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的特殊時期。這是一個政治上動盪不已、戰禍頻繁的時期，又是華夏各族大融合的時期。這也是一個思想活躍的時期，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受到挑戰，論道談玄成為時髦的風尚，佛教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文學方面，出現了《水經注》這樣以山水為主題的鴻篇鉅著和清新的山水詩和田園詩。繪畫則產生了獨立的山水畫和講究氣韻的繪畫理論。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造園活動逐漸走出皇家並首先在上層社會普及，並昇華到藝術創作的境界
私家園林在兩漢文獻中尚不多見西漢文帝第四子、梁孝王劉武，東漢桓帝時的外戚、大將軍梁冀，西漢武帝時茂陵邑富戶袁廣漢等人建有私園。劉、梁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袁則富可敵國，這三處私家園林規模均極大，其內容和佈置似與秦漢皇家苑囿差別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三園均人工築山。
到魏晉南北朝時，私家園林的記載豐富起來。北方的洛陽，南方的建康、吳郡是私園的集中地帶。從造園選址看，已有了城市宅園和郊野別墅園的區分。其中南朝園主多為中原南渡士人，有很高的文化素養。他們對自然山水一往情深，取得深刻的審美認識並做出準確的描寫。尤其是狀物寫情，把自然山水對人性的陶冶發揮得淋漓盡致，演成時代的審美風尚。他們把自己的認識融人造園活動中，所建別墅山居，代表了這時期造園的最高水平。
私園中的山，已不再以高廣取勝，而代之以模仿自然山林景觀。大司農張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復嶺，嵌釜相屬，深蹊洞壑，邐遞連接。
別墅山居也非常注意選址佈局與自然景觀的結合。東晉望族謝靈運在會稽的莊園別墅極具典型意義。他所作《山居賦》對此作過出色的描述。私園中均有水，其形態或傍山為池，或緣堤為渠，或依勢為曲溪清泉，創造了多樣化的景觀。園內植物的配置也以觀賞和創造離俗的氣氛為出發點。如西晉石崇金谷園，以柏樹為主要樹種，又在前庭種沙棠，後園植烏稗，林中點綴石榴和梨花。張倫景陽山高林巨樹，懸葛垂蘿，完全是自然山林景緻。松柏、竹、梅、菊等被賦予高潔的品格，為士人師友，成為千古不移之論。園林建築有亭、堂、齋、館、樓、閣、廊、橋等，類型已很齊全。湘東苑中的建築，有通波閣、臨水齋；芙蓉堂、連理堂、修竹堂；映月亭、明月樓、陽雲樓、臨風亭等名目，均有一定的主題。估計為了便於觀賞花木山水風月，園內建築佈局應是採取了靈活自由、因景設點、得體合宜的方式。私家園林景觀佈置的日漸精緻，為山水園林的日趨小型化打下了基礎。
這時期的皇家園林建設活動，雖然必然要受到時代思潮和審美風尚的影響，但其主要發展方向仍是按秦漢以來的傳統相沿成習。其造景思路基本上仍是仙苑主題，甚至一池三山的具體佈置方式也加以沿用。南朝皇家園林建於玄武湖南，主體也稱華林園，自東晉至陳，五朝經營未改。較之秦漢苑囿，皇家園林的變化大致表現在4個方面。限於國力，規模遠較秦漢為小，直接截取大片自然山林為苑囿已不可能。為適應這種情況，造園也不得不首先整建山形水系，集中表現自然山林的某些審美特徵。這方面表現出與私家園林相似的趨向。園中建築類型豐富，追求華麗奢靡的風格和奇巧的製作，娛樂與遊賞並重。如設以水力推動的龜龍曼延之戲，設買賣街模仿市井貿易。
寺觀園林誕生於這個時期。佛教僧侶和道家信徒在尋找遠離城市喧囂的清幽潔淨之地以結廬修持方面頗具一致性。宗教熱情與當時社會對山林美景的欣賞相結合，使山野之地的宗教寺觀帶有明顯的園林情趣。《世說新語·棲逸》記 “康僧淵在豫章，去郭數十里立精舍，旁連嶺、帶長川。芳林列於軒庭，清流激於堂宇。"佛教高僧慧遠自襄陽擬赴廣東，路經潯陽，為廬山風景所吸引，遂在廬山久住，影不出山。
《高僧傳》記慧遠時所建東林寺“卻負香爐之峰，傍帶瀑布之壑。仍石壘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令人神往。值得注意的是康僧淵被時人視為棲逸的隱士，慧遠則主張佛儒合明，外來佛教已與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寺觀園林與俗家的山林別墅在形式和意境上也就並無分別。此外，由於北魏以來上層統治階級舍宅為寺的風氣流行，住宅改為佛寺，宅園也就成為寺園，如洛陽衝覺寺園、河間寺園等，與俗傢俬園也無區別可言。
具有公共遊覽性質的風景點的建設也在這個時期萌芽。南朝劉宋的南兗州刺史徐湛之在廣陵城北的高地河池中，建風亭、月觀、吹臺、琴室，廣植花木，召人遊覽。一些地方官員利用城垣或近郊高阜建樓閣以登臨遠眺，攬景抒懷。如江寧的景陽樓、鎮江的北固樓、九江的庚樓、武昌的南樓、建康瓦棺閣等，均為一時名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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