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卢文龙
主播 | 张钰良
出品 | 惟物论FM
卢文龙，人称阿龙，电视主持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2003年进入北京电视台工作，先后主持《这里是北京》《生活这一刻》等节目，以京味主持为独特风格，曾出版《阿龙说北京》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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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拆迁的那一年是1996年，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我永远记得。一件事是北京国安拿了甲A联赛的第二名，所以当时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里欢腾了，另一件事则是全北京最后一个过街楼被拆。我相信过街楼可能在各地都有，北京当年有很多过街楼，它就是连接两个院落之间的像天桥一样的东西。那一年被拆的过街楼叫儒福里过街楼，这是有史可考的北京最后一座过街楼，当时一直都说这东西要原地重建，拆的时候还给每块砖都要编号，但后来不了了之。我们家就是在那一年拆迁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家也就慢慢地搬出了北京的城里。
儒福里的观音院过街楼
拆迁的时候我们留了一样东西，是我父亲从门框上摘的一个门牌。我们80后小时候的门牌都是统一的铁牌，上面是搪瓷的，当时的茶盘、脸盆都是搪瓷的那种材质。那个门牌是红色的，上边写的是白字。当时这个院落给我家人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因为我爷爷奶奶结婚在这个院里，后来生了我爸爸，还有我的几个叔叔，然后这一个家族就开始繁荣壮大起来。那么我们想，院子里这么多东西，带走什么合适呢？最后想来想去摘了一个门牌，既便捷，而且这个东西也有纪念意义。
说起这个门牌，它对于我来说有很多重要的意义。我认识的第一个字可能就是门牌上的字，因为那个时候刚上幼儿园，家长怕孩子走丢了，所以就会灌输孩子爸妈叫什么，家住在哪，可能现在很多家长也有这个习惯。他们指着门牌告诉我：“这叫官菜园上街4号，你要记住啊。”所以这几个字在我脑海里非常地清晰，以至于讲一个真事，那个时候从幼儿园升到小学也要考试，但不像现在这么难，考试的时候只考一些十以内的加减法，意思就是这孩子只要不傻，我们学校就收。
我们一个胡同的小孩都要集中去某一个学校考试，当时老师问我的问题就是二加三等于几，一加二等于，还有你会写什么。我就写上我的名字，卢文龙。还会写什么？我还会写牛和羊，那是我在牛街学的，那里有卖羊肉片、卖牛肉的，因为我总去那里逛，所以就认识了。还会写什么呢？我会写官菜园上街。这几个字写出来，老师觉得不得了，小孩子竟然能认识这几个字。其实这是因为我每天都进这个门，抬头就看见官菜园上街这几个字。
90年代牛街的牛羊肉店
后来等到我工作的时候，开始介绍北京的史地民俗，所以我就对自己住的这个地方特别感兴趣。因为这个名字我跟别人一说，大家都觉得特瘆的慌，叫“棺材”园上街。但特别有意思的是，那地方确实布满了棺材。
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当时在北京宣武区，陶然亭公园的北门是一条街，从自新路一直连到陶然亭，是一个东西走向的大街，现在是一片的车水马龙。但在1995年的时候这条街刨地，好像当时刚有光缆这种东西出现，市政部门要在地底下埋光缆。这条路是我那会儿上学的必经之路，所以我亲眼见证那条街的大土堆上面翻出来的大腿骨、下巴磕、大脑袋，全是大骷髅。偶尔还会翻出了几个瓷瓶子，包括一堆铜钱，都不是很值钱，也不是很有文物价值，其实就是清末的东西。只是来几个专业的人员鉴定完了就给拉走了。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我往那坑里看，那坑里就是一溜儿棺材，整个挖出一站地的距离，得有800到1000米，非常壮观。
听老人讲，当年这地方就是乱坟岗子，那会儿地位比较低微的，饭馆跑堂的，没爹没娘的，妓院里边卖身的，这些人死了之后，他们可能入不了祖坟，甚至从小被人拐到这里来，他都不知道自己爹妈是谁，那么死了之后就埋在这个地方。我当时亲眼见证了这就是一个乱葬岗子。
老北京城外有很多荒地，也会有很多乱坟岗
那会儿我特别“缺德”，捡了一个死人的下巴磕，把它洗干净，揣进兜里到学校吓唬女同学，搁在人家的位斗里，差点儿让老师请家长。还有一次我捡了一大骷髅，各位您可能见过骷髅，可您没摸过那东西吧？挺沉的，是特别瓷实的大骷髅。我把它拿到家里，放在水龙头底下冲，因为上面全是泥，那可是清朝的骷髅啊。最后我就把骷髅摆在院子里玩，让大人看见之后一顿臭骂，让我赶紧给扔了，还不能原地扔，要去人家工地扔，哪捡的扔回哪去。光扔还不行，还得跟人家念叨念叨，得说对不起，才能回来。我最后就把那骷髅头扔回了工地，当然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后来我就在想，官菜园上街真的就是埋满了棺材的地方吗？我在段炳仁先生主编的《北京胡同志》里面查到了两种说法。因为北京很多的街巷胡同历史很悠久，所以它的名字来源也并不是只有一种说法，但有两种说法在北京史学界比较公认，一种说这是当年的官家菜园，也就是官府种菜的园子，所以叫官菜园。另外一个说法是当年这条街里有一户人家姓尚，这家人的手艺就是打棺材，因为手艺特别好，所以叫棺材尚家街，后来变成了官菜园上街。
关于第二个说法我倒是很认同，因为当时的周边还有很多这样的胡同。比方说离我们官菜园上街不远，往西边儿走，法源寺那里有条街叫醋章胡同。因为当年这里有一户姓章的人家酿醋酿得特别好，所以胡同就取名叫醋章胡同。那么以此类推，在当时的清朝，尤其是清末的北京，在宣南地区聚集了一大批手艺人，以他们的手艺命名胡同，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
正在拆迁的北京胡同
这条胡同里发生过很多离奇的事情，在我工作以后，那条街拆了一半，留了一半，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各位住胡同的朋友都知道，关于胡同里的厕所经常会有一些灵异传说，好多孩子都会把它说成一个特别阴森的地方。现在的孩子没上过公厕，住胡同的机会也少了，但我们那会儿没有家庭的厕所，都是公厕，尤其到了冬天，西北风一刮，路灯底下枯树杈子的影子映在厕所的窗户上，厕所里边一个人都没有，你望着黑漆漆的茅坑，那是一种毛骨悚然的状态。
2000年之后的一年，有一天晚上，一个清洁工在厕所里发现了一个黑塑胶袋，他觉得这不能冲走，会堵坑子，所以只能提上来，但没想到把这个袋子破开之后，发现死人了。这可不是我编的，这件事情上过当年的《法制进行时》。这情况一下就惊动局里了，这是碎尸案啊，警察就开始找，结果找了我们家周边几条胡同的厕所之后，竟然把这个尸体给拼上了。
深夜的胡同总有点阴森的感觉
杀人犯非常狠毒，他把尸体分了好几袋，都扔在了宣武区官菜园和牛街附近的厕所里。后来这个事情解决了，人抓到了，该判也判了，但是这件事给胡同里的居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老爷们还好说，女同志跟小孩到了晚上几乎就不敢上厕所，妇女同志都得拉着老公，女的在里边上厕所，老公就在门口呆着，里边喊一句，外面应一句，那个阴影确实磨灭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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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的院子里住了好多街坊，有杨奶奶一家人，还有黎奶奶，我们对门北房住的是姑奶奶，她姓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从小我奶奶就让叫她姑奶奶。她老家是烟台的，但是在北京生活了多年，也是满嘴京片子，以前她们老家亲戚给她寄过烟台梨，那也是我第一次吃烟台梨，确实比北京卖的好吃。我们家住南屋，就是老卢家，还有一家姓陈的，在把角住。院子里一共就这几户人家。
这院子里的每一家人都有故事，比方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黎奶奶。黎奶奶老两口子带着儿子住，他们父子俩都是以前公安系统的片儿警。他们家窗户临街，那会儿我们这些小子就特别地讨厌，等到放暑假的时候不睡中午觉，在人窗根儿底下踢球冲着墙踢球。
胡同里踢球的孩子
现在我住楼房了，楼上的孩子在家跑来跑去我都受不了。后来我跟我媳妇说，可能这就是报应，当年我冲人家闷球的时候，我也是这德行。所以一想到这种情况，我释然了。他才一个三岁的孩子，跑就跑去吧，起码晚上睡觉他能消停了。
我往人家墙上闷球的时候，黎奶奶知道是我，但是院子里邻居的关系都不错，也都容忍了。可能有时候实在受不了了，黎奶奶就站在炕上，从窗户露出脑袋来，然后敲敲玻璃，带着口音就说：“别闹了！龙龙。”她叫我小名。我说：“行行行。”
住北屋的是院子里年纪最大的姑奶奶，她走得比较惨，因为多年的风湿病，一犯起风湿来便痛不欲生。我从小就记得她是一个干瘦老太太，整个手脚都是畸形的，走路要拄一个拐棍。她老说自己年轻时候身体有多棒，我奶奶爷爷也说：“你姑奶年轻的时候可棒了，就你这体格，你姑奶奶把手掐在树上，你能在她胳膊上打摽悠，就棒到那种地步。”但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干枯的老太太，四肢变形。我经常在晚上能听见她在屋里边“哎呦，哎呦”地喊，可能是因为病犯得厉害，真受罪。院里所有人都对老太太特别照顾，她无儿无女，就自己一个人。
在一个秋天的晚上，老太太出事了。
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天黑得早，冷得也早，大家都已经盖着薄被睡觉了，所以各家各户晚上上帘的时间也早。后来我们都回忆，包括我奶奶也说，这要是夏天，可能老太太就没事了。怎么了呢？她自杀了。晚上大家都睡得早，老太太的屋子照样能看出窗帘里映着灯光，看着电视忽明忽暗的。没多会儿，老太太又叫唤上了，因为老太太隔三差五就叫唤，那种疼谁都理解，所以那天谁也都没当回事，有的人家都已经黑灯睡觉了。老太太叫了一会儿就不叫了，跟往常一样。但第二天街坊再去开门的时候，发现老太太躺在地上，旁边倒着一瓶敌敌畏。等发现的时候，人都已经凉了。
那时候我上小学三年级，那是我第一次见证生死。这院子里之前没死过人，姑奶奶是第一个，而且她跟我从小玩到大，因为她一个孤老太太没什么事做，又无儿无女，就哄着胡同里包括院子里的孩子玩，所以那会儿我和她感情挺深的，也是非常难受。后来姑奶奶盖上白单子被担架抬出去了，再也没有以后了。
旁边还有一户姓王的人家，他们是老两口子带着一儿子，一个闺女。闺女嫁出去了，儿子在本院生活。这家人特别传奇，他们家老爷子，我叫他王爷爷，他以前是北京专门跑大棚的厨子，手艺在胡同里那是盖了，没人超得过去。有一次我奶奶做饭，做鱼到时候就把鱼肚子剖开，把鱼杂全掏出来扔进垃圾桶了。王爷爷是一个老北京人，一派怡然自得的样子，不慌不忙，走到这儿一看这垃圾桶，就问我奶奶说：“卢婶，这都扔了？”我奶奶说：“这鱼肠子、鱼鳔、鱼肚子，这不扔干嘛呀？”但是王爷爷全捡了起来，拿了一个能漏水的浅儿，把这些东西搁在里头用水一冲，回去炒了一盘菜，他说这叫炒鱼杂，好吃得无以复加，整个胡同孩子都去尝。他能把扔掉的东西变废为宝，不愧是专业的厨子。
大杂院里的人们经常在院里做饭
他的儿子王叔留着一头浓密的四六开大分头，但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叫他秃驴，我也叫他驴叔。后来我都上中学了，见面还叫他驴叔呢。他好喝酒，以至于带着他的姑娘也喝酒。一个四岁小姑娘拎着一个燕京啤酒瓶子，一上午晃来晃去，就干这一瓶啤酒，我们全院子的人都有目共睹。
这院子里还住着一个姓周的爷爷，这个人也特别传奇，他是当年宣南地区老北京手艺人留存下来剃头的师傅。现在进了理发店，里面都是什么Tony老师，但那会儿的剃头师傅真是靠手艺吃饭。他不光会剃头，还会按摩、打五花锤。那会儿我去过他的理发店，都是传统的老式大铁椅子，他在那里给人家剃头、刮脸，然后啪啪啪地打五花锤、敲脑袋。另外他还有一招叫“放睡”，给你揉着脖子，也不知道是掐了哪个穴位或是哪个血管，这人可能就有点脑供氧不足的那种感觉，一会儿就睡了，睡也睡不长，睡个20分钟，醒来却感觉特别解乏。因为那会儿我没事干，总在理发店的大长椅子上看他给人弄这个，特别有意思。
80-90年代胡同里常见的理发师傅
那会儿只要是会剃头的老师傅，也都会正骨。我记忆特别深，我那会儿脱臼，要搁到现在，一定得去儿童医院挂骨科，但我那会儿从来没有。我姥爷是学唱戏的，戏班的都会正骨，剃头的人也都会正骨。所以我那会儿脱臼，周爷爷如果不在，我就找去我姥爷。我姥爷家离我奶奶家也不远，一个在街东头，一个在街西头，走路的话也就500米，但我大部分时间都是找周爷爷。他给我拉到屋里头，大手特别有劲，然后跟你聊聊天，按着按着，腾一下，就给你按回去了。回家之后，再疼两三天，基本就好了。
我们家是除了姑奶奶以外，在院子里住的年头最长的人家。因为姑奶奶岁数太大了，管不了事了，而且已经满身都是风湿。而我们家属于老两口身体健康，所以在我们院子里，基本上都是我爷爷我奶奶在管事，人缘混得不错。我记得几件事，比方说收钱的时候，那会儿全院只有一个电表，一个水表，需要挨户摊钱。我爷爷那会儿拿了一个本子，打好了格，在上面写着谁家收多少钱，大家都信服。
很多大杂院是需要大家共用院里的水龙头的
还有就是冬天的晚上“喊回水”。我们院子门口一进门的门道有一井盖，冬天怕水被冻上，都得用大勾子把井盖勾起来，然后我奶奶站在当院儿喊：“还有没有用水的？用水赶紧出来，不用水回水了啊。”然后她就拿一个像钢叉子一样的东西，插那井里的罗盘上一拧，就把总闸关了，等到第二天再开，省的这一宿把水管子冻了。
在院子里北房的西间还有一家姓陈的小两口带一小姑娘，那个小姑娘比我小一岁，我们当时玩得特别好，算是同龄人。后来人家搬走了，房子空着，但是人家把钥匙交给了我奶奶保存着，说您帮着看房子，您有事随时都可以进去。这就说明人家信得过我们家。
后来我二叔住的牛街拆迁，当时没有地方可去，但拆迁之后还得搬回去，就是一年两年的事，后来我奶奶就给人家本主打了一个电话，说我这二儿子拆迁，可能一两年就能搬回去住，您看您的房子我们能不能借住一下。人家特别痛快，就说您住进去，而且一分钱不要，然后我二叔就在我们这院子里住了两年。那会儿的邻里关系从来没有钱的概念，这也是我当时在这个院子里记忆最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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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的父母讲，爷爷奶奶当时在北京结婚的第一所房子就在这个院子里，后来一直就住在这官菜园上街。老两口结婚当年结婚的时候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那是一棵酸枣树。我记得特别清楚，酸枣结枣的时间是每年的深秋，那时人们都已经穿上秋衣秋裤了，家里也已经开始膛炉子、刷烟筒，准备囤煤，要隆火。就在那样的时候，枣就掉地下了，小酸枣有小母指那么大，满地都是。每到那个时候，大人就给我拿一个笸箩，我就去满地捡酸枣，然后拿到水龙头那儿冲一冲，留在家里吃。
等到拆迁的时候，大家纷纷都走了，因为是大杂院，所以不可能统一走。当年特别热闹的一个院子，每个屋子都住满了人，尤其到了夏天，各家都在门口，在房檐底下支上小桌吃饭。孩子们都互相串间儿，他吃李家，他吃张家，谁家也不避讳，大家其乐融融。但后来随着一户户的人走，这院子清静了，我们家后来也走了。
绝大多数北京的院落里都会有一棵大树
走了之后，我又几次去过那个地方，因为我上班经常路过。那时候院墙扒了，门已经剩了半扇儿，里面的房子有的挑了，房顶有的还残破，反正没有人了，成工地了。我爷爷那时候已经过世了，但是老爷子很有福气，活到九十走的。我奶奶一个人身体很好，有一次她从现在住的楼坐公交车去以前的老宅子，我去看她的时候，她跟我讲：“今天我又去老宅子了。”
我说：“您干嘛去了？”
“嗨，我就在咱家门槛儿底下台阶上坐会儿。我跟那老树说说话。”
当年院子里正中间有个花池子，奶奶除了种树，她还种了好多的花，尤其爱种牵牛花，这东西好长。我们一搬迁，这牵牛花没人管了，就涨疯了，顺着窗框往房顶上爬。奶奶就跟那树和花说：“长吧，长吧。长到什么时候人家彻底拆了，把你们一刨一扔，就完了。”其实这话，听得人非常无奈，也很心酸，也可以说见证了那一代人胡同生活的结束。
胡同里常见的牵牛花
我们是最后一家搬走的，那个时候大门是残破的，院子里没有人了，我爸就拿了一个带羊角勾的锤子，把钉子起下来，就把这个门牌摘下来了。因为很多年一直在大门上面钉着，那门牌已经掉了一块瓷，底儿已经不是全红了，边上已经磕瓷了。我爸就把它拿下来，收起来了。等到我长大了，都已经上班了，他把门牌拿出来，在一个塑料袋里包着，说是当年摘下来的，你留着吧，就把它给我了，然后我就继续留着。
我后来出第一本书，叫《阿龙聊北京》。出那本书的时候，出版社编辑说：“封面你用什么呀？你也照两张封面照片去。”我当时照了一套封面照片，其中有一张就是手里拿着我当时家里的门牌号，为的是留一个念想。
粉丝送给阿龙的门牌复制品
搬走之后，我其实有几次梦到过这个院子，频次不多，但是印象特别深。梦里的空天都是灰的、红的那种感觉，不像真实世界的色彩斑斓。我们对面那条胡同的那排房子是先拆的，房顶挑了之后，有的残垣断壁立在那，地下就是一片瓦砾。残墙的底下是豆绿色的墙围子，上面贴的明星海报是郭富城、林志颖这些人。
我当时看到这个海报，就能知道这是谁家。因为整个胡同里的发小，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贴着马拉多纳的是冯家，贴着歌星的是曹家，他们都是我们的小伙伴。拆掉房子的地上还铺着地板革，这是那会儿特别流行的东西，有有仿木的，也有红白相间方块的图案，而且光看地板革的样式，也能知道这是谁家。
手里拿着游戏机的孩子，可能是胡同里生活的最后一代人
我在梦里就去过铺着地板革的地方，而且记忆里特别清楚，地板革上有四个印，是床腿，当年这就是床。我就跟我的发小坐在床上，趁他爸走了，我们俩玩游戏机，玩冒险岛，玩魂斗罗。在梦里我也回到过胡同，跟我们的发小一块儿玩游戏机，一块儿还拿足球闷黎奶奶家的墙。
现在大家都住楼房了，很多人也感叹说楼房的条件比平房好了不知多少倍。那时候在平房里做菜，各家互相串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冬天冻屁股，夏天辣眼睛，但为什么还喜欢那儿呢？现在咱们住楼房，引起邻里之间矛盾的原因又是什么？比方说谁家油烟机没密封好，做饭串味儿了，我就有意见，最后闹矛盾。但住平房的时候不互相都串味吗？也没有矛盾。
再一个引起矛盾的原因就是扰民了，但那会儿我去闷人家的墙，院子里没有隔音玻璃，都是木窗框和普通的玻璃，谁家起来干点什么，抬着自行车出门，这边刷牙、洗脸，脸盆掉地上一样地吵人，但是没有矛盾。
其乐融融，充满生气的胡同生活
我觉得其实矛盾的根源不是谁制造了动静，而是人的心远了。那会儿住在一起的时候，人的心是近的，所以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只有有过邻居，而且是那种院子或者筒子楼的邻居的人才能理解。如果您起根儿就住楼房，很难理解这句话。所以那会儿住在院子里，要比现在住楼房热闹得多。
我结婚之后，我夫人的姥爷本来在城里有房，但人家不愿意，最后还是搬到郊区住院子去。为什么？他说在城里住楼房忒安静。其实真的安静吗？也不是。楼上走道，你也听得见，外头按喇叭，你也听得见，但他觉得就得有邻里的互相吵吵，郊区得有狗叫，得有鸡打鸣，他说这才是生活，这才是人生。他说过一特别经典的话：“活着就是热闹，死了之后，那屋里边特别安静，那叫太平间。”
我一想那会儿我们确实是这样，这种动静谁家都有，但它体现出来的是热闹，是生气，不像现在一有动静，那也是生气，打心里边生气，那就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