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人崔顥寫過一首《黃鶴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
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
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此詩境界開闊、自然宏麗，
被譽為唐人七律第一。
數年後，詩仙李白遊歷至此。
據說興之所至，也欲賦詩一首。
但讀罷崔詩後，李白擱筆而去：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1300年後，一群翻譯家，
讀罷傅雷譯作《約翰·克利斯朵夫》後，
發出了和李白一樣的慨嘆：
“再也沒人能譯出這樣的文章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第一句，
許聰這樣翻譯：江流滾滾，震動了房屋後牆。
韓滬麟這樣翻譯：屋後江河咆哮，向上湧動。
而傅雷這樣翻譯：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
哪種譯文更有格局氣魄，不言自明。
傅雷這翻譯，簡直可以把紙釘在牆上。
傅雷一生，翻譯過33本名著。
他的譯本，除了人名有點洋味外，
文章本身幾乎看不出翻譯痕跡。
“既展現了原作之神，又展現了中文之美。”
傅雷有本《國語大辭典》，
譯到外文成語或俗話時，
他一定會在辭典中
尋找妥帖的成語俗話來匹配。
他還給自己訂了規矩：每日進度不超過千字。
“這樣的一千字，不說字字珠璣，至少每個字都站得住。”
譯完之後，他還要逐字逐句細細爬梳。
“一句話翻得不好，十年都會耿耿於懷。”
以至於法國人說：“再也沒人能把我們的名著翻譯得如此傳神了。”
因為這麼“頂真”，
傅雷成了一代翻譯巨匠。
也因為這麼“頂真”，
傅雷58歲就自殺而亡。
1908年4月7日，
他生於江蘇南匯縣傅家宅，
（今上海市南匯區航頭鎮王樓村五組）。
因出生時哭聲震天，
族中長者取義《孟子》中，
“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
俗謂大發雷霆為之怒，
為他取字“怒安”，名“雷”。
雖然名字中有雷，
但他卻是溫文儒雅的2號人，
同時2號人善解人意，
的確是做翻譯的合適人選。
為使他受到良好教育，
母親效孟母三遷，
毅然攜子離開閉塞的鄉下，
搬至素有“小上海”之稱的周浦鎮，
這對他的人生，是關鍵的一步。
而母親平時對他管教極嚴，
甚至到了冷酷無情的地步。
只因為他讀書時打了個盹，
母親就不惜用滾燙的燭油去警醒他。
有次，他逃學了，
那天夜裡他睡沉後，
母親居然用包袱皮把他纏捆起來，
拖出門外，準備將他投入水中，
他大聲喊叫引來鄰居，才得以獲救。
回憶自己的童年，他形容：
只見愁容，不聞笑聲。
嚴苛專制的家庭環境，
養成了他悲觀剛烈叛逆的性格。
12歲時，他考入上海南洋中學附小，
因離開了母親，他被壓抑已久的，
少年天性終於得以被釋放，
十來歲就難掩他“敢怒敢言”的個性了。
13歲時，他因頑劣被南洋附小逐出，
於是他又考入教會學校上海徐匯公學。
16歲時，因公開反對宗教，
他又再次被校方開除，
後來他又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中。
在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響下，
滿腔熱血的他參加了五卅運動，
控訴帝國主義的血腥罪行，
又差點被捕入獄，
母親為安全起見，強行送他回鄉。
1926年秋，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學，
面對國內血雨腥風的政治形勢，
加之對國內大學教育的失望，
他產生了留法的念頭。
1927年的最後一天，
他告別母親乘上郵船赴法，
自此翻開了生命中嶄新的一頁。
1928年，他考入巴黎大學，
除主修文藝理論外，還常到博物館、
藝術館揣摩藝術大師們的不朽名作，
他與劉抗、劉海粟夫婦，
法國畫家阿爾培·裴那等過從甚密，
留法期間，他還開始了，
法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
學子崢嶸，浴德自修，
赤子歸來，江聲浩蕩。
1931年，他與劉海粟夫婦結伴回國，
受聘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
任校辦公室主任，兼教美術史及法語。
而他的“壞脾氣”和才華一樣聞名，
令人“聞風喪膽”。
傅雷和劉海粟
他經常和朋友，
因藝術和社會問題爭得面紅耳赤，
他的朋友們都說：他為人剛直、固執，
裡面是方的，外面也是方的。
無論做人、做事，不來半分虛假，
看不慣的就要說，有意見絕不折中，
也不肯隨波逐流，
總是據理力爭，堅持己見，
他的“壞脾氣”、“狂怒”也就出名了。
畫家張弦是上海美專西畫科主任，
有一次，劉海粟叫張弦到家吃飯，
卻安排張弦臨摹一幅畫，
自己打麻將去了，中午回來，
便在張作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又讓張弦到家吃飯，
再臨一幅畫，又署了自己的名字。
他看不慣，為張弦打抱不平。
1933年，他毅然提出辭職，
他說：劉海粟待我個人極好，
但待別人刻薄，
辦學純是商店作風，我非常看不慣。
這就是剛直頂真的傅雷，
他的大愛，正是來自於愛真實！
在天才面前，他極其謙遜，
為了讓藏於深海的珍珠被世人所知，
他卻從來不吝讚美，不辭辛勞。
楊絳就曾說過：
“朋友們愛說傅雷固執，
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執，
有時竟是很隨和的。
他有事和鍾書商量，
儘管討論得很熱烈，他並不固執。
他和周熙良合辦《新語》，
儘管這種事鍾書毫無經驗，
他也不擯棄外行的意見。
張愛玲作為新人在文壇上，
異軍突起，獨放異彩，
他深深為這位女作家的才華而狂喜，
但張愛玲隨後發表的，
《連環套》卻讓他感到不滿，
按捺不住對一個天才作家的關切，
他提筆寫了篇評論《論張愛玲的小說》，
然而張愛玲依然“我行我素”，
直到30年後，張愛玲才終於承認，
自己也對《連環套》的問世大為後悔。
他對黃賓虹的藝術造詣深為佩服，
便親自組織，為黃賓虹這位，
當時還不為人所知的畫家開個人畫展。
由於他的賞識與大力推薦，
黃賓虹才廣為人知，確立了他在，
中國近現代畫壇一代宗師的地位。
說起自己的“壞脾氣”，他解釋道：
我對善惡美醜的愛憎心極強，
因為一部壞作品，
因為社會上某個不合理現象，
都會憤怒得大生其氣……
怕什麼真理無窮，
進一寸自有一寸的歡喜，
他的大愛，正是來自於愛真理！
從國立藝專辭職後，他回到上海，
抗戰期間，為避免向日本憲兵行禮，
他給自己定了個規矩：
“東不至黃浦江，北不至白渡橋”，
他閉門不出，
把翻譯作為抗戰的特殊武器。
抗戰勝利後，激情滿懷的他，
又將視野轉向了廣闊的社會現實，
積極投入到反飢餓、反內戰的鬥爭中，
並聯系籌建“民主促進會”。
他遺世獨立，橫而不流，
鐵骨錚錚，為國為民，
他的大愛，正是來自於愛祖國！
在家閉門不出的他，
不僅專注於翻譯，
還專注於教育孩子。
頂真的他，
對人、對事、對生活一絲不苟，
對待自己的孩子，更是嚴苛。
他對兩個兒子，
傅聰、傅敏的教育是嚴厲的。
每天吃飯，他都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
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同席人，
飯菜咀嚼，是否發出喪失禮貌的咀嚼聲，
說話時決不能將手抄在衣服的口袋裡。
他常對孩子們說：
“我是你的舵工，責任最大。”
他對孩子是嚴苛的，
但卻尊重孩子的興趣，
當他看到傅聰在音樂上極具天分後，
傅聰7歲半時，便讓他開始學鋼琴，
可練琴枯燥，傅聰時不時就會偷懶，
比如，一邊彈奏一邊偷看《水滸》。
因此屢遭他修理。
至今傅聰鼻樑上仍留有一道傷痕，
那是由於有一次訓斥傅聰時，
性情火爆的他火從心頭起，順手抄起了，
一個裝蚊香的碟子甩了過去，
正好砸在傅聰的鼻子上。
而傅聰的個性被他早早地鍛鍊了出來，
在父親的威嚴下，傅聰17歲時，
已能自覺刻苦，每天練琴七八個小時，
就是酷暑天，衣褲溼透也不懈怠。
在某種程度上，
傅聰也繼承了父親剛烈的個性，
1953年一次參賽，他獨奏獲得三等獎，
竟氣得把銅牌摔在地上。
兩年後的1955年，
傅聰參加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比賽，
奪得了唯一的“瑪祖卡”最佳獎，
一舉震驚世界樂壇，被譽為“鋼琴詩人”。
比賽結束後，傅聰要留學波蘭。
臨行前，他對兒子叮囑道：
“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
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第二天，
他就開始給兒子寫信了，
就是從這一封信開始，
他們父子之間的鴻雁不斷。
傅雷家書手稿
他在信中，
跟兒子誠摯地道歉：
孩子，那次失手，我永遠對不起你，
我永遠補贖不了這種罪過……
跟著你痛苦的童年一齊過去的，
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藝術的壯年……
跟兒子談人生：
我認為一個人只要真誠，總能打動人的。
即使人家一時不瞭解，日後仍會了解的。
我一生作事，總是，
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還是坦白。
人一輩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
唯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跟兒子談愛情：
對終身伴侶的要求，
正如對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樣不能太苛……
世界上究竟有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
撫躬自問，自己又完美到什麼程度呢？
跟兒子談藝術：
真誠是第一把藝術的鑰匙。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真誠的“不懂”，比不真誠的“懂”，
還叫人好受些。
他用詩一樣的語言，
教育自己的孩子愛國：
鐘聲復起，天已黎明……
中國正到了‘復旦’的黎明時期，
但願你做中國的——
新中國的——鐘聲，
響遍世界，響遍每個人的心！
他將對兒子的囑託和關心，
密密匝匝地寫進信裡，
用一個父親的深情和人生經驗，
幫遠在千里之外異國他鄉的兒子，
解決一些或大或小的煩惱。
這就是後來聞名世界的《傅雷家書》。
《傅雷家書》不在教訓，而在薰陶。
陳丹青曾感慨道：
“我希望今天還能有這樣，
通過家書教育孩子的父親，
還能給孩子這樣寫信。
問題是就算他能寫信，
有沒有這麼好的見解、這麼好的文筆？
人文水準已經整體淪亡了。”
他不僅用萬金家書為世人，
留下了教育孩子的寶貴經驗，
在翻譯上，更是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不管是炮火連天的戰爭日子，
還是天災人禍或是政治動亂的時日，
他都堅持做翻譯事業，
不與周圍腐朽的世界相妥協，
並且試圖用自己的努力去影響它、改造它。
他人格上求真，做起事來，
他的“較真”，亦是別人比不上的。
他以極其嚴肅的態度從事文學翻譯，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是他一直以來的座右銘。
他十分嚴謹，在動手翻譯前，
總是會把原著看過四五遍，
弄懂弄通了，真正領會了，
其中的神韻、風格，才會開始來翻譯。
遇上不懂的地方，
他從不敷衍，從不馬虎，
往往先寫信向法國友人請教，
搞明白了，才往稿紙上寫。
而譯完之後，當他感到不滿意時，
有時會重譯甚至三譯。
比如巴爾扎克的名著《高老頭》，
他就前後譯過三次。
從第一次譯《高老頭》到最後一次改譯，
經過了十七年的漫長歲月，
其翻譯態度的嚴謹與執著，令人欽佩。
抗日戰爭前，他還翻譯出版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冊，
直至1941年，他完成了全部四冊，
一百二十萬字的翻譯。
可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
他竟又花費了兩年時間重譯這本名著。
他說：“文字總難一勞永逸，
完美無疵，當時自認為滿意者，
事後仍會發現不妥…...
年歲經驗愈增，對原作體會愈深，
而傳神愈感不足…翻譯工作，
必須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較真的他，使他翻譯的文字，
不但有原作之魂，
亦有中文之美，可謂字字珠璣。
有人讀完他譯作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後，
發出這樣慨嘆：
“再也沒人能譯出這樣的文章了。”
《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第一句，
許聰這樣翻譯：
江流滾滾，震動了房屋後牆。
韓滬麟這樣翻譯：
屋後江河咆哮，向上湧動。
而傅雷這樣翻譯：
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
哪種譯文更有格局氣魄，不言自明。
法國人說：再也沒人，
能把我們的名著翻譯得如此傳神。
《約翰·克里斯多夫》作者，羅曼·羅蘭
他的譯筆不僅流利暢達，
並且帶著火一樣的熱情，
能夠深深地打動中國的讀者，
長久以來，《約翰·克里斯多夫》，
不知喚醒了多少即將沉淪的靈魂。
學者王元華說：
在日偽統治下，看不清人生的方向，
不止我一人從書中找到生活的自信，
想必有無數青年也從中，
得到了巨人手臂的援助。
凡是讀了這本書的人，
就永遠無法把，
克里斯多夫的影子從心中抹去。
他成為了一代翻譯大師，
一系列作品奠定了他在當代中國翻譯界，
尤其是翻譯巴爾扎克作品的權威地位。
1954年，在北京召開翻譯工作會議，
討論翻譯問題，他提了份書面意見，
結果在會上卻掀起軒然大波。
他討論翻譯問題，
而討論翻譯問題必須舉出實例，
才能說明問題。
他信手就舉出許多謬誤的例句。
他沒料到這份意見書，
會大量印發給翻譯者參考。
這樣一來，他拈出例句，
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錯來示眾了。
很多人都大罵他狂傲，
還有一位老翻譯家竟當場氣得大哭。
事實是什麼，他便說什麼，
他內心的“真”，與他做人的“剛”
走到一起，難免就是得罪人。
事後，錢鍾書寫信“責備”他，
讀罷錢鍾書之信，他生氣了。
可過了一段時間後，他越想越覺得，
自己這事是做得欠妥當，
於是又給錢鍾書去信，主動“承認錯誤”，
他不是狂，是不願假，
他求的是一個真真切切的靈魂，
不徇私，不媚權，
他說：沒有真，心就立不住，
心立不住，人就立不住，算不得一個人。
可也是他這顆赤子之心，
在未來，也給他帶去了可怕的災難。
1954年，他以其卓越的翻譯成就，
被吸收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1955年，他當上了政協委員。
他乾的十分認真，
寫的總結、意見書達18萬字，
涉及到文學、音樂、美術、國畫、
兒童讀物等極其廣泛的領域，
為寫這些東西，他還做過很多調查。
政協發言有時間規定，
他就不停練習掐時間。
然而1957年，政治風雲突變，
上海各大報紙開始連篇累牘地批判他。
上海作協黨組書記周而復想保他，
暗示他，檢討時不妨將調子定高點，
可他一向直率，從不虛偽矯飾，
他回答得斬釘截鐵：
沒有廉價的檢討。
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
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
而1958年，他又被劃為了右派，
當時，在全國文化界，
只有他和巴金不拿國家工資。
但被劃為右派後，他不被允許出書，
人民文學出版社不捨他的才華，
去請示中央宣傳部，回覆是：
可以讓傅雷繼續譯書，但必須改名。
可他卻一口回絕出版社：
譯著署個什麼名字，本來無所謂。
可是，因為我不明不白成了右派，
因此要我改名，我不幹！
傅雷譯稿
出版社沒轍，只好內部商定，
一面請他譯書，支付稿酬。
一面把譯稿壓下，待他“摘帽”後出版。
1961年，他終於“被摘帽”。
有了右派的教訓，至此之後，
他把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空間，
壓縮得更加逼仄，幾乎不再出門，
然而微薄的收入難以維持生活，
身體方面的未老先衰也令人哀傷，
因為用眼過度，他的眼神經急劇衰退，
甚至有失明的危險。
可儘管他不問世事，
卻依然無法在那個時代，
安然置身於事外。
那場可怕的浩劫，轟轟烈烈地來襲了。
在那個年代，文化人自身難保，
敢於在領袖面前拍桌子的梁漱溟，
也不得不選擇了妥協。
一向犀利的周作人，
也開始寫下了肉麻吹捧的日記，
唯獨傅雷，堅持自己的剛直，
不委曲求全，不說任何違心的話。
1966年8月30日，
一群紅衛兵衝進他家，
領頭人是上海音樂學院鋼琴系教師、
後升上音副院長的李名強，
他曾是傅聰的琴友，
50年代時，他還是傅家的座上賓，
李名強一進門就喝道：
“傅雷，你的問題很嚴重！”
他回敬：“你混蛋！”
李名強帶領紅衛兵一番搜索後，
在他家閣樓找到一箱子，
箱裡有一面嵌蔣介石頭像的小鏡子，
還有一頁登有宋美齡相片的褪色畫報。
這便成了他“反革命”的罪證。
他解釋說：這箱子是姑媽，
多年前託我保管的。
別人寄存的東西，我家從來不動。
然而一切無濟於事，
他和妻子朱梅馥被罰跪在地，
在大庭廣眾之下，受盡凌辱，
斯文掃地、尊嚴喪盡，
他們連續的被批鬥了4天3夜。
紅衛兵們帶著勝利的得意，絕塵而去，
他和妻子已經三晚沒有閤眼，
花園被搗翻、地板被撬開，
四周貼滿了大字報。
上海江蘇路284弄安定坊5號，曾被傅雷命名為“疾風迅雨樓”
在他的心底，有著儒家“士”的傳統，
士可殺，不可辱，至死要忠於靈魂。
赴死的念頭，
不止一次出現在他的腦海中，
早在被劃右時他就曾在家中，
與妻子沉默良久，隨後欲言又止，
內戰結束時，他從香港回大陸，
發誓“死也要死在故土”，
兜中揣著的是一瓶毒藥。
沒有沉默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
但總有死亡的自由吧？
1966年9月2日，
他在絕望中毅然選擇了後者。
朱梅馥看著眼前這個，
已經被折磨的不成人樣的丈夫，
她知道，
此時再多的言語再大的寬容，
也無法挽回一切，去拯救他。
而她就選擇：與他一起赴死，
君死，吾也不苟活，
她也去意已決！
面對滿地的狼藉，
朱梅馥對保姆周菊娣說：
“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
我沒有替換的衣服，
麻煩你到老周家給我借身乾淨的來。”
這是一個女人對世界的最後請求，
那就是體面地死去。
這一年，他58歲，朱梅馥53歲，
在人生的最後時刻，
朱梅馥用理解，用支持，
用來自血液裡的欣賞，
跟隨丈夫身後，
上演了一場浩蕩的絕世深愛。
她安靜地陪伴著丈夫寫遺書，
在幾頁遺書的文字裡，
看不到他們對這個世界的，
半點不滿和抱怨。
他們只是平靜地交代後事。
他們在遺書中三次道歉，
為姑母、為三姐、
為遺書的託付者朱人秀：
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
但也別無他人可託，諒之諒之！
他們還記得家中的保姆，
留給她生活費，還在遺書中寫明：
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
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他們甚至還預留好了自己的火葬費：
53塊3毛。
在對這個世界生無可戀的時候，
他們想著的是不給別人添麻煩，
他們仍然堅守著文明的底線，
儘管文明已先於他們被縊死。
1966年9月3日，那天凌晨，
世人沉睡，惡鬼猙獰。
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翻譯家，
中國文壇一顆至真至純的靈魂，
以“於無聲處聽驚雷”的形式，
悲壯地告別了那個骯髒的時代。
上午，保姆周菊娣發現，
每天都會準時起床的傅雷，
今天竟沒起，等了一陣後，
周菊娣去敲門，無人應。
當她推開門時，
眼前的慘狀令人心如刀割，
傅雷夫婦已雙雙自縊而亡！
人究竟可以高貴到什麼程度？！
傅雷夫婦在懸樑自盡前，
居然還在凳子下面，
小心地鋪了一層棉被，
為的是當他們踢掉凳子的時候，
“咣噹聲”不會吵醒家裡的保姆。
高貴，
原來只不過是一床棉被的厚度。
即使周圍都被黑暗吞噬，
也無法遮蔽人性的光亮！
傅敏收到父母死訊後，沒哭，
因為，人悲傷到極點時，
便是欲哭無淚，欲喊無聲。
遠在海外的傅聰，
知道父母死訊後，也是如此，
他似乎早已預料到了這個結局。
而之後到了80年代中期，
傅聰回京表演，有晚沒演出，
他坐在賓館房間裡看電視，
當看到戲裡，一個孩子在四處尋找爸爸，
已是中年的他悲從中來，嚎啕大哭……
身後鋼窗就是傅雷夫婦自盡之處
1981年，為了紀念父親，
傅聰、傅敏兄弟倆將留存的家書，
選編出一冊交給三聯書店出版，
於是《傅雷家書》得以面世，
幾十年來暢銷不衰，那天晚上，
傅聰拿到《傅雷家書》後，
久久無法入睡，他從不酗酒，
可那晚，他喝了整整一瓶……
《傅雷家書》
和許多父親一樣，傅雷嚴厲、絮叨，
但他的睿智、廣闊、深邃，
是普通人望塵莫及的。
《傅雷家書》裡除了生活瑣事之外，
去建立自己高尚的情操和思想。如何讓一個青年人，
金庸曾這樣評價《傅雷家書》：
是一位中國君子教他的孩子，
如何做一個真正的中國君子。
傅雷夫婦離世47年歸葬上海南匯傅聰忍不住掩面哭泣
許多人都問，傅雷為何會自殺。
兒子傅聰說：
“父親經常講西方的人道主義，
在家裡慷慨激昂地談‘死諫’，
所謂的‘抬了棺材見皇帝’。
這是中國文化特殊的悲劇精神，
他一開始就是烈士，這是他的命運。”
兒子傅敏說：
他是一個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
他不能違背自己的心靈，
同樣不能違反自己的邏輯，
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佔，
更不能讓自己的靈魂被否定，
所以他選擇了死。
用作家陳村的話說：
“這就是他最剛烈的一面，
他覺得世道不好，就不跟你們玩兒了，
他永遠忠於自己。”
傅雷死後，
他“一生的對手”施蟄存感嘆：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
今天我也不必說：“願你安息吧”，
只願他的剛勁，
永遠瀰漫於中國知識分子中間。
他如赤子般嚴謹治學，
將大量外國作品譯介過來，
使巴爾扎克、羅曼•羅蘭、
伏爾泰等文學，思想巨人，
立體地站在國人面前，
豐富了中國文化寶庫。
他如赤子般行事做人，
又熱烈又恬靜，又深刻又樸素，
又溫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
他如赤子般教導孩子，
打開《傅雷家書》，
就能遇見一位父親對於孩子的
脈脈溫情，樸實無華、真摯感人。
他不僅滋養著他的孩子，
也滋養了世間無數的心靈。
他曾在家書中告訴兒子：
“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他是一個孤獨者，
是世間天真未鑿的赤子，
也是世間最高貴的英雄。
正如他的譯作《約翰·克里斯多夫》書中，
序言所寫：
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時間，
只是永不被黑暗所吞噬；
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劣的情操，
而是永不被卑劣的情操所征服。
他悲壯的離去，
帶走了一個時代的溫厚與優雅，
卻給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留下了正直，明媚，高貴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