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逝
中國當然是一個文化認同的國家。
文化認同是一種群體文化認同的感覺，是一種個體被群體的文化影響的感覺。雖然與政治認同有相似之處，但是不是同義重複。文化認同，尤其是對外來文化價值的認同，足以瓦解一國的政治制度；反之，本國人民對自身文化的強烈認同，即是該國自立於世界的偉大精神力量。
“文化認同”是人們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中長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對本民族最有意義的事物的肯定性體認，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的基本價值的認同；是凝聚這個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是這個民族共同體生命延續的精神基礎。因而，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而且是最深層的基礎。
認同是一種意向性反應。如果一個人置身於某個文化情境中，不與異文化接觸，也就是說是一種完全融入的狀態，可能談不上有認同的需要或衝動，因為他已與認同對象同一。也就是說，認同發生在不同的文化接觸、碰撞和相互比較的場域中，是個體(群體)面對另一種異於自身存在的東西時，所產生的一種保持自我同一性的反應。
一箇中國人可以和一個美國人友好相處，互相談論對方的文化，這個時候，雙方都有自己的文化認同，他們都沒有進入對方的存在內核；而如果這個中國人放棄自己的文化認同，認同對方的文化，則無論如何他內心中都有焦慮，並且會隱隱感覺到即使他和那個美國人有文化上的共同認同，在精神上他還是不能和那個美國人對等。這說明，“文化”不僅僅是抽象的符號，它已化為人的存在的一部分，化為他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情感表達方式等，其心理和精神上的意義已變成他的“自我”。就此而言，認同雖然是“有意識”地按文化的邏輯保持與它的同構的聯繫，但文化更多是內化的，甚至是無意識的。
文化認同之所以是一種“自我認同”，一是文化的精神內涵對應於人的存在的生命意義建構，其倫理內涵對人的存在作出價值論證。其二，文化是一種“根”，它先於具體的個體，通過民族特性的遺傳，以“集體無意識”的形式先天就給個體的精神結構型構了某種“原型”。其三是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血緣認同等是重疊的。“文化”的這種特性實際上使它嵌入了人的存在內核，對這種文化的否定，在心理上實際上已等同於對個體和共同體的存在價值的否定。
不僅如此，文化就是生活的內容。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文化植入人的自我結構的過程也是一個個體不斷地發現自身，並確認其與世界的聯繫，建構自己的生活意義的過程。無論是語言的習得、社會習俗的習得，還是價值規範的習得，都被內化成了“他的”東西。弗洛姆發現，這一點可能是人類的攻擊性遠比動物多得多的一個根源。對人來說，“有一些可能對他很珍貴的東西：自由的理想、榮譽的理想、他的父親、他的母親，在某些文化中他的祖先、國家、旗幟、政府、宗教、上帝。所有這些價值、組織和理想對他來說都可能與自己肉體的生存一樣重要。假如它們受到威脅，他就會有敵對的反應。”
中國歷史上異族入侵之後，總是主動地接受中國傳統文化，使其得以一脈相承地延續下來。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傳統文化卻受到了嚴重的威脅。西方文化漸漸滲入，許多知識分子在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新興文化之間感到了莫大的迷茫。他們破天荒地忘卻了本民族的文化優越感，隱去了本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但即使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傳統文化還是保留了它強大的生命力以及可繼承性。在半封建的中國，一些必要的傳統倫理道德在規範人們的社會行為方面還是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現今中國在世界文化上的版圖越來越大，越來越清晰，影響力越來越深入廣泛。孔子學院遍佈世界，數不清的外國人學習中國文化，開展各類文化交流活動。從這樣的解讀方式來看，中國文化蓬勃發展。可另一面，國內民眾中的文化氛圍卻不景氣。喜歡讀書的人不多，中國書法喪失氣息升騰的民間基礎，許多民間傳統技藝也瀕危到了需要搶救的地步。
回溯歷史，國人傳統性格多帶內向、嚴肅、拘謹的特徵，傳襲至今。而西風東進的百年以來，國外一些思想文化影響和改變著國民的性格。城市裡，崇尚自由、輕鬆和時尚的年輕人成了很大的群體。韓國的餐飲店、服飾店開到了許多城市的大街小巷。德國的汽車、法國的化妝品讓很多人無法拒絕。目睹了“中國式聖誕夜”的瘋狂，國內一些學者及專家開始為春節這一傳統文化日益走向邊緣化感到擔憂，呼籲要自覺地維護民族文化尊嚴，保衛民族傳統文化。
情形就是如此。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寶庫還沒有重視到採取最好的保護方式和保持最理想態度的程度。而國外對中國文化已經在做深入的研究。敦煌在甘肅，而敦煌學卻不在中國。美國人在研究中國的《山海經》，韓國人比中國人更像中國人地學習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前所未有地“不屬於”我們自己。
文化認同就是維護國家統一最深厚的戰略資源，因為作為政治、經濟、軍事等無法替代的“軟實力”，文化認同比軍事意義上的國防，更為牢固和穩定。文化認同其核心是對一個民族基本價值的認同，是凝聚這個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是這個民族共同體生命延續的精神基礎。因而，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而且是最深層的基礎。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作為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重要基礎的文化認同、價值認同不僅沒有失去意義，而且成為綜合國力競爭中最重要的“軟實力”。
正是基於文化認同的重要性，所以近年來有專家學者，對中華文化認同感危機的到來憂心沖沖。而這危機到來的罪魁禍首，被認定是國際化背景下西方文化的入侵。比如，新華網上曾經有一篇文章這樣寫道：“在神州大地上，西洋文化正在以綿綿不絕的態勢，浸染著中國人的心靈和意識，改變著中國人的社會習俗和文化結構。這種惟西洋文化馬首是瞻的現象，被人噱稱為是中國人的‘香蕉化’——除了皮膚是黃色的之外，內心和本質上都已經是‘白色’的了。”然後作者以洋節日在中國的成功為例，說“洋節中過”雖然未嘗不可，但背後卻是文化認同感和民族歸屬感的問題：“如果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感和民族歸屬感失去，沒有了自己的價值觀念，沒有了自己的文化自性和民族個性，那麼中華民族就會淪落成一個單純的生理意義上的族群。”
文化認同感的問題說小也小，說大也大，而且可以大得驚人。甚至我們可以說，關於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感，這簡直就是一個“世紀性命題”。文化自信，文化認同，才是深層次的國家認同。
但是當代對文化認同問題的認識存在著三大思維誤區：
一是主張以復興傳統文化來重建文化認同，二是將文化認同與現代性相對立，三是將文化認同與全球化相對立。文化與人們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當代人絕不可能以古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復興傳統文化缺乏現實基礎，更不可能以此重建文化認同；理性地權衡歷史與現實，只能立足於新文化傳統，創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類“共性”的新文化，才能建構起真正的文化認同；在重建文化認同的過程中，應該理性地、批判地對待現代性與全球化。
星火詩集
有一定的道理。首先從炎黃起始，中華文化就開始對周邊有一種虹吸效應。代商的周文武，其實在當時是外國西岐。爭霸的吳越楚，一開始歸入南蠻。五嶺之南，燕山以北，彩雲之南，玉門以西，這些中華故土，其實都是經過文化認同而歸於赤縣神州的。
從中行說，張弘範，洪承疇，吳三桂，汪精衛，到章家敦，能說這些人有中國心嗎？此一等人，當然不能算是我們同族了。
至於膚色問題，這個雖是天生的，但是，既然生就了異種膚色，大多數還是難以免俗，即便是表面上為了自身利益可以做到別種文化認同，根子裡的認同不到關鍵時刻還是可以掩藏的很好的，古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句話乃是對全人類下的正確定義。
梅苑俗客
愚認為：一個國家的文化認同與一個家庭的歸宿認同、一個家族的情感認同，乃至對於故鄉的心理認同，在本質上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戀家、認祖、心懷故園的行為會被世人稱羨，乃至津津樂道，反之則被詬病和聲討。這說明中國人從底層開始，在骨子裡種植了文化認同的基因。
很簡單的道理：沒有認同，便不能融入；沒有認同，便是另類。
然而，家庭、家族的認同相比於國家認同，從性質而言，兩者應該有著更加嚴格、嚴肅的解讀空間。
一個反叛家庭、家族的人，未必不是一個崇尚生活、愛國憂民的好國民；反之，一個戀家、醉心家族的人，未必能在國家面前展示了良好的公民素質，履行公民應盡的義務。無論是放眼當今社會，或縱覽漫長的中國歷史，這種正反案例都能找到不少代表性人物，並硬核印證以上觀點。當然，文字展開得跟樓題需要求解的觀點似乎有點遠了，按下不表。
從家庭、家族認同上升到國家認同，需要一根紐帶，那便是文化。
撇開漢文化的締造、傳承者不說，當年，蒙古族進取南宋，後逐步兼而並之中原，從1279年到1368年，建立了強大的元朝，近100年的歷史長河中，漢文化從來都是主導政治、經濟的強勢基因，並逐漸消解不同民族之間的溝壑和隔膜，直到明朝成立，元朝上下奉行的仍然是孔孟之道，科舉沿襲的差不多也是上個朝代形成的制度體系。
那是文化認同結果。
1612年到1912年間，女真族的代表努爾哈赤率部從現黑龍江一帶入關，建立了強大的清王朝。300年間，從朝堂到民間，漢文化不僅依舊堅挺，甚至得到不斷弘揚光大，並繼續擔負著維繫一個朝代集體運轉和命脈紐帶的功用。從清歷朝歷代的帝王，如康熙、雍正、乾隆等無不醉心包括代表漢文化精髓的書法、詩詞歌賦，且堅定認同亦是中國文化繼承、傳承者的身份等充分說明，文化認同，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多麼重要的角色，產生了何其巨大的影響。
直到現在，文化認同彷彿一顆試金石，把形形色色的假國人、假愛國者置於風口浪尖，有沒有勇氣擲地有聲來一句：“我就是中國人”，檢驗著一些人愛國愛家的深度。
尤其在國際層面上，尤其在限國籍令出臺的當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