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上篇戚繼光攪了馬寧遠的“踏苗毀田”，這件事情性質就變了。戚繼光的出現，已經代表從裕王府派出的譚論開始直接阻止嚴黨的“改稻為桑”。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鬥爭，往往都是從一些邊緣的小人發起試探性攻擊開始的。真到雙方的大佬親自上陣，比如第一集的財政內閣會議當中的政鬥，那就意味著最後決鬥開始，基本上就是你死我活了。
最後雙方因為嘉靖的親自調和，暫時得到平息，但雙方都知道，政鬥一旦展開，就必須有一方徹底出局才能終結。這道理甭管是嚴黨還是裕王黨都懂，嘉靖更懂。只是嘉靖需要讓這場政斗的波及範圍比較小而已，別鬧得國家不安，打擾了自己的仙修。
這次浙江的“改稻為桑”，就是一次典型的，由上層人物設定，但由最底層人物開始一級一級往上蔓延的政鬥。
身為正五品的杭州知府馬寧遠，雖然在稻農面前，已經是朝廷高官了，但實際上在這場政鬥中，也就是個馬前卒。與他對陣的戚繼光，同樣也只能算是裕王黨最外圍的一顆棋子。
馬寧遠失敗之後，立刻氣急敗壞的去找總督胡宗憲告狀，指望扳回這一局。浙江的官場重量級人物，第一次亂鬥開始。
馬寧遠是具體做事的，自然是第一個站出來，一上來就沒啥好話：
“我們在前面賣命，別人在後面拆臺!乾脆說，朝廷改稻田為桑田的國策還要不要人幹!要這樣幹，我們可幹不了!”這話看似非常強硬，實際上非常無奈。作為最基層的幹部，其實對國家政策壓根沒有插嘴的權利，只能是被動的執行國家政策。政策一旦執行的出了差錯，如果是政策本身設定就有問題，高層頂多開個會，討論一下失敗的經驗，修正一下過去的指導方針。再嚴重些，也不過是政策的主導者，丟掉權力強制退休之類的。但下面具體執行政策的人，往往就需要付出生命代價了。
那躲過去行不行？
根本不可能。朝廷當中一定會有派系問題，因為最高權力只有一個，但爭奪者卻有很多。如果只是個芝麻綠豆的官員，那是不關他的事，但輪到知府這一級，對應到現在官場，就是地委書記這一級，想不想都得被捲入進去。
《大明王朝1566》書裡面特別提到了，鄭泌昌曾多年擔任知府，死活升不上去，最後還是投靠了嚴世藩，才飛黃騰達成了二品高官當上了布政使。
無獨有偶，前兩年熱播的《人民的名義》，呂州市的好乾部易學習，也是多年來就在地委一級打轉，最後輪到沙瑞金才時來運轉。
一旦進入派系，每個人的一舉一動，很大程度上就不是代表自己了，而是代表派系的利益。但派系的高層，只會給出指導性意見，不可能給出具體意見。那底下人幹事，就只能風險利益自擔了。比如馬寧遠，他何嘗希望治下的百姓受苦受難，他也知道稻田必須灌溉，可那有怎樣，上面催的緊，自己就只能賣命幹了。
馬寧遠這話就能非常表現出這種執行政策時候的痛苦，面對民眾的反對，就已經很難辦了。譚論還在背後使壞，將來辦不成自己的肯定是要背鍋的。所以他說話的時候，指向就非常明確，到底能不能執行。
鄭泌昌就不一樣了，作為一省的封疆大吏，他的著眼點就跟馬寧遠不一樣。鄭泌昌太清楚，譚論的阻撓根本不是關鍵，關鍵還是目前的一把手胡宗憲。只有胡宗憲拍板說繼續幹，那才能幹下去。那怎麼才能說服胡宗憲？自然抬出更高層面的人來施加壓力，逼迫胡宗憲就範，所以鄭泌昌說的話就是：
四個月過去了，朝廷叫我們改種的桑田還不到兩成。內閣幾天一個廷寄責問我們，這才叫馬知府他們趕著去幹。今天織造局談生意我們都在場，五十萬匹絲綢年底前要交齊，我們浙江卻產不出這麼多絲，到時候恐怕就不會只是內閣責問了。楊公公他們在呂公公那裡交不了差，呂公公在皇上那裡也交不了差，賬一路算下來，我們這些人只怕不是撤差就能了事的。核心含義就兩個，第一這是內閣逼的。第二，現在司禮監也已經卷進來了。如果將來出了問題，兩大中樞都得找咱們算賬，咱們得一起背鍋。
當然，這是明面上的意思。
背地裡還有別的意思。
馬寧遠作為知府，可能對上面的事情，只是得到點風聲，具體是怎麼回事，其實並不知道。但作為朝廷二品嚴世藩的心腹，鄭泌昌可對上面的事情知道的很透徹。在鄭泌昌眼裡，胡宗憲明明是嚴黨的人，“改稻為桑”又是嚴嵩定的事情，胡宗憲為什麼就會各種阻撓，死活不幹呢？那自然是因為譚論所代表的裕王勢力。看來胡宗憲是準備投靠裕王派了。
鄭泌昌猜是這麼猜，但又不能直接問。另外，雖然鄭泌昌是嚴黨，但也得給自己留條後路，也斷然不敢跟馬寧遠似的公然跟裕王派翻臉。所以，嚴世藩他得罪不起，“改稻為桑”就必須推行，但裕王派他也得罪不起，所以說話的時候，就只拿國策說事兒，反覆強調自己的不得已而為之。將來就算裕王登基秋後算賬，他把責任往嚴世藩頭上一推，照樣可以確保自己無憂。
相比之下，何茂才頭腦就簡單多了，上來就說：
我看是有些人在和朝廷對著幹! “省裡調兵給馬知府去改桑田，就是為了防著刁民鬧事，現在好了，刁民鬧到總督衙門了!到底是誰下調令叫戚繼光把兵帶走的?當著部堂大人，還有楊公公在，自己說清楚!”這是擺明了跟譚論叫板。
何茂才的想法就沒有那麼複雜，他不想關心這件事情背後到底牽扯多少關係，他的目的非常清楚，只要搞定譚論，“改稻為桑”就能繼續幹下去。
但這也不意味著何茂才就是傻子，其實此人粗中有細。何茂才之所以敢這麼明目張膽的叫板，背後的底氣也來自於國策。雖說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改稻為桑”的國策就是嚴黨推行的，裕王派並不同意。但這個策略是嘉靖拍板定下來的，而且從明面上看，內閣發下來的時候，代表的就是整個內閣的意思。何茂才作為底下幹事的，執行內閣命令，是沒有過錯的。相反，現在的譚論，反而是動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撓國策執行，這反而是錯誤的。最關鍵的，就算將來事情翻盤，作為浙江省的第三號人物，就算論罪也輪不到他頭上，他自然有恃無恐。
但平心而論，何茂才確實魯莽了一些，看上去挺豪氣萬丈，但實際上遠不如鄭泌昌綿裡藏針，來的風險更小也更有效些。
按理說，何茂才已經把話說明了，譚論就必須站出來表態了。當然，譚論也可以縮頭不表態，鄭泌昌何茂才自然不敢也不能把譚論怎麼樣，但鄭何二人就可以把帳算到戚繼光頭上了。
很明顯，譚論好漢做事好漢當，準備站出來抗雷時，令所有人都意外的事情發生了，胡宗憲居然站了出來，說是自己下令給戚繼光撤兵的。
這明顯就是謊言。
因為馬寧遠之所以能調動戚繼光的兵去踏田，所以依靠的手續，就是部院出局的調兵令。這調兵令明顯就是胡宗憲出具的。這就說明就是馬寧遠乾的這事兒，他是同意，或者至少是默認的。要是沒有胡宗憲的態度，作為胡宗憲的人，馬寧遠也不可能那麼賣命的去幹，還跟譚論頂起來也理直氣壯的。
但此刻胡宗憲就說是自己乾的，所有人都知道這不太可能，但又沒一個人敢質問胡宗憲，於是大家都震驚了，但都沉默不語。因為這是不是意味著胡宗憲從此刻起，就要脫離嚴黨，加入裕王派系了，大家誰心理也沒數。大家都等待著胡宗憲後面的話。
可胡宗憲又一次出乎大家的預料，根本沒打算解釋自己為什麼要撤回調兵令，反而直接問了一個看似不相關的問題：
以官府的名義向米市上的米行借貸一百萬石糧，現在借貸了多少？這個問題一下子問的主管錢糧的鄭泌昌有點懵了，遲鈍了幾秒才反應過來說：
“很少，都說缺糧。”胡宗憲緊接著又問：
“外省調的糧呢?”鄭泌昌又開始訴苦：
“和往年一樣，一粒也不願意多給。”緊接著胡宗憲就爆發了：
我是浙直總督，又兼著浙江巡撫，朝廷要降罪，都是我的罪；百姓要罵娘，該罵我的娘。改稻田為桑田是國策，必須辦。可桑苗現在插下去到秋後也沒有幾片嫩葉養中秋晚秋的蠶。官府不借貸糧食，只叫稻農把稻田改了，秋後便沒有飯吃，就要出反民!每年要多產三十萬匹絲綢，一匹不能少。可如果為了多產三十萬匹絲綢，在我浙江出了三十萬個反民，我胡宗憲一顆人頭只怕交代不下來!”這段話的核心含義就是，你們這麼幹，我胡宗憲不同意，要背鍋，大家就一起背！
但這是胡宗憲的真實的想法麼？
自然不是。
從後續的劇情也能看出來，胡宗憲這段話雖然把利弊說的很清楚了，但是鄭何二人根本沒當回事，反而把事情辦得更糟糕了，後面的“改稻為桑”直接就成了“毀堤淹田”。
那胡宗憲說的不對麼，為什鄭何都不聽？
胡宗憲說的是對的，但鄭何二人更清楚，如果國策因此就不執行了，自己雖然避免了砍頭的潛在危險，但嚴世藩豈會繞過他們。胡宗憲是嚴嵩的嫡系，嚴世藩自然動彈不得，鄭何二人可是嚴世藩的心腹，如果不聽大哥的命令，那後果撤職查辦都是輕的。所以胡宗憲說的雖然對，但對的沒全說。鄭何二人計算的才更準確。
那胡宗憲的真實想法是什麼？
胡宗憲一方面看見“改稻為桑”潛在的巨大危險，另一方面也十分清楚，這就是嚴世藩搗鼓出來的，嚴嵩是被裹挾進去的。第三，胡宗憲在本劇裡面，算是個好官，雖然做不到海瑞那般愛民如子，但好歹也得讓治下的百姓過得下去。
那胡宗憲為什麼不明說？
這道理很簡單，官場上能說真話麼。
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每個人的位置不一樣，思考時候的出發點，和利弊的判斷方式，必然不一樣，這就是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胡宗憲有胡宗憲的想法，鄭何則有鄭何的想法。既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那到底該執行誰的想法？
很多人就會天真的認為，誰的想法對，就執行誰的？
這就是典型的理論派錯誤。因為每個人都會認為自己的想法對，認為別人的想發錯。可決定只能有一個，而且決定一旦做出，那是對所有人都有影響的。
當年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在古巴搞革命的時候，很多年輕人覺得革命是個很浪漫很英雄的事情。於是很多年輕人就頭腦一熱參加去了。等他們發現所謂的革命成天就是鑽山溝吃不飽穿不暖時，就要打退堂鼓，脫離革命隊伍。但這時候就引發了劇烈爭論。
這些年輕人，到底能不能脫離隊伍？
作為年輕人自然覺得能，因為革命隊伍本來成天說的也是追求自由平等之類的，那自己肯定擁有脫離的自由。
可另外一些老兵就提出，這些年輕人已經知道了他們深山裡的革命根據地，萬一他們下山之後，被政府軍抓住，讓他們做路探怎麼辦。
這就是理想中的問題，與現實中的區別。
很多時候，人們談論起各種權利，都是靠法律條文去推導，從世界倫理去推導，其實並不對。權利只能從實際當中去推導。因為在現實生活中，能被兌現的權利，才是真權利。
胡宗憲固然擁有自己行為的權利，但他的決定卻會讓所有相關人員都受到牽連，那就必須說出一套能讓所有人信服的道理。
可惜胡宗憲的道理還是沒能說服其中一個人，那就是楊金水，於是楊金水反駁道：
“部堂大人，你們浙江的事我過問不了，可織造局的差使是我頂著，今天這筆生意我可是替朝廷做的。眼下從江寧織造坊、蘇州織造坊加上江南織造局的庫存一共也就十幾萬匹。照兩省現有的桑田趕著織，就算一年內分期付貨，到時候還要短二十多萬匹。那時候內閣不問你們，宮裡可要問我。”楊金水的意思很明白，雖說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但你不配合我，那將來我自然也不會配合你。
胡楊二人的核心分歧，其實還是因倆人位置不同造成的。作為浙江官員，無論是胡宗憲，還是鄭何，甚至包括馬寧遠戚繼光譚論，都守土有責，萬一將來出了反民，那大家從上到下，集體背黑鍋，一個都跑不了。可楊金水是織造局的，他只對司禮監負責，只對皇上負責，民生之事一概不管。那胡宗憲這套話自然嚇不住他。
可胡宗憲也沒權力去管楊金水，所以胡的辦法就剩一條了，請示上級領導：
“所有的事我今天就給朝廷上奏疏，請朝廷督促鄰省給我們調糧。布政使衙門和按察使衙門現在立刻去向各米行催貸糧食，所有的借據我胡宗憲加蓋總督衙門的印章。運河上每天都是運糧的船，有借有還，為什麼就借貸不到?不願借糧的以囤積居奇問罪!逼他們，總比逼百姓造反好!”事情又向上傳到了一級，這次該嚴黨高層爭鬥了。
