿诗的风格澄澹清雅，幽寂孤清，与盛唐诗迥不相侔。即便是与之相近的王、一派，也是各有不同的时代印迹。
钱起是大历十才子的“班头”，与刘长卿同为大历诗风的代表。钱起诗亦以五言著称，诗才清逸闲雅他曾任蓝田尉，与当时隐居终南山的前辈诗人王维过从甚密，诗风颇受后者影响。钱起有《蓝田溪杂咏二十二首》即为模拟王维《辋川集》之作，风格意境都颇近似。如其中《石上苔》:“净与溪色连，幽宜松雨滴。谁知古石上，不染世人迹。”《东陂》:“永日兴难忘，掇芳春陂曲。新晴花枝下，爱此苔水绿。”等等。钱起又与王维颇有不同之处。王维诗浑厚含蓄，钱诗则刻削直露，即便是古体诗亦不能免。如《蓝田溪与渔者宿》《杪秋南山西峰题准上人兰若》等，清空闲雅，韵致清绝。其著名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亦如此。“清”是明人高棅对钱起的评价，应该说是颇为准确的。
大历诗人中还有戴叔伦、戎昱、李嘉祐、卢纶、郎士元等较为著名，戴叔伦也长于五律，集中颇多佳作，五绝中《过三闾庙》最为传诵。在诗论方面颇有见地，曾有这样的名言:“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司空图《与极浦书》引）对著名诗论家司空图的影响至为深刻。戎昱的诗在大历诗坛上较有特点，气势刚健，悲歌慷慨，如《赋得铁马鞭》《咏史》等都较有代表性，他的七绝写得多而且好，如《移家别湖上亭》《旅次寄湖南张郎中》等都清新可喜。郎士元与钱起齐名，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郎士元长处在于律诗，造语平易，佳者有流畅圆活之美。以一首《枫桥夜泊》享誉千年的张继，也是大历时期较有特色的诗人，高仲武评其诗特色为“清迥”，如:“兴因尊酒洽，愁为故人轻。暗滴垂花露，斜晖月过城。”（《春夜皇甫冉宅欢宴》）“风满回廊飘坠叶，水流绝涧泛秋花。”（《游灵岩》）等等，都给人以“清迥”的审美感受。
李益是这一时期不同凡响的著名诗人。李益以边塞诗成就最高，数量占其诗作的三分之一。他本人有着长期的边庭生活经历，熟悉塞上风情与军旅生活，其边塞诗作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有些诗作抒写了捐躯报国、立功边塞的壮烈情怀。如《塞下曲》云:“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这类作品直承王昌龄的边塞诗，回荡着盛唐之音的余响。但大历毕竟不是盛唐，社会境况的萧条给他的边塞诗带来了凄之音。李益诗中突出地表现了戍边士兵那浓重的乡愁。以《从军北征》:“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都是最能代表李益诗倾向的佳作，在盛唐边塞诗之中别开生面。
李益诗各体俱佳，五律多作于早期，颇多名篇，如《喜见外弟又言别》:“十年离乱后，长大一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明日巴陵道，秋山又几重。”通过与外弟重逢又别的情景把世事沧桑写得分外深刻。其七绝成就最高，如明胡应麟即说“七言绝，开元之下，便当以李益为第一上引《从军北征》《受降》《春夜闻笛》诸篇，皆为其七绝代表作。
皎然是这一时期的著名诗论家，以《诗式》著称。唐代诗学著作，以“式”、“格”标名者不少，大多论述各种作法及修辞造句的法则，如对仗、声调、病犯等，失之琐碎。皎然没有停留细节的罗列上，而是进一步探讨诗歌的内部结构与创作艺术思维，在诗的本质、风格、鉴赏等各方面都作了较为深刻、独到的阐述。《诗式》揭示与倡导了诗歌中“文外之旨”的审美属性。皎然提出了“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的诗学命题，这在诗学理论史上是一个重要进展。“旨”即诗意。“两重意以上”，实际上就是义旨深远以至于不可穷尽。皎然抓住了诗歌意境“情在言外”的特征:“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诗式·重意诗例》）。这个观点，开了后来司空图“味外味”说的先河。
《诗式》还对诗的风格类型进行了归纳提炼，这便是“辨体有十九字”。这十九个字，其实便是十九种风格类型，有:“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每个字后面，都有一句话加以说明。如以“风韵切畅曰高”释“高”，以“情性疏野曰闲”释“闲”。在这些风格之中，皎然最为倡导的风格便是“高”、“逸”。因此他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尤重高逸之风格。在其他方面，皎然也有重要论述，如关于取境等问题，都是有很高理论价值的，对后来的司空图等人的诗论有直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